掘火档案

A Selection of Critical Mass in Music, Films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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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莫之 发表于01/30/2015, 归类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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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辉

(编者注:这是采访者主打策划的掘火“作者”系列第一集,标题为“作者”名字)

2015年1月6日,阿姆斯特丹的书房。

 

 

周耀辉

 

周耀辉与我握别是在黄昏,因为冬天,上海的街面早已灯火通明。“好好看妈妈。”他又补了一句。半个小时前,我们在灵石路的非艺术中心,那张沙发上还坐着他的女助手。本次上海行,以及一系列的事务,都是艺术展览“摇摇欲坠”的衍生,周耀辉担任策展。策展人是他继填词人、博士、学者、教授之后的全新头衔,当然,最倚重的身份还是填词人。

周耀辉成长于单亲家庭。他和林夕是同年(1961年)兄,两个老射手,生日差一天,风格差好远。当然,他也有织文成绮的一面,处子作《爱在瘟疫蔓延时》不乏“风吹草动荡满天,风声凄厉伴鹤泪”这样的拽文。那是1988年,他向电台同仁黄耀明请缨,想写歌词。随着专辑《意难平》的发表,香港乐坛开始留意周耀辉这个新名字。《忘记他是她》是他在那张专辑里最著名的贡献,张国荣的评价是“醉生梦死”。《天花乱坠》的艺术成就或许更高。电影史如果能容忍“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这样朋克的划分,那么达明一派的历史也不会抗拒被《天花乱坠》拦腰斩断——《意难平》凑巧是达明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后面还有三张。很明显,《天花乱坠》之前的达明是文艺的。文艺讲究逼格,歌名不是小说标题就是电影抬头,歌词华美,不会如此俚俗:

“你股票价格怎么,你工作报告几个,你心里世界没变几多,我今天歌歌多呵呵,你家里老幼怎么,你炒过芥菜几颗……”

《天花乱坠》之后的达明更开放,这首歌为日后《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无大无细超)》和《十个救火的少年》的荒诞现实打下基石。类似新颖视角的不断涌现,就是周耀辉之于华语乐坛的最大意义。

《意难平》发表于1989年5月,一个月后的学生运动促使周耀辉辞去在香港政府的工作。他成了全职作者,一个freelancer。他的词人事业开始“大路齐阔步,百千脚步似起一舞”。只要是周耀辉的歌词,或多或少,氤氲着对社会政治环境的疑虑,无论它的情歌面具如何逼真。“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他写给黎明的《Happy 2000》,以这段rap开场,第二段的rap更见预言:“什么不会变,什么不会变,以为不会变依然会变……”这首无比欢乐的快歌发表于1999年,是十年前写给达明一派的《你情我愿》(一首哀怨的慢歌)的变奏,后者的头几句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大只愿望,齐齐同行迎著未来共闯,这个世界变化太大只愿望,快快同行投入美丽国邦……”到了2011年,香港文化力量齐齐北上的大势,周耀辉交给黄耀明一首《下流》:

“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剎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

周耀辉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作者,他为很多偶像艺人写歌词,数目惊人,这成为研究周耀辉的一大难点。在废墟里寻找生还,黄秋生的名言是“只有烂片,没有烂的表演”。周耀辉有周耀辉的坚持,这种坚持不因地域、对象的变化而动摇。他的大陆客户里,李荣浩是难得的绩优股,于是,就有了《模特》:

“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

当李荣浩在台湾金曲奖斩获最佳新人,当他现场演绎、歌词滚动之时,二岸三地的解读估计不同。

近年来,周耀辉的歌词产量开始缩减,他的著作在大陆相继出版、再版,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大艺术展馆、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坛,他对社科研究、视觉艺术的兴趣日趋浓厚。“摇摇欲坠”是他担任策展人的第一步。托展览的福,也托冰雁、公路两位女士的福,我有机会和周耀辉做这个长谈。他的国语比黄耀明好,但逻辑表达还是粤语的。录音始于下午1点20,因为人或事的插入,分为六段,整理的过程,我只做了一些小修饰,删除口白的无谓重复。我们聊得很平实,他的语调极轻润,到了4点半,他突然探身打断,问还有多少问题,因为要去长乐路,与朋友有约。长乐路和我的住址是两个方向,却离我娘家不远,于是,访问的最后一部分是在出租车上完成的,过程更为轻松,他还续了一些父母印象,对在加拿大的父亲没有恨意,对故去的母亲满怀眷恋。

 

——王莫之,2014年岁末

 

 

 

《掘火》:两岁的时候,你的父亲离开了这个家。你在贫民区长大,和妈妈姐姐住在一个十平方的房子,那层楼住了80多户居民,共用一个浴室和洗手间。你说过:“很小就强烈地感觉到妈妈对我的期望,要出人头地。”但是,你的小学时代有很多的时间是在电影院度过的,你的妈妈甚至每天去学校,把看电影所需要的钱交给你。一到放学,你就背着书包飞奔去老虎岩的金国戏院,因而看了大量的奇情、恐怖、色情的西洋电影。这两点难道不矛盾吗?

周耀辉:我妈妈给我的是戏票,不是钱。当时我没有太猜想妈妈的态度,因为我是小孩子,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妈妈怎么安排,基本上就是照做。让我觉得奇怪的不是看电影,而是妈妈到学校送戏票这件事,很明显,其他同学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妈妈没有太多钱。我们看的是工余场,就是在放工之后,大概是下午5点45,有一场,放的也不是新电影,基本上每天都不一样,特别便宜。我是6点下学,我妈妈不会等我,她总是提前买好票,送到学校,让老师转给我,叫我去戏院找她。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一种逃避,因为电影是另一个世界,她可以有她的幻想。我妈妈特别喜欢看外国片,好莱坞电影,又特别喜欢看一些官能——恐怖片、动作片,比如Clint Eastwood,喜欢“Dirty Harry”这个系列——我妈妈真是重口味,我还记得她带我去看《午夜奸杀案》,一个侦探把整堵墙打破,一伸手,找到一些尸体……我从来没有问过她,我的猜想是,她需要得到一些力量,去过相当辛苦的生活。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她需要娱乐——所以我从来没有轻看娱乐。对我妈来说,这个很简单很便宜的娱乐帮了她很多,至于是什么帮助,我就说不出来。可能是她看到了另外的世界,我爸爸在我两岁的时候离开香港去了加拿大,当她看到西方人的世界,她可能就看到了她老公现在生活的地方。后来我做流行文化,就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即便做学术研究,研究的也是流行文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研究正统艺术啊,古典音乐什么的。

《掘火》:除了电影,你的童年还有其他爱好吗?

周耀辉:电影很重要。我家不是书香环境,书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的回忆。音乐也没有,因为音乐很贵,唱机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我家当时连电视都没有,只有收音机。这可能是我最早对音乐的训练,我妈有早上听收音机的习惯,这样能吵醒我们。当时听了很多国语歌曲,周璇、葛兰、白光,然后就是邓丽君、青山、姚苏蓉这些台湾歌手,再然后才是许冠杰、筷子姐妹花、仙杜拉、陈浩德,还有新加坡的丽莎。我的听歌经验就是这样,被动的,所以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写国语歌词,我都不知道,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得多,主要都是听国语的。

《掘火》:这些经历对你后来去电台工作有影响吗?

周耀辉:电台不是我的工作,是一种嗜好,因为是无偿的,至少起初是,所以也不能说自己是freelancer。说回你的问题,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听了那么多广播,潜意识里——可是又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我当时并不觉得自己能做广播,我进电台主要还是因为宗教。大学的时候,八零年代初,我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大学毕业后又参加了“突破”(注:突破机构,1973年成立于香港,以基督信仰为基础的青少年文化、教育机构)。“突破”和香港商业电台有一个合作,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能免费做一档节目,好像是10点到11点,很多人听,我们一群义工就出人出创意,黄耀明就是当时认识的,还有很多人,比如黄志淙(注:“文艺复兴”的主脑,香港电音先驱),潘源良也是“突破”的。

《掘火》:听上去,“突破”有点“进念”的味道,跨领域的才俊很多嘛。

周耀辉:你说的很对。在我那个年代,香港有两个年轻人的组织,一个是“进念”,一个就是“突破”,我觉得这两群人——当然,黄耀明是两边都参加——为香港培育了很多文化精英。我参加“突破”就是觉得自己能写剧本或者是对白,从没想过做DJ做节目,因为我不擅言词,可是有一次开会,有一个人问我,说打算改节目,想找你当主持人,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就答应了。事后证明我当时的反应是对的,从此变成电台的freelancer。

《掘火》:当时想过要和电影行业发生点关系吗?

周耀辉:一直想,我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念导演系。香港当时没有导演系,只有浸会学院(香港浸会大学前身)有电影的学科,但不是大学学位。我虽然很想去,但读书读到这个程度不进大学实在是对不起我妈妈,所以当时就找了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有大学学位的导演系,刚好我在澳洲有亲戚,可以帮忙照顾,就申请了。可是它说要先给本地的学生,最后就没办法了,就去了香港大学。

《掘火》:好委屈啊,港大是个好学校啊!

周耀辉:可是我想读导演啊。我当时公开考试的成绩非常好,专业是可以随意挑选的。如果顺了妈妈的心意,就应该选法律,因为这是文科里唯一比较赚钱的。我妈妈很早就希望我念工科,但是我从小就不喜欢工科,我也清楚,自己对法律很有兴趣,现在也是,但并不想当律师。于是我就申请了文学院,选了三个我从来没有念过的课程:心理学、哲学、英国文学。基本上,我当时的态度就是,到了大学要学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

《掘火》:所以你是到了大学以后才对文学有了兴趣。

周耀辉:应该这样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进念”的成员基本都是文艺青年,我从小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我不写诗,只是喜欢看电影,而且是通俗电影,艺术电影是大学后才有接触。文学看的都是英文的,后来居然用中文进行创作,真是很奇怪。

《掘火》:大学有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吗?

周耀辉:参加了一个剧社。我进大学后开始想成为一个比较文艺的人,我起初以为自己喜欢演戏,反正有同学说一起去,就去了。我演的第一个剧,也是最后一个,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很小的一个角色,一进去就觉得自己不会演戏,没有太大的失望,认识到自己不能做什么是一件好事,对今后的定位有帮忙。另一件事,就是成为基督徒,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宗教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学习自信,了解自己原来还有一些可以的能力。

《掘火》:父爱的长期缺失,对你的私人生活、填词生涯,你觉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周耀辉:对性别议题产生了兴趣。我觉得很根本的,和他有关。为什么妈妈,一个单身女性,要那么辛苦?长久以来,我和姐姐都没有问,为什么爸爸离开后,她都没有再结婚?后来她才说,不想人家看不起我,看不起你们。好像社会对一个女性的选择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女人)有很多男人不用承受的压力。当然,男人也很辛苦。我爸爸就是生意失败,没有工作,他必须要离开香港,去赚钱。我是后来才知道了一些真相。他在大陆老家就结过婚。他和妈妈因为战乱来了香港。他们这代人当时应该没想过可以回去。他们相识,自由恋爱,在香港结婚,以为就是这样了。然后生意失败,在加拿大的亲人愿意帮他——我怀疑哦,条件就是带本来的老婆和家人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在加拿大之后,和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每两个月会寄一封信过来,有一些家用,永远都不够。他觉得这就代表他尽了责任。可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我只看到妈妈的辛苦,她一直都在工作,还是不够,邮政工人常常罢工,一罢工就要去借钱。她还安慰我们:“你爸爸在外面工作也很辛苦。”成长之后,他的不在,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也更生气,甚至不想和他有任何的联系。这种状况很久之后才有缓和。所以现在我对性别的看法,主要是要思考做一个怎么样的男人或女人,我主要批评的是社会,社会对人的限制是那么大,我们的选择其实很有限。

《掘火》:《你真伟大》在你的歌词里是第一首明确涉及父亲的,你对“爸爸”提了很多质问,或者说,代表香港向祖国提了很多质问,“你真伟大”同时也是一首赞美诗的名字,通常你的歌词都可以从爱情和政治两个角度解读,《你真伟大》是否存在着宗教这第三条线?

周耀辉:有(笑)。爸爸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是一家之主,国家也是祖国,都是父系,都是权威。这和我的成长有关,培养了我对父权、对男人作为中心的不满,还有叛逆。我的基督徒生涯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就是因为我对权威对制度对机构,很快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突破”,当然,我对它们没有恨意,倒有感激。教会让我们读《圣经》,很小心很小心地读,对文字的尊重、专心、敏感,是我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我们讨论过的故事、诗歌,里面的象征,对我来说,都是后来创作时可以参考的。比如说《你真伟大》,它是赞美天父,“你真伟大”,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伟大的话,你能不能伟大到一个程度,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在我的感觉里,对父亲对父权的歌颂,往往是对年轻人的限制,要按着你的要求去做,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说的,要跟着你的脚步走,好像我要和你一样。青年人在上一代的期待和要求下面生活,很大压力,我觉得上一代对我们不够信任,我想把它反过来,所以写了这首歌。你很伟大,但我可以渺小吗?你也曾经年轻过,就让我年轻吧,让我很放任地年轻吧。

2011年,周耀辉手写的《爱弥留》

2011年,周耀辉手写的《爱弥留》

《掘火》:达明作品的歌词,黄耀明作品的歌词,从政治和爱情都可以解释,这种创作态度是一开始就讨论好的吗?

周耀辉:没有。

《掘火》:黄耀明在大陆面对媒体,永远只选择爱情这条线。

周耀辉:我们从来没有刻意这样谈过,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合作一直那么开心的原因。不用说了,大家都明白。一开始我和他真得不熟,倒是合作之后才真得熟了。我们发现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态度是一致的,后来合作多了,见面多了,聊更多的事情——这个跟我后来念书也有关系,念文学,做文化研究,当然也跟我对权威的本来看法有关系。“作者”在英语里是author,“权威”就是authority,两个是有关系的。到现在我们都觉得,作者给出的解释就是权威,所以有人问我的歌词,我都会避免成为权威。这里有一个挑战:我如何不成为权威?所以我不愿意多谈自己的创作,不想限制它的无限。

《掘火》:作品是作者创作出来的,除非你拒绝谈论自己的作品,不然就是上帝。

周耀辉:是的,我知道这是理想状态,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平等。比如说,我们换个环境,不是你采访我,也不是我站在台上演讲,我们轻松地聊天,可能也会聊到我的歌词,这样就不一样。我一直很努力和我的读者,我的学生说,每个人都有阅读、解读的权利,大胆去做吧。

《掘火》:商业电台在1985年组织了一次黄山游,据说你和黄耀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

周耀辉:不是电台组织的,是“突破”。我们一群人,虽然没什么钱,但是玩得很开心。对,我是和他一间房间,可是我们当时并不熟,谈不上朋友,只是认识而已。我还记得他带了一盒cassette——对了,整个旅程不光是黄山,还有南京,好像还有上海——他就放给我听,达明新录完的歌,还没有发表,他们发第一张作品是1986年。

《掘火》:怎么理解你和黄耀明的“并不熟,谈不上朋友”?

周耀辉:就是不会单独约出来见面,从来没有。其实黄山是第一次我们比较认识,因为我们两个男生住在一起。后来,就是旅游之后我们也没有单独约出来见面,即便是88年我问他,想给达明写歌词,那天我怀疑也不是我们单独相处的环境。尽管如此,从83年我进“突破”,到88年合作,这五六年多的时间,我和黄耀明几乎每周都会在电台里见面,总会有一些熟悉的感觉,我才会有勇气去问他,想写歌词。

《掘火》:这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当时还有其他出口吗?如果不是黄耀明这层关系,你还有其他可能成为词人吗?

周耀辉:没有。大学毕业后,我觉得自己中文很不好,那么我就开始看很多中文书,特别是小说,到了88年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大概可以了吧,写歌词是一个证明,还有一点,是我当时听的香港流行歌曲,不是不好,是非常单调,特别情歌这块。我嘛,也有点年少轻狂,觉得如果自己有机会写,会写得不一样。是的,我当时除了达明一派,不认识其他人。当时帮他们写歌词的也不都是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机会。

《掘火》:你当时看了哪些中文小说?

周耀辉:主要是台湾的,很多我都忘了,记的最清楚的是白先勇、陈映真、写《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萧丽红,还有李昂。

周耀辉的笔记本

周耀辉的笔记本

《掘火》:还记得填写《爱在瘟疫蔓延时》时的情景吗,花了多少时间,在什么环境下写的?

周耀辉:在纸上写的,我到现在还是坚持在纸上写,因为比较快。我今天没有带出来,不然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笔记本。我不懂乐理,所以你不可以给我一个乐谱,我必须要听,听完之后就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分隔好(在我的采访纸上示范字节的分隔,同时哼着《爱在瘟疫蔓延时》的开头两小节的旋律)。我必须要把整首歌的字节分隔全部写下来,这里是三个字,那里要四个字,框架先要搭好,然后再——所以到最后我还是一个视觉的人,我必须要这样看到——然后我就看到整首歌的规模,它的起承转合,该怎么样,我马上就会明白,要写得抽象一点,还是具体一点。我的所有歌词创作都需要这个准备过程,光听是写不出来的,必须要看,然后再填,慢慢地就写满一张纸,然后再整理,哪些不用。纸面会很乱,乱到别人看不懂,有时候我自己再看也看不懂。《爱在瘟疫蔓延时》我记得是挺顺利的,具体花了多少时间已经忘记了。

《掘火》:是在早上写的吧,你的生活习惯据说是八点左右起床,早餐要吃很久,要喝三杯咖啡,然后开始写歌词。

周耀辉:是早上写的,不过有没有喝三杯咖啡,忘了,因为当时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我还在政府里当公务员,是轮岗的,工作时间有时早一点,有时晚一点。

《掘火》:你强调过,晚上坚决不工作,晚上要享受夜生活,你的夜生活包含哪些项目?

周耀辉:看电影,看演唱会,看其他的文艺表演,酒吧也去,有时会找几个朋友回家喝酒聊天。

《掘火》:你填词的时候,有环境要求吗,比如某种笔,抽烟或者其他?

周耀辉:唯一的要求是安静,一个人,这是理想状态,有时候坐地铁我也会写。这种情况通常是时间不够了,必须要交了,或者是车程很长,我有了感觉,就写几句。这大概就是写歌词的好处吧,我想象不出谁会在地铁里写小说。不过地铁的确不是写作的好环境,我也试过在更吵的地方写,《天问》是在商场里写的,因为我当时工作的地方离那里比较近,是午饭的时候,突然就很想写,旁边好多人跑来跑去,我居然能忽略他们的存在。

《掘火》:碰到写不下去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周耀辉:不超过三到四天,就是三到四个早上肯定能写掉,可是如果客户不满意,要改,这个过程可能就很长。

《掘火》:你的歌词里有几首是和李焯雄合写的,和歌手合写歌词不难理解,和另一个词作者合作通常是怎样一种状况?

周耀辉:我和李焯雄成为朋友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写歌词,他需要有人给他鼓励。简单来说就是他想写,我就提议,要不一起写吧,这是一部分的原因。另一部分是他当了制作人后,有自己的看法,我怀疑呢,主要是因为我写得不够商业,所以他就帮我改。他毕竟是制作人,要考虑市场。回到文字的层面,我也还是尊重、信任他的。人还是重要的,如果我相信这个人的话,我不会坚持不可以改,除非是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这首歌我本来要写女性的独立,后来被你改成女性的温柔和依赖,那我就接受不了。可是,如果你把女性的独立改得更流行更容易更简单,我是ok的。

《掘火》:你接到的退稿意见通常都是不够商业吗?修改是个怎么样的过程?

周耀辉:会很痛苦。因为我交稿的时候,真是觉得满意了。我从来不会应付了事,或者因为时间快到了,赶紧写了交稿吧。如果时间不够,我就不做了。我刚刚接到一个修改意见,制作人觉得我写的歌词不够感动,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已经写得很感动了。我不是不愿意改,是不明白怎么改才能让对方觉得感动,这就需要很多的沟通。这个制作人我已经合作了好几次,不会提不合理的要求。我常常会这样想,我写了20多年,出版了1000多首歌词,一首歌词其中一两句修改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唱这首歌的人,这可能是他(她)第一首发表的作品,这首歌可能会影响他(她)的歌唱事业,如果有一群人觉得改了会更好,我完全愿意配合。另一种情况,写歌的收到我的歌词,发现和他创作时的初衷完全不同。比如《下世纪再嬉戏》,我第一次写的版本是关于脱衣舞,黄耀明收到后对我说,你写得很好,可是,不是这首歌的感觉啊,这首歌是ballad,小舞曲,很简单,不会脱衣舞啊。我马上就明白了,重新写,他基本上不会这样要求,他常常是说,再想想,该怎么改变,就交给我了。还有一种情况,唱歌的觉得某几个字发声有问题,或者是没有感觉。譬如这是一首比较rock的歌,需要唱出去,而我用的韵是闭口的,那么我也会从表演的角度尊重、修改。

《掘火》:你现在还随身带字典吗?

周耀辉: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需要字典了,以前是带的。

《掘火》:《忘记他是她》的初版歌词上,“他”和“她”被空白的紫色色块替代,这是你的点子,还是黄耀明的?

周耀辉:写这首歌就是想忘记性别,唱起来完全分不清,为什么要写下来看到呢。所以当时——我也忘记是谁决定的,就提出这样处理。

《掘火》:达明时期,他的很多填词人、贡献者都有“进念”的背景,黄耀明单飞的中后期,围绕他转的很多合作者都有“人山人海”的背景,为什么你这两个背景都缺席了?

周耀辉:跟性格有关,跟我很快就离开了香港也有关。1992年我决定去荷兰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其他留在香港写歌词的人发展得那么好,机会会很少,打交道会很难。不过这也很好,反正我不是一个很懂——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会接到邀请,过来一起录音啊,过来听啊,可是每一次去录音室我都会觉得很闷。不是因为我冷,而是因为我更热情,我需要更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录音室更多的时间都在等,等录音,等情绪,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找外卖,吃东西,谈很多对我来说不太——我倒不如和其他朋友,或者自己去看电影,做什么。这是我对时间的要求,我需要事情的发生。

《掘火》:和你聊天,听你的讲座,总觉得你不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但是在你的歌词里,却有不少幽默的闪光,比如替软硬天师写的《爱在暗中做动时》,是对自己写的《爱在瘟疫蔓延时》的恶搞,写给黄耀明的《借借你的爱》,嘲讽了华语口水歌,你觉得你是一个幽默的人吗?

周耀辉:我最强的幽默感应该是对自己、对自己的作品,我不会把它们看得太重,就像你说的,即便对自己,也可以当成一个笑话。这个和我刚才说的权威也有关系,我不想什么东西变成经典、规律,幽默感就是一种手段。

2007年的周耀辉,香港回归十周年,拍摄于中环

2007年的周耀辉,香港回归十周年,拍摄于中环

《掘火》:1992年离开香港之前,你和黄耀明特地一起去上海玩了一次。

周耀辉:虽然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了,但还是拍了很多照片,如果哪天可以的话(笑),可以让你们看一看,我们当时——其中有一个原因啊,不是玩,是觉得我离开之前我们要一起去一次旅行,这是第一;你知道1992年的时候,没有互联网,交通也没现在那么方便,离开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一点生离死别的感觉——哦,你要走了,去荷兰那么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去一次旅行。第二个原因,改革开放是1978年,1992年的上海已经有变化了,知道它未来会改变得更快,所以想在上海还不至于变成香港之前,去看一看。

《掘火》:当时为什么觉得上海会变成香港?

周耀辉:起码在经济繁荣这块,肯定会继续走下去。还有就是香港本身就有一部分人是从上海搬来的,他们建设了香港,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可能会(回去)发展。我从小就有这样的印象,在香港的上海人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和我们一起,他们说自己的方言,带着自己的气派,给我的感觉是豪气、体面。即便他们和我一样住在贫民区,会化妆,会烫头发的,都是上海人。我从来不觉得这些上海人在文化上有把香港变得上海,但是,在经济上,他们带来了许多繁荣。所以,我当时觉得上海只要有更多的空间去发展,它一定会变成一个摩登的都市,哪怕不是变成香港。

《掘火》:到了荷兰,换了一个语言环境,是否担心自己的中文会退化,继而影响自己的歌词创作。

周耀辉:有担心。一是文字,还有题材、思想上的脱轨。很快,我就不关心这些自己做不到的劣势了,我只关心自己能做到什么。所以,我很快就明白,不可能在文字上像Wyman(黄伟文)那样紧贴潮流,他知道香港流行的是什么词,年轻人会说的是什么,我赶不上了,太远了。那么我就不会在这块上勉强自己。我就按自己的方式去写,相信自己的文字,不管它是不是流行的;题材和思考也是,我不需要去写和香港有关的。事实证明,在外面写中文歌词也是可以被容纳的。

《掘火》:1993年是你产量最少的一年,只有五首,王菲的《诱惑我》、林忆莲的《红颜未老》是其中的佳作。《诱惑我》是刘以达为电影《诱僧》写的,很奇怪,达明解散后,达明的填词人,你和刘以达一直有合作,我们通常认为,借刘以达的一句话:“那都是黄耀明的朋友。”

周耀辉:最近还有一首《非儿歌》,还有一首《醒》,都是今年发表的。

《掘火》: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找你写歌词,那绝对是朋友。

周耀辉:是啊!所以——我先跟黄耀明认识,从黄耀明才认识刘以达。我其实很早以前写过他们两个。关于刘以达,我觉得他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完全有另外的一种节奏、另外的一种逻辑、另外的一种感官,去过生活。所以我和他很难算是一般的所谓沟通。可是,我觉得他是挺可爱的一个人。他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小孩子,他比我们其他人都更像一个小孩子,就和其他小孩子一样吧,他用自己的语言和你说话。可能是因为我和他有这样的一种亲近,他的可爱,很难得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头。虽然我跟他不算是真得很熟——我和他们合作不久我就离开了。他单飞以后就觉得可以合作,我很喜欢写他的歌,“刘以达与梦”,到后来《麻木》也是,我真得很喜欢写他的歌。如果你让我现在分析,我是可以分析出来的,因为他的音乐其实是很重复,跟我写文字的玩弄(发音不对,解释半天,最后写在纸上),比较容易。我没有问过他,会不会我的文字也比较适合你的音乐(笑),多少有点难为情。我想,他也觉得是吧,所以一直有交流,一直有合作,可是他是小孩子呀,小孩子很少赞美大人呀。

《掘火》:《天生一对》在黄耀明的早期作品里,在你的早期歌词里,都是比较特别的,因为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英语,这是去荷兰的后遗症吗?

周耀辉:(笑)我也忘了,开始为什么用英语……可能是它开始的时候就不好写粤语,有点怪怪的,很多半音,即便硬写成粤语也不好听。

《掘火》:香港的创作型歌手明显比台湾和大陆少,而且很少出现那种包办作曲作词演唱的Singer-songwriter,这和粤语有九声,不押韵就几乎没办法唱有关吗?所以一般文字素养差一些的歌手,他会作曲,但歌词就必须找高手帮忙。

周耀辉:我想有关吧。对,用粤语写歌词很困难,还好,所以有我们这些人。如果永远是林一峰啊,他们什么都做的话,我们就失业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就像有些乐队,他们会写歌,但是很少在写歌词。可是香港的音乐市场越来越小,它可以容纳的类型也不多了,所以给到Singer-songwriter的空间就更小了。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在网上发表,或者是在小地方唱。

《掘火》:但是,同时也有方大同这样的情况,这几年,他的歌词好像更多是自己在写,最初几年有很多外包,你也帮他写过,最近怎么不合作了?

周耀辉:你说的这个情况很有意思。我们写粤语歌的人,比较多遇到的情况是什么都有,非常多元化的模式去做专辑,一张专辑十首歌,可能是十个作曲的,十个填词的。缺点是概念不够统一,优点是风格丰富,生活体验多变。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中文流行歌曲发片比较快,一年可以出一两张,甚至更多,外国的可能要两年,三年,Singer-songwriter要有生活体验嘛,他们可以慢慢地收。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们这里要培养Singer-songwriter是很难的。

《掘火》:林夕的歌词很少有段落上的重复,这是他和林振强、周礼茂这些前辈很大的区别。老的canto-pop,通常是AB段,副歌唱完,AB段几乎不变,再唱一遍,巅峰期的林夕,讲究的是没一句重复,这对填词人的素养和想象力是极大的考验,这种讲究后来影响了整个华语乐坛,你怎么看,它是一种业务标准呢,还是炫技?

周耀辉:我自己的看法,如果你记得《忘记他是她》的歌词——“给我美丽的感觉”,到最后是“复杂的感觉”。对我来说,不是特别要表现什么,简单地说,我认为一首歌词应该有它的层次,如果完全是重复,就没有那么多的层次。对我来说,这个层次很好玩,也是必须的。这其实是自讨苦吃,但也乐在其中。我个人的情况没有说要和以前不一样,就是单纯的觉得应该这样变,作为一种推进,作为一种层次的加强。

《掘火》:上次见面,2008年,你说很想给大陆的摇滚乐队写歌词,我当时没好意思说,估计他们出不起酬劳,6年过去了,你倒是替很多大陆的主流歌手写起了歌词,是制作人邀请的吗?

周耀辉:不一定,李荣浩就不是。我认识一个香港人,但是在北京做音乐,叫荒井——他其实是日本人,但是粤语说得很好。后来他就问我,有这样一个人,叫李荣浩,就想合作,问我怎么怎么样——(笑)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是不是收钱很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趣的project,有趣的合作,钱(笑)当然重要,可是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唯一的因素。所以我听了他给的一些音乐,加上他是荒井的朋友,我挺相信荒井的音乐。那么就好,就联系啊,就开始合作。基本上我现在的情况,可能你说得对,那些乐队觉得我很贵。反正我觉得如果谈得来,大家有合作的向往,其实钱真得不重要,所以你可以和他们说一下(笑)。

《掘火》:谈谈《模特》吧,这是他夺得金曲奖的重要筹码。

周耀辉:我觉得大陆歌手找我写歌词不是因为我是香港人,而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包括我在香港的背景,我的成长,而且我还是带着比较多的香港观点。关于《模特》,我想写的就是现在城市化很厉害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还是不是人?然后我就觉得橱窗里的模特代表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我们好像在装饰,在吸引,但就是站着,而且在一个玻璃的监狱里头(笑)。现在内地发片多了,粤语市场虽然不景气,我还有机会发表,可能也跟我这几年在内地比较多有关,认识的人也多了。

《掘火》: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有一部关于你的传记电影要拍,你希望谁来导演,谁来饰演周耀辉?

周耀辉: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说是谁。我会找不同年代的人,每人拍一段,不同年代,不同年纪,不同性别,他们看到的周耀辉会是怎么样的?那么演员也会是不一样的人——我倒想不到有谁来演,我想这个演员应该是大家都不认识的,如果是认识的就很难啊,我没有那么有名。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名人,他本身对公众的印象就很强烈,即便是请梁朝伟来演周恩来,大家都会认为,银幕上的是周恩来。周耀辉即便有些微影响力,但一定没有到那个程度,周耀辉嘛,仅仅只是周耀辉。

2013年4月21日,周耀辉在慕田峪长城的背影

2013年4月21日,周耀辉在慕田峪长城的背影

附视频:2011年11月12日,周耀辉在北京雕刻时光用粤语朗读《突然十年便过去》内地版序言,他说,“我的文字漂洋过海到达香港,我已经觉得很奥妙。但毕竟,香港是我生我长的城市。而当我知道我的文字甚至越过边界,四散在北方,而你们居然看到,我的喜悦是属于孩子的。一个还在穿胶花的孩子。” (视频/文字/公路)(直接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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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1. 管理员
    02/08/2015

    结合阅读:《我,我们和我们的流行曲:我,我们和我们的流行曲/周耀辉——清华大学演讲录音笔录(上下) 》 http://digforfire.net/?p=5371

  2. 柳隨風
    09/23/2015

    前一段有個IDEA,哼著《瘟疫蔓延時》想出來的。。。

    一個故事,從非典上朔到晚清,民國,抗戰,731啥的。

    IDEA素容易滴,完成素困難滴,資料收集中,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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