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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莫之 发表于04/28/2015, 归类于乐评, 访谈.

屠巴海和1978-1986年的上海通俗音乐

tubahai

文/王莫之 摄影/杨晓哲

改革开放之后,流行歌曲港台化之前,屠巴海是一个改变大陆听众审美的名字。他是作曲家,也是名指挥。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每个大陆乐迷的卡带收藏都可能有他指挥的轻音乐。他也是中国电子音乐的先驱,上海最早演奏合成器的作曲家之一。这次采访发生在四月三日,笔者原计划钩沉中国早期电子音乐的发展,但是屠老师对于他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不太上心,采访在颇为意识流非常跑火车的气氛中推进,太多八卦太多月旦,把采访者听晕了。于是,一部电影长片的录音,够胆公开的内容很有限,虽然屠老师只说了一次“这段不能写”。出于保护老同志的初衷,我对内容做了大量删节。必须提醒读者的是,记忆是主观的,任何口述历史都只是参考,笔者的业务能力浅薄,只对三处明显问题做了笺注,期待有识之士多提意见。

您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一届学生。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在1953年成立的,我是第一批学生,当时的同学里,现在最有名的是陈燮阳。我考进附中是十岁,主业是大提琴,我其实没学过作曲,也没学过指挥,但是后来以作曲和指挥为主。

您毕业之后留校当老师,然后就发生了“文革”
文革的时候我也和别人闹,人家斗我,我斗别人,斗到半死不活,不斗了,不斗就出去“玩”了。陈燮阳当时是在(上海舞蹈学校的)白毛女剧组,指挥,分段的指挥,原来还有一个指挥,叫樊承武,他们就斗起来了。樊承武讲,《白毛女》是毒草,要打倒,另一派说是鲜花,因为周恩来看过,讲好的嘛。其实江青当时没管这个戏,他们就吵,吵得太厉害了,中央就说,干脆来北京演一次吧。江青把毛主席请来了,毛主席一看,说,这个很好嘛。好了,毒草派就下台了,樊承武不能指挥了,陈燮阳就变第一指挥了。这个阶段我和他们都没关系,我还在附中当老师,正好陈燮阳碰到我,就说,你过来(上海舞蹈学校)拉琴吧,到我这里来。过去吧,一下子还没去,当时,舞蹈学校有两个班,芭蕾班搞了《白毛女》剧组,还有一个是民族舞班,本来想演肖华的《长征组歌》,但是肖华被打倒了,这个舞蹈做了一半,丢掉又不舍得,就叫我重新作曲。我一天作曲都没学过,完全是因为连续几届在“上海之春”发表了作品,就接了这个戏,写完了再到芭蕾舞团去拉大提琴,拉着拉着又不安心了。陈燮阳也很多事情,全国的文化事情都是样板团在做,特别是上海芭蕾舞团,北京还有中央乐团呢,上海的外事工作基本上芭蕾舞团在做,但是谁来干呢?朱逢博要唱歌,除了《白毛女》,她给西哈努克唱歌,给罗马尼亚的首脑唱歌,也就她能唱,后面带了几个女孩子,后来任桂珍也“解放”了,也到我们团来唱,我呢,就被陈燮阳派出来管她们的,她们要唱点什么歌,我就配器伴奏,指挥一个乐队,陈燮阳如果空就他来指挥,这样呢,我在指挥上也得到了锻炼。

这些锻炼给您八十年代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革那些年,所有的文艺界下乡改造去了,炼钢啊,养猪啊去了,根本业务生疏,也没有机会,而我呢,一直没离开过岗位,一直不停地在搞。可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样板戏的帽子一摘,芭蕾舞团的矛盾就来了,钱没有了。原来是要钱有钱,我们都代表党中央去慰问过好几个省市呢。中央军委,无产阶级领导,专门派的样板团慰问,省里的一把手都排队(来看)呢。其实就是普通工作者,一人发一件军大衣。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也不可能有后来这些事。

没有钱对于芭蕾舞团的具体影响有哪些?
不光是没有钱。陈燮阳然后被邓小平看中了,拉到中央去搞一个,以前叫《东方红》,是讲毛主席周恩来的,其他老革命不开心了,怎么我们没有啊,结果就来了一个《中国革命之歌》。谁介绍陈燮阳去的呢,以前中央的一个指挥家,叫李德伦。陈燮阳走了,这样一来团里指挥也没有了,陈燮阳的老师黄晓同来客座,我也成了助理指挥。这就是机会,机会也要能把握住。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录音专家,留德的,是国家派出去的,回来以后呢,听说上海比较活跃,80年就到上海来了,叫我们写了一批东西。80年呢,我当时写了五六个作品,《西湖的清晨》啊、《时钟》啊,为什么一写就成功呢,这个录音师好,我们录了中国的第一张立体声唱片,录完他就说,好了,你这个作品肯定会出名的。整个录音是电台录的,中唱出版,然后录音师拿到中央去放了,每天晨起,就播放《西湖的清晨》,还作为天气预报的配乐。

天气预报的配乐是浦琦璋的《渔舟唱晚》吧。
那是后来,最早是《西湖的清晨》。后来嘛,八几年她买了一个琴,是个三排的合成器,四五个人都扛不动。她是演奏家嘛,反正这里面很多复杂的东西,一写就成功了。为什么成功呢?老百姓听了太多样板戏啊,听得烦了,只是要柔和的,好听的……那么我这个队伍呢,叫我管这个队伍是为了给芭蕾舞团赚钱的,赚了钱嘛,芭蕾舞团就可以靠拢中央。我每个月交一万块,当时老百姓的月收入是几十块,演一场三十块四十块,屠巴海嘛多一点,五十块。

您刚才提到了合成器,上海的第一台合成器是怎么一个情况?
是上海手工业局采购的(注1)。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赚钱的是手工业局,它是中国唯一一个压倒优势出口,包括地毯,不是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才比我们好,出口地就是上海。为了宣传这个呢,手工业局成立了一个广告科,我们帮他们做广告音乐。广告科有个副科长,是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声乐比赛的冠军,姓胡,她就找我来录音了,说,要是有个电子琴就好了,录进去就好了,省得叫一大堆人来伴奏,那是1979年。琴买来了,三千块不到,两千七吧,反正是一大笔钱,是卡西欧的,当宝贝一样,钥匙是我保管,我搞了一两天就明白了,大约有了一个方向,所以我就成了上海第一个弹电子琴的人,为了这个事情呢,还拍了一部电影。当时科教纪录片火呀,天天嘛介绍插秧啊、农耕啊,那么就介绍电子琴吧,再找点专家问问,什么叫电子琴。谁来表演呢?那么就屠巴海,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我说有两个女孩子可以来试试,一个就是浦琦璋,一个就是陈维文。陈维文是上海广播乐团的,真正的钢琴家,基础好。后来我觉得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在台上玩电子琴,还有我英语不好,这也是后来不搞电子琴的原因,专心作曲和指挥。浦琦璋坚持了下来,她是搞扬琴的,钢琴弹得一般,但是人聪明,女同志嘛,游说的本事比较大,文化局给她买了一个琴,这个琴一进来她就不一样了。这个琴当时世界上最贵,要五万人民币,附带两个人去香港,雅马哈的分部去培训,本来应该我和她去,我当时忙得头昏脑胀,全国近十家唱片公司的艺术顾问,发片忙得很。

当时的唱片没有版税,您出一张专辑能拿多少稿费?
几百块钱,拿到一千是很后面的事情了。一个曲子十二元。就是这样瞎搞,搞了之后,芭蕾舞团有钱了,又抓了一个沈小岑,她虽然唱得一般,但是年轻呀,团里都是老太婆,一唱就成功了。那个时候大家只要听中音不要听高音,中音区柔和。

从芭蕾舞团到上海轻音乐团的成立,这里面有什么故事?
主要是钱的矛盾,芭蕾舞团除了我这里有队,演出赚钱,浦琦璋也拉了一个队,上海合唱团,也给团里创收。然后矛盾就来了,毕竟你(到外面演出)拿了钱,四十块一场,一年演个十五六场,团里大乐队的人就有意见了,人家才多少工钱啊。当时文化局新上来一个副局长,叫刘念劬(注2),刘念劬(上音附中)比我低四届,很有才气,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更大,江泽民很喜欢他。当时改革开放嘛,领导喜欢问,你这个局怎么干啊。刘念劬讲的理论很讨领导的欢心——多层次,全方位。反正都是新词,其实就是音乐学院那批理论系的人,按照美国的模式——多层次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就像毛主席讲的,工农兵有工农兵的。全方位发展啊,规律啊,江泽民讲他好,要提名他做第一局长兼党委书记……刘念劬呢,他明白各个团都有问题,那么大乐队搞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也提倡交响音乐,他就提出,干脆把这些人搞一个团吧。这些人呢,主要是我和浦琦璋,他比较熟,就叫我打了一个报告,后来就成立了轻音乐团。

81年您在美术片《人参果》里用合成器演奏配乐,这好像是大陆第一次完全用合成器来配乐,之前也出现过合成器的伴奏或配乐,但都是和交响乐、民乐混合。
这要归功于作曲家吴应炬,他是印尼华侨(注3),这人是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用的是上海的第二台合成器,美影厂买的,这台合成器已经比较丰富了,有些想象力了。吴应炬这人做事非常仔细,一个音色,他可以试验一百种声音最后选一个,但是这一个只弹八小节,再换音色,他的想象力超级丰富。

好像您和吴应炬,和美影厂的合作就这一次。
是的,好多原因。第一,吴应炬这个人非常有想法;第二,美影厂的大片少了;第三,金复载为代表的新作曲家上台了。

金复载似乎特别注重交响乐,很少用到合成器。
他有他的写法,他对合成器就是找几个特殊音色,三个和尚挠挠头,咚咚,就结束了。他好歹是音乐学院的,用交响乐更能体现专业性嘛。

上海轻音乐团成立是1986年,几年后大陆的流行音乐遍地开花,轻音乐的黄金时代过去,您觉得,这个点具体是哪一年?
1989年。当时全国的文艺团体太多了,而且都是唱歌为主。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晚培养一大批人,这些人甚至于进去都花了二三十万,但只要他(她)有一个好歌,到全国兜一圈,赚个五六十万不成问题。第二个是港台歌星开始直接进来。第三个就是民歌流行化——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首歌有什么稀奇?一个理论,很简单,一个大鼓一个小鼓。我们的民歌流行化。流行是怎么一个概念?就是你懂的一定要比别人多一点,你比他低,你就绝对没市场,你懂的太多了,也没人要听。这个一点是多少?很复杂。在那个阶段,就是把个大鼓放在当中。迪斯科嘛,节奏感要强,活人都有舞蹈情结,要有律动感。

 

注1:早在1978年,电影《猎字99》的配乐里就出现了合成器,影片的配乐由李伟才作曲,陈传熙指挥上海电影乐团。关于这段往事,可参考雷颐《1978:“电子音乐”小风波》
http://www.infzm.com/content/3903

所以,屠巴海关于上海第一台合成器的回忆,自己是上海第一个弹合成器的观点,都值得商榷。

注2:上海作曲家,音乐作品达三百余部(首),大众知名度最高的是90版《封神榜》的全剧配乐(含十首歌曲),与马友道共同创作。合成器在90版《封神榜》里的应用和86版《西游记》一样值得研究。

注3:吴应炬先生是越南华侨,而非印尼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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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mment

  1. 食人尸
    05/23/2015

    84年买过浦琪璋的电子琴独奏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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