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火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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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建英 发表于12/27/2017, 归类于景观, 现场, 访谈.

岛民

《中國波普》封面(牛津大學出版社)

 

版权声明:以下《岛民》一文摘自《中国波普》一书,文字版权属于作者查建英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经作者同意在掘火转载。《中国波普》英文原著书名为《China Pop》,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在香港刊印发行。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文字录入/校对:redhousepainter

 

编者按(胡凌云)

当一贯以最不羁的风格保持原创的redhousepainter发来他手动录入的《岛民》并和我商量掘火是否可以转载时,我知道这篇文章的重量。 九十年代在北京生活的七年间,我作为城市居民、消费者、媒体从业者和观察者,目击了体验过八十年代自由度的文化在一座气氛抑郁的城市中重生的过程。中国火的盛衰和民谣的分野,画家村的散场和东村的崛起,北京现代舞团的诞生和中央乐团的改制,迪厅的兴旺和打口市场的挣扎。每次从报社下班走到安外大街,望见对面占据路口黄金地带的大地唱片公司,都觉得它颇有银行的气度。

在九十年代,原创文化处于进一步受到港台影响但同时又渴望独立的复杂状态。我记得九七年的一个夜晚,香港地下音乐人李劲松来到一次内部摇滚演出的现场,周围的北京音乐圈人士一拥而上,就像孩子迎来了圣诞老人,因为他从香港捎来了他们期待的礼物。而现场的另一些人,则很可能持有当时流行的香港即文化沙漠的观点。在那个年代,香港作为资讯来源的地位在乐迷眼中也是毋庸置疑的:北京的所有独立唱片店都从香港进货,都顺带销售《音乐殖民地》杂志。但如今为何我们拥有近乎无限的资讯渠道,却未能复制(更不要说超越)九十年代原创音乐的繁荣?因为九十年代集合了几个要素:经历特殊历史境遇之后充满表达愿望的一代创作者,在发行日持币排队等待签售和共鸣的一代受众, 以及连通二个群体的纽带——充满文化野心并愿意投入重金的商人。创作于九十年代的这篇《岛民》选择后者为主角,用现在进行时对流行文化史中的一幕进行了跟拍。作者以媒体工作者的敏锐素养和报告文学作家的稳重风格,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一次独到的幕后观察,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在此感谢查建英同意掘火转载此文与读者分享,感谢译者李家真,林道群主编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序(redhousepainter)

今年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向来没有出格之言的锵锵三人行被停播,甚至连最不可能被波及到的soulseek——一款如今使用者寥寥无几的音乐p2p软件也【进化】成需科学上网才能正常使用。前阵子在书店里看到查建英的《中国波普》,自然回想起这些年间她和窦文涛陪着王蒙谈笑风生的节目画面。在回家的飞机上翻看这本书,没想到一翻开,因其中的一篇《岛民》,全程没合眼。

《中国波普》的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今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和译者李家真的帮助下得以以中文版露面。按如今公众号的行文标准去衡量,当然缺乏所谓的【时效性】,再加上多数文章涉及政治观点,在内地公开出版确实颇有难度,唯独《岛民》算是一个相对幸运、和政治无啥牵连的【洁本】。从一开篇起,我便被猛地拽回到真的向往香港,真的爱着香港,真的信我所信的九十年代,查建英(和译者李家真)以流畅的笔触描述了香港商人于品海从金庸手里买下《明报》集团;陈冠中被于品海征募至旗下,之后携智才集团的资本力量进军内地文化产业,收购刘卓辉的大地唱片,成功捧红艾敬;最终陈冠中和于品海分道扬镳等一系列事件。这二十多年来,香港和北京这两座城市的境遇都有着剧烈的转变,文化产业、音乐产业天翻地覆,港台文化对内地的辐射力早已远远不如当年(《康熙来了》停播是一个很奇妙的节点),再看这篇《岛民》,又多了几分恍惚。

每逢年底都时兴分享【年度十佳专辑】,【年度十佳书籍】。今年不出意外,没有出现其魅力其水准可以和【詹姆提枪驰马,拼上一辈子骑士尊严杀向龙妈】相抗衡的音乐,也没有出现可以和【林克天大地大任我行,翻过山丘才发现只有四神兽等候】相抗衡的音乐,因此这一个月来我断断续续敲着键盘,将《岛民》录入到电脑上,这好歹算是一篇和音乐圈有缘的文章。

这自然是一次极不正确的分享,一次于理无论如何说不通、于情勉强说得通的分享,幸运的是此刻我们已联系上查建英,征得了她的慷慨允许。《岛民》中提及到的人和物,比方说艾敬、大地唱片、荣念曾、进念二十面体、陈冠中、《号外》杂志等等都曾是我们年少时、年轻时关注的对象。记得差不多十年前,碰巧翻到一本1987年5月份的《号外》,其中有一篇《石头记》的碟评,执笔者宋悲琹在那个当下写道:

拥:『达明一派』

暮春四月阴寒暧昧扑朔迷离的天气,达明一派的唱片宣传海报张贴在港九各大银行,大酒楼,大球场的当眼处:黑白MONOCHROME海报,刘以达、黄耀明侧面入镜,漠视众生。结果是……

《石头记》一出便成为白金唱片;

达明一派海报成为抢手货,街头海报一夜绝迹;

达明一派与进念二十面体合作的《石头记》『前卫』舞台剧加开六场,正式操入沙田大会堂,一改以往颓风;

宋悲琹的几位乐友则继续谭咏麟、徐小凤、苏芮、新马仔……这现象说明了什么?

香港乐迷的口味正进行分化;

非主流音乐可以凭实力争取占乐坛一席位;

前卫表演艺术可以和流行乐队/CULT FIGURE挂钩,争取观众;

流行音乐宣传需要更SOPHISTICATED包装,上至音乐内容、风格,下至唱片封套、海报设计以及ARTIST形象;

各种ROCK流派可以更清晰地以乐队为代表呈现出来,可以不闪闪缩缩混杂于『主流音乐』中。例如HEAVY METAL、例如PUNK、例如NEW AGE、例如ART ROCK……(请各位BAND友自己填上)等等流派可以用适当的商业/宣传技巧找寻市场;

作品ORIGINALITY将会被排在第一位;

歌手主导传统逐渐淡出,幕后ARTIST抬头。

达明一派的《石头记》的出现可以说是香港流行乐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坐标。夸张的说法是以后流行乐史可分为『前石头记』时代或『后石头记』时代。希望会成为事实。

无可否认,《石头记》比达明初出道时进步了许多;相信与作者对创作的执着与监制容许的自由度不无关系。另外成功的推广也把这组合的浪漫形象SHELL向听众/观众。我们看到的达明一派是二人组合,统一而分歧。统一在服装/行动/低调;分歧在创作/表演/分工。无可否认,张叔平和KEN WONG真是好嘢,准确地赶上了八十年代青少年的爱美心态。

视觉的达明一派既定形,余下是音乐的达明一派。

例如写字界把冒起的文字工作者划分为『新文化人』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达明一派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称为『新音乐人』,名号的分别只是在于媒界掌握的差异,心态/眼界却是一样——基本是对旧有秩序的反叛。这牵涉到创新风格/文体问题。我看到的达明一派对香港流行音乐语言既成秩序的反叛/修正有:

创作先行,基本上拒绝无条件地翻唱别人作品;

把每张作品作为一个整体,保持每首独立歌/曲一个COHERNT的风格,即是『CONCEPT ALBUM』的确认,不像坊间断橛禾虫式杂牌制作,主题/章法/结构全无。

音乐是结构走向FREEFORM,避免盲目的(形式上)风格化。

创作/制作一体化,演绎着就是创作者,基本上达明一派的两位成员都能做到这点,尤其是刘以达。

歌词内容抽象化(现代化了?),摆脱露骨/煽情/过火的爱情描写、摆脱诸如励志/自怨自艾/曬命/说故事式歌词。

创造性用歌名CAPTION,大量用典故/DICTION/抽象意象/文学符体。

刘以达的乐器演奏/编曲技巧是无可置疑的,以他的年纪推算,前途无可限量。而黄耀明在演绎这批共十首的歌曲可恰到好处,尤其是《无风的秋季》,《石头记》和《一个人在途上》,他的无奈、哀怨歌声赋予歌曲的意境是他的创新风格开始,希望他能以此找到自己的歌唱路向。

值得一提是唱片公司给予达明一派的艺术自由是近年罕有的,换以其他公司例如『华星』、『永恒』等,我们能听到象《离》、《弃》这两手分为POSITION在唱片第一首和最后的播放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分四十六秒及四十六秒的机会吗?

台湾『新电影』导演侯孝贤的出现会引起当地影评界/文化界产生『拥侯派』和『反侯派』的意见论争。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了台湾电影界观众的口味分歧,但也不是侧面反应出群众/文化的『分众』/多元结构已经出现了吗?以社会心里的现代化角度来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同一道达明一派/《石头记》的出现及普遍地被某一群人受落正好标志着香港乐迷品味的分化/转向是一件好事。不知道《石头记》/明一派甚至『进念二十面体』能否揭起像台湾的『拥侯派』、『反侯派』式论争。

问宋悲琹是『拥有达明派』或是『反达明派』?

我的答案是『拥所有派』,总之越多派别越好,包括前卫的/落后的、激进/反动的、反动的、古典/现代的、流行/冷门的……

其他BAND友,就看你们了。

RIGHT ON MEN!

如此句句在理,不去叠加信息量的评论,早已不常见了。

这些年因为公众号上盛行三行字加一张图再加数个表情包的文风,文字也开始面对音乐从十余年前起便开始面对的窘境。有一次吃饭聊天时也听到以写作为生的朋友抱怨几句,我便嬉皮笑脸拿音乐举例子,开导朋友:“日本《wired》杂志有一位记者,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当手机拍照普及之后,拍摄者去拍一张照片,他多半不是奔着一幅摄影作品而去,只是记录当下的喜怒哀乐。而另一端的我们,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在instagram上刷图片墙的我们,也不会装逼到奔着一幅摄影作品而去,只不过想看看朋友平时的即目所见。其实在spotify上面对无尽的曲目单和在instagram上刷图片墙是同一种娱乐行为,创作者不是带着作品而来,欣赏者也不是奔着作品而去。如果现在给音乐分类的话,有一种音乐就叫【自拍音乐】,哈哈哈! ”

最后感谢查建英,感谢译者李家真,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

 

 

 

岛民 (著:查建英)(译:李家真)

 

这里是北京还是香港?刚刚踏进智才集团(CIM)那间巨大的中央办公室,我一时觉得有点儿恍惚。一九九七——中国将在这一年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迫在眉睫之际,这里究竟是谁在接管谁?这里是北京市区的心脏地带,眼前却有这么一幅热火朝天的商业场景:明亮开敞的办公空间、满墙壁引领潮流的促销海报、一张张列示营销策略的图表、一个个毕恭毕敬等候接见的客户、一长排一长排配有计算机的簇新办公桌、一台台传真机,还有一个个衣着整洁入时的年轻雇员,在电话里口若悬河地谈论卫星电视、视频发行、MTV与镭射光盘……这地方,十足是北京城里的香港一角:智才集团是香港的一家大型投资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为的是和中国内地做生意。

近些年涌进中国的港台公司多不胜数,有一点却让智才与众不同:它想做的主要是文化生意。其他公司都探取了安全的路线,都在地产、制造等传统的「硬产业」领域争市场份额,智才却跟内地合资经营传媒和文化生产,成为了第一家敢蹚这片雷区的香港大公司。不但如此,这家公司还放弃了标准的「遥控」生意模式,亦即把总部设在海外,从那里向常驻中国的低层管理人员或当地代表发号施令;与此相反,智才的两个香港大老板,于品海和陈冠中,都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住所安排在了北京。

一九九七快点儿到吧,
八佰伴衣服究竟怎么样?
一九九七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啦!
一九九七快些到吧,
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
一九九七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场。

以上歌词摘自《我的一九九七》,收录这首歌的同名专辑是内地女歌手艾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艾敬现年二十四岁,在智才决定「包装」的内地流行歌手当中排名首位。这首歌的歌词让人觉得,政治的高墙已经在突然之间土崩瓦解,政权和领土破天荒地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重要的是时尚、运动、电影,以及对边界那头某个男子的浪漫爱情。你有你的宏图大业,我有我的小调小情。中国的经济与民族主义情绪同时飙升之际,艾敬这包装精美的处女专辑,也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唱片店里亮登场。

《我的一九九七》一炮而红,艾敬也一夜成名。不过,考虑到当前中国的大气候,艾敬的成功只能算是一圈儿小小的涟漪,原因是闸门已经打开,洪水已经汹涌而至:这些日子,北京遍地都是「香港现象」——香港商店、香港时装、香港流行偶像、香港动作片、香港武侠小说、香港食品,甚至还有香港口音。半个北京都散发着或多或少的香港味道。

《我的一九九七》取材于艾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艾敬本人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可以说明中港之间目前这种稀奇古怪的关系。她住在北京一家豪华酒店的套房里,总是穿一身时尚的休闲装,成天在香港和东亚各国飞来飞去,有时是为了推广唱片,有时是为了拍录像。她的男朋友是个香港人,主管智才集团唱片业务的刘卓辉。像亚洲的大多数年轻雅皮一样,刘卓辉拥有一副干净利落的时尚外表:发胶固定的冲天发型、名牌眼镜、石磨牛仔裤,再配上一件T恤衫。来中国之前,刘卓辉的职业是给香港的一些流行歌手撰写柔情款款的歌词,日子过得非常不错——不过,他现在也受到了中国的濡染。冬天的时候,他居然穿着一双中国农民范儿的棉鞋四处晃悠,弄得朋友们都拿他的「入乡随俗」来开玩笑。与此同时,他的内地女朋友——她又长又直的黑发,她略带异域风情的娇小外型,还有她入时的装扮——却越来越像中国版的小野洋子(Yoko Ono)。目前,艾敬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一档流行MTV节目,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最官方的电视台,她的节目则是中国内地的第一档此类节目。她甚至学会了粤语,说得也越来越流利。

他俩的恋情和合作关系,已经为智才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商业收获。宣传艾敬的营销攻势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智才进军中国的大旗,如今绣上了一个星光熠熠的名字。

香港所有的顶级酒店,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那天都已订满,因为那是英国把这个皇家殖民地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到那时,人们会从世界各地飞赴香港,摆足见证历史的排场,观看这次史无前例的移交——对所有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大场合。届时他们会作何反应,是在欢呼声里举起盛满香槟的酒杯,还是默默咽下甜中带苦的红酒?人群会齐声欢唱,还是会热泪盈眶?

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的时候开始,甚至可以再往前推,从戴卓尔夫人于一九八四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交出了六百万港人命运的时候开始,香港公众就一直在眼巴巴地看着时钟滴答滴答往前走,忧心忡忡疑虑满腹。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提出的民主化方案曾经点燃香港人的希望,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然而,跟北京打了几轮恶仗之后,彭定康的模样越发像一只面红耳赤的跛脚鸭。反过来,中国内地的发展倒是顺风顺水: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关于扩大并深化市场改革的号召,可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讲话——皇帝开了金口,中国人是会侧耳倾听。千百万的人嗅到了风声,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助。

康原(John Kamm)是一个风头十足的在港美商,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在相关活动中扮演着关键斡旋者的角色。在香港的一次宴会上,他对我发起了牢骚:「掌控大局的是北京和华盛顿,是邓小平和克林顿。本地的这些鸡毛蒜皮,真是叫人反胃,烦死我了!也许我在这儿住得太久了。」康原的愠怒,或许是因为置身于又一场酒席应酬,又一次看到了那么多的觥筹交错,听到了那么多的无益空谈。又或许,原因是港岛周围的大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政客动动嘴,舆情摇三摇。每一个月,香港媒体都会为关于邓小平的一则新传言(传言的来源永远是某个高层包打听,耳朵能伸进中南海的政治局)抽一阵风他是不是正在减少肉食?他已经整整三个月没在电视上露面了!他马上就要九十了,生日那天居然还打算游泳?虽说中国有那么多的草药,还有顶尖的气功大师,可要是万一……抽风归抽风,在此期间,商业还是在蓬勃发展,外资还是在源源涌入,港股也还是在节节上扬。

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奇迹,当然也不能说是灾难,尽管香港人似乎拥有格外强大的耐受力,不管面对的是奇迹还是灾难。早在七十年代,香港人就见证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奇迹:一夜之间,香港从一个卑微低俗的旅游海岛变成了一个繁盛辉煌的国际都市,变成了现代亚洲的骄傲。此外,香港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任由异族摆布,在帝国和历史的夹缝中挣扎求生,如果说这样的处境算是一种灾难,那么,香港人对灾难也不陌生。对于无法避免的事情,香港人有一种夷然处之的本事。如今,无法避免的事情也许是中国的崛起——以及香港向中国的回归。飙升的GNP数字就摆在人们眼前,谁都可以看见:中国业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预计还会在二O二五年之前跃居次席。中国的天空虽然布满了政治的阴霾,经济却实现了连续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这还不算,中国的市场至今仍在以近于爆炸的速度扩张。中国正在改变,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

正在改变的还有整整的一代人。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人们纷纷从睡梦中醒来,看到了前方的新现实和新机会。这些「先行者」名副其实,动作格外迅速:其他人还在破晓的晨光中眨巴眼睛,竭力驱赶昏沉的睡意,他们却已经跳上新的航船,开始追随甚或引领经济和文化的新潮流。一般说来,他们都是些动作敏捷、注重实干的个体,总是悄无声息地探索新航路,既不受原有信念和昔日盟友的束缚,也不会喊出响亮的口号。「这些身手灵活的胆大家伙值得关注,」我有个人类学家朋友经常造访中港两地,有一次对我说。「原因是他的的事,或会部分地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在智才集团的北京办公室里转悠,等着探访公司的大老板于品海,那位人类学家朋友的话语再一次浮上我的心。这里是不是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实验室,是不是资本主义作坊的示范样版?眼前的场景,难道不像一副精明的商业算盘,这副算盘的目的,难道不是使中国的文化进一步商业化,使它的产品升级换代,以便打进全亚洲以至全世界的市场?智才会成功吗?它闯进至今奉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在中国的心脏北京玩这种「文化侵略」的游戏,究竟能玩到几时?

有一点是明确的:开在北京的这样一家公司,绝不仅仅代表追逐利润的外来投资。这些香港商人还向中国人展示了一条新路,一种经营文化产业的新风格。他们不光带来了技术和人员,还带来了理念和制度。他们到这儿来,为的是推销一些特定的文化品味与潮流,以及一些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态度。此时此刻,他们还只是一小股先头部队;可他们一旦发展壮大,没准儿会帮着改变中国的颜色。

顾名思义,「智才」意味着智慧与才华;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五年,创始人是年轻的香港报人及企业家于品海。智才一直是一家不起眼的公司,到一九九一年才突然声名大噪,因为它完成了一次巧妙的并购,公司的价值急剧提升。这椿交易牵涉到香港的一个传奇人物,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抛开其他头衔不说,查良镛是武侠作家里的泰山北斗,还是《明报》集团的东家,该集团是香港一家主流的报业企业。他曾经列席香港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参与起草九七后中国管治香港的法律准则,本人也是一个老派的中国式大家长,总想着归隐风景秀丽的杭州。然而,听到六四屠杀的消息之后,他痛哭失声,立刻退出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这件事情,再加上他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悲剧——他的独子自杀身亡,传言还说他以前的几个情妇骗了他的钱——使得他心灰意冷,宣布将《明报》集团挂牌出售。激烈的竞逐及谈判随即展开,因为许多大企业都是垂涎欲滴,想拿到他这份影响巨大的多媒体资产。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查良镛做出了一个震惊商圈的决定,把集团卖给了一个初露头角的无名小卒,年仅三十三岁的于品海。不但如此,于品海只是付出了数目很小的一笔现金,就从查良镛手里买下了《明报》集团:通过一个三层企业链条的一系列复杂操作,外加一次反向并购,他拿到了刚够取得有效控制权的股份,接管了这家当时市值一亿美元出头的大型传媒及地产企业。

妙极了。可是,为什么是于品海?难道说査良镛年老昏聩,让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子给耍了?会不会,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人才难得,实在是讨人喜欢,以致一向有点儿浪漫情怀的査良镛决定撇开那些出价更高的买家,特意给他一个机会?可惜的是,这一类关于前浪后浪的说法简直有点儿太过陈腐,太过理想化,根本没法取信于人。这一来,一些较比阴暗的猜测与流言便开始四处传播。有些人怀疑于品海的政治背景:他是怎么弄来那多资金的?他的商业运作手法再怎么巧妙,这事情终归需要相当不少的钱。他的后台是台湾吗?会不会是中国内地?不用说,面对香港的一个主流报业集团,台湾和内地都会有染指的动机。不过,最疯狂的一种流言无关政治,倒是涉及一种有可能引发丑闻的关系:有人说,于品海是查良镛的私生子!一些武侠小说迷甚至从一本金庸小说里翻出了一件著名的谜案,拿它来充当私生子之说的旁证:在雍正皇帝改诏篡位的谜案中,关键的一个字恰好是「于」!

于品海据说是祖籍中国北方,先辈生活在山东省并不是查家发源的浙江省。于品海自己是在香港长大的,接受过短暂的西式教育。七十年代后期,他去加拿大的一所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校期间,他为校报和当地的一家华语电视台做过一些采编工作。从那时开始,他就迷上了新闻报导这个行当。回到香港以后,他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记者、助理编辑、创业者、商业掮客。他做过地产和酒店业,尝试过各式各样的交易。在个人奋斗的早期,他跑遍了整个亚洲:中国南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些明显的空白,由此衍生了诸多的猜测与传言一全都是些无法确证的东西。举例来说,还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他就落下了不择手段的狠辣名声:传言说他在那边犯事儿,还被加拿大警方抓过,只不过,谁也不知道此事是否属实,属实的话又是为何。

围绕《明报》交易的所有传言也是一样。事实上除了查良镛和于品海以外,谁也不知道真实的原委。跟通常的情形一样,幕后的事实会继续躲在幕后。大家都已确知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跑马场里又来了一匹新的赛马,智才从此变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智才在中国内地启动了为数众多的投资项目。到一九九三年中,它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已经遍布中国,不光是北京有,连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也有。智才并没有撇下传统的经管项目(地产和汽车),但却对文化产业格外关注。在这个领域,它锁定的目标多得惊人:电影、电视、有线、卫星、音乐视频、出版、发行……基本上囊括了它够得着的一切生意。公司管理层甚至进行过相关的讨论,打算直接搬用香港的经验,在中国各地兴建一系列由书店、咖啡厅和影院构成的「文化广场」。

到一九九三年底,智才已经把旗下几乎所有的经营项目转移到中国内地,于品海本人在内地各个城市出差的时间也超过了待在香港总部的时间。与此同时,《明报》集团的市值飙升到了超过三点八八亿美元,几乎是于品海接手时的三倍。不过,一九九三年之前,于品海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在香港度过的。

智才集团大举「进军内地」的时候,打头阵的是一个名叫陈冠中的人,他是于品海的首席顾问,也是智才集团负责内地文化项目的董事。「你无论如何也得跟这个家伙聊聊,他在本地的媒体圈里活跃极了,」北京的一位报纸专栏作家这么嘱咐我。「这些香港商人啊……」说着说着,这位专栏作家突然叹了口气。「有时你真觉得,香港已经开始成批购买内地的文化,打算把它一气儿买光。」这是一九九三年初春的事情,当时我身在北京,眼看着香港影响本地流行文化的诸多迹象,心里是越来越强烈的惊奇感觉。

一位内地电影行业的资深人士告诉我,「我们都管他叫『陈旋风』,因为他来这儿的时间这么短,却似乎把他想见的人见了个遍。」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了亲昵的笑容:她自己就是陈冠中最先招至旗下的帮手之一。陈冠中把她列入了智才集团的薪资表,为的是让她帮忙协调视频和出版方面的合资项目。

我打开电视机,正好瞧见了艾敬,她穿着时尚随意的 Levi’s牛仔和短靴,正在挥洒自如地向北京的年轻人介绍MTV的方方面面。一位摇滚音乐人朋友说,「她是智才旗下的第一个小明星—背后的大老板其实是一个叫陈冠中的家伙。」

四月初,北京的大出版社三联书店寄来一封短笺,邀请我参加一个传媒及文化批评论坛。按照他们的安排,论坛结束后还有一场午宴。三联的编辑在电话里告诉我:「论坛是香港投资人陈冠中先生赞助的。我们出版社正在跟他谈一些合资项目。」随后她补充了一句「陈先生也是个文化人——他本人就在香港编过一本志。」我没能参加那个论坛,却在两周之后约上了陈冠中,和他一起喝咖啡。

他跟我预想的一点儿也不一样。他四十来岁,又高又瘦,皮肤细腻,肤色白皙,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整个儿的模样既不像广东人,也不像生意人,倒有点儿知识分子的气息。他的衣着也出乎我的意料:一件皱巴巴的咖啡色休闲西装,没有垫肩,质地是织法复杂的毛料;一件有夹衬的灰褐色马甲,底下是一件白色的印度亚麻衬衫,圆立领口带有浅浅的刺绣滚边;一条柔软宽松的长裤,带有暗色的褶子和条纹;以及一双棕色的研光皮鞋。没有套装,没有领带,也没有熨平的衬衫和焊亮的皮鞋。总体的效果是一种轮廓轻描丶底色浓抹的优雅简直有点儿欧洲绣花枕头的味道,但却经过了和缓的收束,经过了特意的折迭与沉淀。他这身打扮,再加上他握手的轻柔,他苍白的皮肤,还有他顺着脸颊往下梳看起来好似鬓须的长长发绺……让我觉得他好似银幕里走出来的一个浪漫角色,来自一部讲述三十年代上海的怀旧电影。确实,要是嘴里再叼上一根金咀的鸦片烟管的话,他看着就十足是一个上海的颓废派诗人,刚刚从波德莱尔的巴黎回到中国!

当然,我可没把这些观感形诸言语。此时此刻,在北京一座空间明亮、气氛欢快的新建高楼里,在一张日影斑驳的咖啡桌旁边,陈冠中正在落座;而我坐在他的封面,等着询问他生意如何。我俩客套了几句,然后便直奔主题。

「不管是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中国都很像七十年代的香港,」陈冠中对我说,「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的走向,看到中国将会走向何方。我们胸有成竹,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干,什么事情行得通。这是个巨大的市场,这时候上这儿来,太让人兴奋了。」他口若悬河地列举了一大堆统计数字,讲起了各式各样的计划、策略和前景——当然还有轶事和段子。不知不觉之中,一整壶咖啡不见了。

陈冠中彬彬有礼,十分随和;他待人很是热忱,但却并不做作。此外,他看起来相当坦诚。他说话声音不大,语调沉稳自信。他的普通话偶或夹杂恰到好处的英文短语,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人往往如此。他时不时地讲到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眼睛便闪闪发亮,脸上也露出孩子一般的顽皮表情。「查小姐,」他给了我一个亲切的微笑。「还有别的问题吗?」

「谢谢你,陈先生,」我答道,简直觉得该鞠个躬才算尽礼。「下次吧。」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是一个想挣大钱的投机商,还是一名能干的经理人,难不成,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想凭借文化掮客的角色在商场出人头地?

「陈冠中是《号外》杂志的创办人,」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对于七十年代末成年的那一代受过教育的香港读者来说,《号外》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刊物,一座以捍卫特定城市生活方式及文化品味着称的时尚堡垒「你甚至可以说,陈冠中是香港的第一个雅皮,」这位朋友接着说。「不过,你还是去找《号外》的人聊聊吧。」

荣念曾是香港前卫艺术界独树一帜的人物,七十年代末曾是《号外》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陈冠中的密友。八十年代初,荣念曾自己也在香港创办了一个文化机构,那便是名为「进念二十面体」的演艺团体。作为香港久负盛名的「文化教父」,经常上电视的荣念曾果然仪表不俗:他身材五短,语音柔和,蓄着永远处于茬子状态的胡子和鬓须,总是穿一身皱巴巴的考究衣服——颜色通常是原色,质地通常十分柔软。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他经常眉头微蹙,显得很是专注,不过,等到他微笑或者大笑的时候,眼眶周围就会立刻爬满不计其数的皱纹。他这种表情非常有感染力——人们往往会跟着他笑起来。可是,听我提到陈冠中的名字,荣念曾却皱起了眉头。就在不久前,他俩之间出了点儿问题。进念二十面体设计了一幅关于九七的讽刺漫画,画上有一个形似阳具的硕大器官,直指着邓小平的脸。他们把这幅漫画投给了《号外》杂志,杂志方面却不肯刊登理由,是它「品味低俗」。进念二十面体认为这是一种审查,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号外》,对此事表示了私下的抗议。这封信的收信人是陈冠中,但却石沉大海。这之后,进念二十面体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抗议说,九七尚未到来,香港的新闻业者就搞起了自我审查!

看样子,荣念曾非常留恋以往的那段美好时光,那时他经常为《号外》杂志写稿,陈冠中有时也会在进念二十面体的戏剧表演中客串角色。到现在,那么多的东西都变了——至少是就陈冠中的表现而言。「《号外》已经变成了新潮少年的时尚表演,」荣念曾说;反过来,进念二十面体却初衷不改,一直在竭力维系前卫的精神和抗议的传统。一些评论家表示,进念二十面体的时代已成过往,原因在于,用其中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十年之前,荣念曾依据一个了不起的理念创办了它,此后十年,它一直在重复同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在当初是种突破,如今却过了时。

荣念曾可不这么想,他周围那群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一样,他们一直在坚定地捍卫带头人的艺术理想,哪怕团体成员在这些年里经历了周期性的变动。多亏了荣念曾那些百折不挠、算度精明的筹资活动,进念二十面体捱过了许多次财务危机:它靠着有限的资金勉强运转,可它屹立不倒,依然是公共舞台上一个决不妥协的存在。目前,进念二十面体正在为一九九四年的香港艺术节准备一件作品。他们打算在香港文化中心门前的广场上竖起一个五层楼高的红五星,把它摆成倾斜的角度,让它的一部分深深地扎进地面。知道中国会在九七年接管香港的人,都不会领会不了其中的政治涵义:他们的这件装置作品,会让人想起《猿人争霸战》(Planet of the Apes)里的一个场景。

荣念曾的助理胡恩威是进念二十面体的一个年轻成员,说到自己对陈冠中这类人物的看法,他的言辞比荣念曾露骨得多。「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陈冠中是香港的一个重要文化人物。现在呢,他已经为金钱出卖了灵魂,他那一代人有好多都是这样。他们个个都拿了加拿大护照,要不就把家搬到了温哥华。我的父母也搬去了那里。温哥华是中产阶级的梦想,是香港所有无趣有产者的乐园:东西好吃,气候宜人,房子也大。」胡恩威已经听说了陈冠中去中国的事情。那还用说:中国代表着未来的市场份额嘛。要挣大钱,就得去中国挣。

从背景和素质两方面来说,陈冠中都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他于一九五二年出生在上海,家里本来是开纺织厂的。四岁那年,他跟着家人搬到了香港。依靠他父亲以前一些员工的帮助,陈家幸运地逃离内地,刚好躲过了即将席卷中国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陈冠中先是在天主教教会学校完成了预科教育,又于一九七四年从香港大学毕业,随后直接去了波士顿大学,在那里学新闻。那时候,美国学界的叛逆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波士顿大学三分之一的社会科学教职员工都是现行或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陈冠中沉醉于美国的校园文化,从一些西方学者(比如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那里接受了各式各样的激进主张,还开着车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来回穿梭,尽可能地吸收美国城市文化的精髓。一年多以后,他回到了香港,脑子里装的更多是西方左派的各种理论,而不是新闻专业教育的成果。

尽管如此,他转折众多的职业生涯仍然会以新闻为开端。回到香港的头几个月,他的职业是《星报》记者。《星报》是香港的一份英文报纸,风格仿照英国的小报。他这份工作没干多久:一九七六年,刚刚有了一点儿积蓄,陈冠中就开了一家小小的阁楼书店,书店位于香港岛中部的湾仔地区。与此同时,他用书店的里间权充编辑室,办起了自己的刊物,一本名为《号外》的双周刊。大致说来,杂志初创之时,编委会成员加专职作者总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冠中,一个是陈冠中多年的老友邓小宇。邓小宇也在美国留过学,当时是刚刚回到香港。没过多久,他们的双周刊就变成了月刊,英文名字也换成了「 The City Magazine」(直译为「城市杂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杂志将会在一些知识圈里享有符号的地位,在七十年代末的香港缔造一段小小的文化传奇。

当时的香港,正在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一九七六年,中国内地的形势是毛泽东离开人世,四人帮遭到逮捕,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香港的毛派曾经在本地政坛制造了无数噪音,如今则群龙无首,手里只剩一种业已破产的意识形态。毛派阵营分崩离析,大批的激进分子投身于金融业和商业,将革命理想破灭的悲痛转化为追逐物质财富的动力。红色中国带给香港的威胁,此时已经大大减小。本土化运动渐渐风生水起:说广东话和英语,不说普通话,变成了新一波的激进时尚。

陈冠中和邓小宇在拥挤的陋室里埋头苦干,将青春的喜悦注入身边的一切事物:一旦想到了什么新颖的点子,陈冠中往往会兴奋得从椅子上蹦起来,脑袋撞上低矮的天花板。然而,就在这么一间不到六平方米的阁楼里,两个小伙子用十几个笔名炮制了不计其数的文章深度调查报导、个人观察、社会评论、艺术电影影评时尚、美食、音乐、建筑、关于本地选美活动的调侃评述、关于香港身份的严肃思考、零零星星的小说、大量的讽刺与戏仿——什么话题都写,只要能吸引那些品味高雅的城市居民,什么体裁都用,只要能打动那些见多识广、喜欢玩乐的年轻人。陈冠中和邓小宇把朋友们拉来写稿,然后又拉来了朋友的朋友。他们的杂志风格鲜明,刊载的文章劲道十足,作者们还尝试把广东方言英文和标准中文组合起来,为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鲜活声音。他们是在雕琢一种情怀,描画一个新的空间。《号外》是香港第一本以城市风尚为主题的杂志。创办这本杂志的时候,陈冠中和邓小宇心目中的样版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村声》(The Village Voice)和《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

没过多久,《号外》周围就聚起了一帮作家、艺术家和读者,形成了一个松散却不乏凝聚力的团体。把这些「《号外》之友」拢在一起的不是政治,而是生活方式,以及一些心照不宣的审美偏好。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很难一一说清,不过总体说来,「《号外》之友」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年纪较轻,立场整体上倾向自由,拥有程度不等的波希米亚性情和非主流审美品味。他们衣着考究,但又瞧不起标准的奢华品味。他们中没有人反对富裕的生活,只不过,格调和新意才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强项。他们有一种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态度,一种不修边幅的「酷」(cool),正如他们喜欢有点儿皱巴巴却很讲究的衣服。他们中有一些是投身于艺术或社会运动的活动家,也有一些在银行上班,或者在学校任教。他们所有人都关心世界上其他大都市的现状因为他们自为世界都会的一分子,起码也在努力成为它的一分子,总之要跟主流却平庸的香港有产阶级划清界限。对于香港,他们怀有一份兴奋的憧憬:它有潜质成为全亚洲的文化艺术前沿阵地,就像纽约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引领西方一样。为了让这个抖颤模糊的香港新形象变得清晰,《号外》正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时过境迁之后,他们会被称为香港的第一批雅皮,朋友圈里的人也经常把陈冠中誉为——有时候是斥为——把雅皮生活方式带到香港的先驱和吹鼓手。这标签多少有点儿混淆视听,因为认真说来,陈冠中时期的《号外》展现的更多是一种波希米亚倾向,与西方人对雅皮这个字眼儿的通常理解有所不同。话又说回来在那个年代,香港没几个人能说出两者之间的区别。

本土化运动兴起的同时,香港还经历了一场更为宏观的转变。香港正在迅速致富,刚刚成年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为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感到自豪,越来越倾向于跟贫穷落后的中国内地保持距离。实用主义心态本来就在香港根深蒂固,此时又在日益浓厚的重商风气中得到了新的表达。「那些信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以为是他们打败了激进的毛派,」多年以后,陈冠中会这么评价当时的局面,「可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年的香港本来就站在了门坎上,即将走进后意识形态时代。那时候,晚期资本主义正在逼近香港。」

陈冠中自己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着长年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心得通通写进了一本书,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这本书由一篇篇研究透彻、文字明晰的随笔组成,话题相当广泛,比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苏联先锋派与俄罗斯形式主义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与文化工业,以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这是一本编排有方、富于洞见的介绍性著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过去一百年里关于意识形态和语言问题的几场大论战,这些论战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陈冠中想必是下了多年的功,才能调集这么多深奥冷僻的知识资源,再把它们打成这一个有尽有的包里。不幸的是,作为一本潮流过后的潮流指南,它无法逃脱此类书籍的通常命运。它面世的时候,西马理论书籍引发广泛反响的时机已经溜走:到八十年代初,对这类高深话题感兴趣的香港人已经只剩下学界人士,以及寥若晨星的几个知识分子读者。大部分的香港读者,只会利用坐地铁上班的工夫,读一点儿千篇一律的口袋小说。

这样的形势,陈冠中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写这本书,也许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知性追求,只是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以便拿出适当的礼仪,向自己生命中一个五味杂陈的重要时期躬身作别。确实,这本书尚未出版,陈冠中的生活与事业就已经有了新的转折。

陈冠中是一九七八年结的婚,长子于一九八○年出生。这之前,他一直忙着打理他的杂志和书店,忙着观察并参与各式各样的城市另类文化潮流,忙着为《号外》的朋友圈子赶写精彩独到的评论文字。这些事情都不能带给他多少收入—可他年纪还轻,又有个挚爱他、支持他、在投资银行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妻子,偶尔还可以找他富裕的父母借点儿钱,所以呢,他家的日子还可以勉强凑合。可是,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已近而立之年,而且当上了父亲。刚巧是在这个时候,一些电影人听说了他的文学名声,跑来问他能不能写剧本;不用说,他们不会让他白写。

事情就这么起了头:他早上会去跟电影导演们喝喝咖啡,或者是吃吃点心,接下写剧本的任务,然后回家干活。接下来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写了大概十个剧本,从短篇小说改编了两个剧本,跟香港的许多顶尖导演有过合作,甚至还在几部电影里演过配角。「比如说,我演过《玫瑰的故事》里那个败给主角周润发的呆子,」他告诉我。

与此同时,他挑选了一茬年轻的编辑,渐渐把《号外》的管理权交给他们,自己则继续扮演掌舵人的角色。他依然在写随笔,文笔也跟以前一样犀利、一样俏皮,只不过频率有所降低。再往后,到了一九八六年他把大约三十篇随笔结集成书,就此停止了写作。

后来,陈冠中会用「痛苦」来形容这个时期。对于陈冠中曾经扮演的小圈子文人领袖角色来说,当时的际遇想必是一次难以消化的重新定位,他得面对新项目总是遥遥无期、老项目往往无疾而终(他完成的十个剧本当中,只有三个拍成了电影)的处境,得忍受剧作者在电影行业里相对卑微的地位,还得承受新认识带来的冲击,因为他认识到,创作型知识分子的身份居然会如此地缺少意义——实际上是什么意义也没有,除了在特定的小圈子里以外。放进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之后,陈冠中和他那帮同道过去所做的一切(「基本上就是当一个闭门造车的激进知识分子,」陈冠中是这么总结的)似乎正在变成一个苍白的影子,勉强游弋在意义的边缘。

不过,陈冠中学得很快,又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用事实证明,自己属于那种身手敏捷、心态开放的类型,跌倒了还能爬起来继续冲刺。作为一个未来的「文化实业家」,他刚好跌倒在了香港的电影圈,跌进了一片再理想不过、再奇妙不过的训练场——因为这里有一口热火朝天、沸腾不止的高压蒸锅。在这里,不光是银幕上的动作和对白快如闪电,所有的从业人员也都植入了六亲不认、只讲实效与速度的商业程序,至于说伸缩自如八面玲珑,不过是一种不问可知的必备素质而已。香港影业屈居于一个拥挤海岛上的一片弹丸之地,年产值却仅次于美国的好莱坞和印度的宝莱坞——除此而外,放眼整个世界,只有香港的观众一直偏爱本地的电影,觉得它们比美国的电影好看。到这时,陈冠中已经远离了他那间烟雾缭绕的书斋阁楼,远离了他那段抱团取暖、吟风弄月的沙龙时光。

新行当他从头学起,后来便里里外外摸得门儿清。他动作向来不慢,此时更是快马加鞭,什么事情都要试一试:利用撰写剧本及偶尔出镜的间隙,他设法弄懂了电影制作整个流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剪辑室里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他逐渐积攒起了业内的人脉资源,后来甚至创办了香港的第一个电影导演协会。忙活这么多事情的同时,他居然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主持一档电视音乐节目,并且和两个朋友一道,创办了一个大型的环保组织。

一九八三年,陈冠中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纯粹是因为运气,他拿到了一部电影的制作权,并且把这个机会转化成了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从此以后,他便把资本和精力投入影视制作,推出各式各样的电影:他参与制作的有低成本的艺术片(比如王颖导演的《命贱纸贵》 Life is Cheap),有惊悚片(比如和美国一家电影公司合拍的《幽灵勇探》 The Force),也有动作片和爱情片。为了生意,他一次次飞去北美、日本和台湾。他遭遇过票房惨败和项目流产的挫折,成功的作品却也在逐步增多。拍电影之余,他还为一些有意进军传媒业的香港大亨充当顾问,帮他们建设卫星电视系统,获取电台执照。他投资和人合办了一本儿童刊物,而且大获成功。

到一九九一年,陈冠中已经转型为成功的电影制片人和身家殷实的商人。这时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儿子,并且举家迁往加拿大,住进了温哥华的一座大房子,两个儿子也进了当地的好学校。他太太在温哥华找到了新的乐趣,帮一位佛教上师做义工,洗衣做饭的家务则有一位住家的上海女佣打理。每隔三个月左右,他们全家就会高高兴兴地搭乘飞越太平洋的航班,回香港的老宅度假。随便拿什么标准来衡量,陈冠中都过上了安稳踏实的生活:年近不惑的他,已经从时尚怪才变成了成功人士。

正是在一九九一年底,陈冠中平生第一次造访北京。香港有个青年领袖国际协会(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Young Leaders),性质类似于华盛顿的美国青年政治领袖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Young Political Leaders),陈冠中正好是该协会一九九二年的当值主席。为了给成员增添国际交流的经验,协会于一九九一年底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让他们去拜会中国内地的一些高官。这一次北京之旅,改变了陈冠中的人生。

此时的于品海,已经是香港商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大家都知道他善于延揽专业英才,驱策他们去执行他亲自制订的方针战略。据说,正是因为他把一些关键位置上的专家变成了他的帮手,他才在地产开发行业赚到了第一笔大钱。如今他已经把财雄势大的《明报》集团收入囊中,自然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行动。

陈冠中是于品海电话征募的第一批英才之一。接到电话的还有徐克的妻子施南生,徐克是香港电影界的奇才,作品包括《刀马旦》、《上海之夜》和《黄飞鸿》。施南生自己也是传媒界的名人,不光从事过表演、制片等七八个艺术行当,以多才多艺着称,还以富于领袖气质丶胆色过人及沉稳干练闻名。无线电视(TVB)是香港最大的传媒企业,曾任无线总经理的郑君略也上了于品海的求贤名单。于品海一个一个地与他们联络,向他们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这位精明强干、实力雄厚的年轻商人一方面气度不凡,一方面舌灿莲花,向他们兜售的不光是获利的机会,还包括一种深沉的使命感,一幅二十一世纪的光明远景。他向他们表明,他感兴趣的不只是房屋和广场,还包括艺术与文化!他邀请他们共襄盛举,认为他们的资历和声望堪称无价之宝,对智才集团的业务和发展至关重要。他恳劝他们做他的首席顾问,做他的公司高管,来跟他同舟共济,一起干一番大事业。

陈冠中、施南生和郑君略是多年的好友(《上海之夜》的编剧之一便是陈冠中),三个人交流了一下彼此对于品海的观感,都觉得于品海的邀请相当诱人。这事情与钱无关:照咨询费的标准来衡量,于品海开出的六位数薪酬可说是相当慷慨,然而,这大概只相当于他们目前收入的一半——至少是就陈冠中和施南生的情况而言。他们之所以心动,其实是因为智才集团的潜力,是因为于品海巧舌如簧,向他们勾画了一个辉煌的未来,使得他们心潮澎湃,愿意为之贡献力量。三个人都决定接受邀请,于品海由是得偿所愿:在传媒与文化的赛道上,智才集团有了一辆顶级的三驾马车。第二天,相关的消息便在业界四处流传。

当然,于品海要的远不只是堂皇的门面:最重要的是,智才需要新的想法——别开生面、有理有据的想法。公司应该投资什么项目?哪里是未来的方向?

「中国内地!」陈冠中说道。这时他刚刚从北京回来,而且在中国内地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感觉,那便是十二万分的兴奋。他满脑子都是点子和想法,激动不已地跟新老板和新同事讲起了中国的情况:广阔的市场,日益宽松的商业环境,官方对外资的饥渴,最重要的则是文化领域的机会,因为中国的文化产业目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将来可能规模巨大。「大部分人的眼睛都盯着地产、运输业和股市,」后来,陈冠中对我说。「文化被他们晾在一边,因为政府和大部分的企业家都有一种又功利又短视的心态。结果呢,这些领域迫切地需要外来的投资。更何况,」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我已经厌倦了飞去美国,就为了拍一些垃圾视频。再说了,如果在香港再盖一两幢大办公楼,又能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就已经够多的了。中国可不一样!在这儿,你花同样多的钱,能办成的事情比在香港多得多。而且你在这儿干的事情影响更大,意义也更深。」

要让智才的领导层相信逐鹿中国的必要性,并不是件特别费劲的事情。于品海自己就去过很多次内地一九八六年,智才刚成立一年的时间,于品海还是个闯荡四方的小商人。那时他就在中国南方的旅游城市桂林开了家三星级酒店,到六四屠杀之后才被迫撤资。施南生的丈夫徐克也去过中国,并且希望得到官方的许可把内地一些壮阔的风景区用作新片的外景地。一九九一年圣诞前后,我在香港的一场宴会上与徐氏夫妇不期而遇。当时我问徐克,九七之后作何打算,有没有想过去好莱坞发展。徐克回答说,「没有,我想的是去北京发展。」

实在说来,当时正是进军中国的最好时机。陈冠中北上归来两个月之后,邓小平就南巡深圳,发表了要求扩大市场改革的里程碑式讲话。这次讲话是官方发出的最明确信号,预示着中国将会实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东风浩荡,正宜远航。

智才集团的内地征程就此展开。一九九二年中,陈冠中已经在北京安营扎寨。

在中国,合作总是涉及格外复杂的明争暗斗。中国政府于八十年代初宣布对外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外国公司和投资商一直是前仆后继,不断涌入这个拥有十亿消费者及廉价劳力的市场,梦想着大发横财。然而,他们很快就会遭遇一些残酷的意外。许多人泥足深陷,大失所望,受困于繁琐的手续、含混的法规、低下的效率和诡谲的权谋——话又说回来,既然要在一个半共产的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这些障碍兴许只是题中应有之义。外国投资商若是介入与文化相关的生意,便会发现自己进了更深的浑水。通常说来,政府一方面是摊着手掌问他们要钱(以及索贿),一方面又瞪着疑虑重重的眼睛,紧盯着他们制造的文化产品。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先后有不计其数的西方传媒公司向中国求爱示好:有一些以彻底的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成也好败也好,它们都得到了一个共同的教训——小心、小心,再小心。

陈冠中,还有他带到北京的几名助理,一方面在整个中国大张旗鼓地拓展业务,一方面也格外留神自己的脚步。陈冠中心里明白,自己的公司经济上坚如盘石,政治上却不堪一击。到中国没多久,他就意识到了公司所处环境的复杂性,意识到了无处不在的绊脚石与陷阱。有鉴于此,他的对策是找来尽可能多的本地行家,让他们去出头露面,自己则保持相对的低调,不声不响地在幕后扮演策划、指导和金主的角色。这样的角色他演得得心应手。智才集团的资金,通常可以引得中方趋之若鹜,尽管如此,还是多亏了陈冠中良好的商业眼光和个人亲和力,智才集团才请来了合适的帮手,找到了合适的项目,打通了必需的人脉,拿下了许多很难拿下的合资生意。

在陈冠中招募的「本地人」当中,刘卓辉和艾敬都属于第一批。陈冠中在广州找上刘卓辉的时候,刘卓辉已经在内地待到了第四年,靠着一点儿微薄的资金,勉力经营他那间名为「大地」的小唱片公司,致力于捧红流行音乐界的一些新人。陈冠中晓之以智才集团的辉煌远景,许之以资金方面的鼎力支持,说动刘卓辉来了北京,让他在智才的羽翼下继续主持大地唱片,把这间公司做大。「当时我很受震撼,」刘卓辉后来告诉我。「我心里想:既然像陈冠中这样的知名文化人都愿意帮智才和于品海打工,这间公司肯定不错。所以呢,我就让他们把我买下了。」

除此而外,通过一个在内地图书市场耕耘多年的台湾版权代理,陈冠中从台湾一家大出版社手里买下了相关版权,可以在内地印行一大批台湾武侠作家、言情作家及历史作家的著作,其中既有大众读物,也有高端的知识分子读物;他还说服了上海的一家大出版社,让它跟智才集团合出了一套论述市场经济的学术丛书,这套丛书总计十四卷,卖得非常好。他请另一位本地行家——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企业家——在广州办一份创意更多、视角更广的报纸,并对北京的两份报纸进行了同样的改造。他向三联书店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把《三联生活周刊》重新办了起来,这是一本老牌的生活方式杂志,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几个城市注册了几家制作视频和电视节目的合资公司,甚至还自掏腰包,给《读书》月刊——中国最负盛名的书评杂志——出了个海外版。

于品海和其他的智才高管虽然继续住在香港,但也会随时响应同事们的召唤,为公司的内地项目出力。在团队合作方面,智才可说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举例来说,一九九二年,陈冠中听说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允许外资进入有线电视领域。接下来,一位中国朋友告诉他,武汉有一个这方面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马上飞到了武汉。之前他刚刚把武汉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变成了智才的合作伙伴,此时便通过这家公司牵线搭桥,找上所有能左右有线电视制作权的武汉市官员,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谈。于品海和施南生也从香港飞来:三个人穿上他们的考究衣装,带上他们自信的灿烂笑容,赶赴一次又一次会谈,出席一场又一场宴饮,侃大山拍肩膀,使劲儿地套近乎。他们的商业嗅觉、随和作风和个人魅力极大地打动了武汉市的官员和传媒业领导,短短几天的工夫,这些官员就回绝了此前看中的投资商,把参与制作有线电视节目的权利交给了智才。智才当即承诺,要投入将近三百万美元的资金。新的有线电视网使武汉的电视频道从四个增加到了十六个,还从香港引进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新节目。这椿交易达成没多久,中央政府便出尔反尔,禁止再开展此类合作——不过,智才已经提前在武汉落地生根,因此便可以待着不走。

当然,智才集团在初期取得的成功,靠的绝不只是个人气质和动作快。北京的一家大出版社跟智才有过几次生意上的来往,这家出版社的社长跟我讲起了智才的人,讲起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留给他的印象。「他们这伙人代表着这么大的一家公司,看模样可真是太年轻了。首先你会注意到他们随便的衣着和随意的举止,免不了有点儿惊讶,接着你又发现,他们个个都非常精明,心里就更加惊讶。对于中国人在当前环境下做生意的独特方式,他们有特别深的了解。这么说吧,比美国人强得多。」他的出版社接触过一些美国公司,《时代》周刊就曾经拿着合作方案找上门来。「那件事情无疾而终因为美方代表坚持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摆上桌面,一切都得照白纸黑字的法律来办。他们不肯变通,不肯打一丁点儿的马虎眼儿。像这样坚持原则的人,倒是挺人感动,可是你也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形。」说到这里,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明了的。所以呢,他们只能两手空空地走了。」

智才的人就不同了:他们懂得变通。就一本杂志商谈合作出版合同条款的时候,中方提到了官方审查的问题。于品海和陈冠中没作任何犹豫,马上提议成立一个由中方指派主席的监督委员会,负责掌控杂志的方向。「他们一清二楚,」这位社长说,「作为首要的出资人,他们自然可以极大地影响杂志的方向,不管这影响是多么地含蓄,多么地间接。我们也清楚这一点。重要的是,他们也理解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得给上级一个合适的交代,要不然,整椿买卖都只能打水漂。」他还说,智才在财务方面也很大方,愿意给中方更多的利润分成,比其他的外国投资商强。「跟一个能适应中国特色的人合作,还是挺愉快的。说到底,大家都想改变这儿的现状,让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对于陈冠中来说,搬到北京的第一年过得非常快;他的日子紧张忙碌,同时也很有收获。周遭的环境并不总是惬意宜人,可陈冠中还是觉得,来中国来对了,拓宽并加深了他对生活的认识:他在香港长大,以前便不曾想到,这世上还存在另一类华人。在波士顿读书的时候,他倒是见过一些华侨,话又说回来,他并没觉得那些人跟自己有多大的不同。他对生活的认识,尤其是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源自他自己顺风顺水的人生经历:成长在七十年代的香港,意味着成长时怀有笃定的信念,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又会比今天好。他那一代香港青年得天独厚,普遍觉得机会无限、自信满满:他们出生在富裕的中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靠着自己的本事和家里的支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跻身于当今香港社会的顶层,一个个都是大赢家。

中国的生活现实,颠覆了他所有的认识。主要是为了生意,有时也为了玩儿,陈冠中游历了中国内地的许多城镇,还有它广袤无垠的赤贫乡村。旅途之中,他常常产生时空穿越的感觉:眼前的风景和人物似乎退回了久远的往昔,退回了残留在当下的远古时代。以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些华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血脉根源居然会显现为这样一幅令人错愕的鲜活画面。这些人与他五官相仿,但却好似外星来客:小伙子看着是那么地苍老,早早地被生活蹂躏成了那么凄惨的模样,女人不到四十,看着已经跟老太婆相去无几。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有时还只能说是原始;在痛苦的震撼当中,陈冠中意识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辈子都得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希望,没有出路。

不过,虽然说天性敏感,满怀悲悯,甚至还有点儿忧郁气质,陈冠中终归不属于悲观的类型,不会陷入彻底的绝望。他身上有一股子轻快,一种乐天的性情,驱使他不断把目光转向事物的光明一面;到最后,占上风的几乎总是奋进的决心。何况到目前为止,他有一万个理由对自己的内地事业抱有希望,甚至是为之自豪。去接触内地的一切,去接触北京文化圈乃至整个中国的精英,对他来说是一份无与伦比的荣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事情的进展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他一步步地往前走,越来越接近他曾经有过的一切梦想——让大大小小的文艺门类迎来一次迷你版的文艺复兴。他一直惴惴不安,担心自己的努力没有成果,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忐忑心情,以及无时不在的各种悬念,也只是增添了他的兴奋。

走过了千回百转的职场之路,陈冠中认识到,如果不能控制工作环境,不能拿出一套理想的制度,有才华有操守的人就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由那些有权力的人宰割。「糟糕的制度会产生糟糕的『内容』,」他曾经跟我解释。「我想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歌里唱的『让好人赢』(Let the good guys win)成为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有意识地克制住了自己的写作冲动,为的是集中精力来搞「系统建设」。私下里,他说自己采用的是一种「制度主义」策略,意思是他会努力打造合适的制度、合适的环境和合适的公司,因为他相信,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合适的「内容」自然是手到擒来。

到中国以后,他基本上沿用了这种策略。他拿下了些报纸杂志的控制权,在纸媒和音像传媒领域建起了一个个发行系统,还尝试过参与电视台的运作。「我能够推动后面这个项目,是因为出资人看到,前方有一个巨大的人民币符号,」陈冠中对我说,脸上带着恶作剧的得意表情。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他那些后台老板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不要对文化太过痴迷,而他也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得把这场游戏玩出更高的水平。他引用了佛家的一句箴言:「见比天高,行比粉细。」他口口声声地说,佛教一方面使他更加超脱,一方面又使他更加世俗。一九八九年,他曾经去印度为一部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电影筹资,同时搜集资料,在那里遇见了从不丹来的一名年轻僧人,一位很有感召力的藏传佛教上师。这部电影原定的合作方是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的西洋镜电影公司(Zoetrope),该公司在一九九O年申请了破产保护。这部电影由此夭折,这位上师却留在了陈冠中的生活里。陈冠中的妻子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帮着这位上师打理在加拿大的弘法活动和修行营。这位上师的信众遍布全球,陈冠中自己却始终停留在信众圈子的边缘,虽说他从不讳言,他从上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人生智慧。

我请他举例说明,从上师那里学到了什么智慧。他脸上又一次露出了顽童的表情。「比如说『忿怒相』——佛家是很讲究做事技巧的。你可能也知道,莲花生大师有八种相,从和善相、静穆相到忿怒相。为什么呢?因为佛也不能只依靠平和的手段;有时候,佛必须用忿怒相来降服众人,让众人留意他的教,建到影响众人的目的。在北京这样的环境里做事,有时我不得不现出我的『忿怒相』,这样才能看到成效。我不能总是顺着我平常的脾性,去当一个老好人。」听了他番话,我不由得会心一笑。接下来,他又给我讲了一些佛家智慧,关于打坐冥想,关于克制,关于内心的和他还讲到了侨居内地的艰辛,以及他如何适应环境,最终学会了「把毒药变成养份」。

他告诉我,事实上,就在我踏进这间酒店咖啡厅之前,他一直在对着桌上那枝孤零零的玫瑰冥想,进入了一种无比安详的状态。

一九九三年秋末的一天,陈冠中正在温哥华的家里度假,电话却响了起来。电话是于品海打来的,他正在多伦多出差,想和陈冠中见个面。陈冠中还没来得及发表任何意见,于品海就说他已经上了路,这就飞往温哥华;他还说,我们随便找个酒吧聊聊就行了,没什么正事儿要谈。

两人在当地的一间酒吧里喝了几杯,不到一个钟头就聊完了。这之后,于品海立刻飞回香港,陈冠中也回了家。然而,此时他已经意识到,适才的见面非同小可。在酒吧里的时候,于品海先是问了问陈冠中假期如何,家人怎样,然后就说起了智才集团的香港业务,说香港那边现在忙得不可开交,还说他希望陈冠中腾出手来,多帮帮香港那边。当然,他也会把更多的智才员工到北京,帮陈冠中打理内地的业务。回家之后,陈冠中恍然大悟,于品海说这些话,真正的意思无非是:公司要解除陈冠中在内地的一部分职权。

两个星期之后,陈冠中飞回北京,马上就看到了公司的变化:于品海从香港派来了四个人,分别负责智才集团北京办公室的四个业务部门。从名义上说,这些人都是陈冠中的副手,都是来帮他分忧的,因为他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取得了飞速的进展,肩上的担子确实比以前重了许多。由于智才需要更多的办公空间,于品海刚刚租下了一片新的办公区,新来的这些部门主管,都已经在新办公区有了自己的格子间。于品海本人的根据地也已经搬到那里,那是个大房间,有门锁也有窗子因此他既可以把大开间里的全体员工尽收眼底,也可以关起门来独享清静。陈冠中的办公室依然在北京城另一头的智才集团老办公区,但事情已经一目了然,于品海打算把越来越多的业务转走,迁往那个更为现代的新办公区,那里会成为公司的总部。

到现在,于品海几乎每周都来北京。有鉴于公司的内地业务不光是前景看好,甚至有可能变成一门长期的生意,智才还为所有的香港员工安排了永久性的居所,让他们住进了亚运村的舒适公寓。然而,这些公寓并没有陈冠中的份儿。直到他这次回来,他在北京过的一直是居无定所的生活,要么是住临时租来的一套房子,要么就干脆去住酒店。这一次,他的秘书又给他订了一豪华酒店。公司会继续为他安排食宿,当然会继续承担他所有的开销,跟以前一模一样。

陈冠中心里一凉,一下子明白过来,一件他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预感的事情,一件他以为属于遥远未来的事情,眼下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有一些了解于品海的香港朋友,那些朋友警告过他,说于品海以前就总是周期性地更换高级职员,赶跑自己的得力干将;他们还谈到了于品海那种隐隐约约的冷酷多疑性情,那种独揽大权的嗜好。有个人甚至说,于品海的这个嗜好,跟已故的毛主席有得一比。可是,陈冠中当时没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在他看来,于品海跟他有投缘的地方,也有不投缘的地方,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进军中国的使命,而于品海在这个方面给了他全力的支持。以于品海为后盾,他疏通了所有的当地人脉,为智才铺好了第一批轨道;通过陈冠中这个代言人,北京的文化圈熟悉了智才这家公司。不过,时候可能已经到了,该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老板,该让于品海把事情揽到他自己手里了。要等到第二年的四月,陈冠中跟智才的合同才会到期;眼下他拿不准自己要不要续签,更拿不准于品海要不要他续签。于品海已经让陈冠中派上了极大的用场,如今正打算过河拆桥。

于品海相貌英武,长得相当打眼。他身高一米八左右,体格健壮,一头浓密的黑发,发际线很低。他瘦削的脸庞很有男子气,五官如雕塑一般轮廓分明。他的眼睛神采飞扬,目光格外鋭利,不管是跟谁说话,他总是喜欢直视对方。他通常身穿新潮的大牌套装,但也不是天天如此(Krizia是他的新宠品牌,香港的 Krizia专卖店一有新款就会通知他),他的皮鞋总是光可鉴人。他的套装通常不扣扣子,里面配的也不是正装衬衫和领带而是马球衫或者高领衫。他衣着的款式和颜色搭配有方,相得益彰,同时透露着权势和随性的作风。大庭广众之中,他迅捷果决的动作,还有他掷地有声的言辞,虽然说偶尔近于表演,却会让人一眼看出他的领袖气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表现得极其文雅,极其耐心,不过,溜须拍马的蠢人别想从他那里讨到任何便宜。整体看来,于品海有一种渊渟岳峙的气派,让人一望而知,他对自己的才智与雄风充满信心。

作为一个算度精明、长相俊朗、在神秘之中白手起家的年轻富豪,于品海使得身边的人很是着迷;大家都喜欢在背地里议论他,简直停不了嘴。在智才集团的北京办公室,满屋子都是关于大老板的流言八卦。他的身家究竟是三十亿港币,还是只有七亿?国家安全局有没有找过他的麻烦?暗地里给他撑腰的,是政府里的哪位高官?他跟他女朋友关系稳定吗?假使他不是这么有钱有势的话,他会不会褪去万人迷的光环,沦落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白脸」?眼下他最看重的是哪些员工?哪些员工行将失宠?这些问题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家没完没了地谈论于品海,不管是在饭桌上、聚会上还是电话里。于品海跟内地某个偶像明星的关系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情,可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地谈论他花花公子的名声。据说他很为自己的男性魅力骄傲——尤其是在他发了财、来了中国、常年远离他那段据说不甚美满的早年婚姻之后。人们说,他在他逗留的每个口岸都有小蜜,还说他天生博爱,调情就跟呼吸一样自然:他会向他遇见的每一个美貌女子施放魅力,生意人也好,酒店职员也好,服务员也好,他通通来者不拒。他的精力无穷无尽,他的魅力(他的身家或许使他魅力倍增)无法抗拒,随时随地都可以「爽」上一把。

于品海刚刚接掌智才集团的内地航船,一切便陡然升温。他驱策所有的员工加快工作的节奏,压给他们一大堆新的项目、新的方针、新的指令。到现在,各部门的主管成天都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于品海画出了一张张构思巧妙、雄心勃勃的蓝图,要求他们建起新的发行系统,开辟新的合资领域,推出更多的产品,包装更多的歌手、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所有一切。他视野宏大目光长远,眼中是一个实力强劲的企业集团,一个正在崛起的多媒体帝国,它发出万丈光芒,一直投射到了下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会受益于他的事业还会把智才铭记在心。怀着伟大梦想者共有的激奋心情,于品海希望公司扩张、扩张、再扩张,越快越好。

智才集团的工作环境,同样发生了急剧的改变。陈冠中租下的老办公区在一幢类似于内地机关单位的办公楼里,办公室之间的隔断没有打通,维持着标准的老式格局。如果是在中国的国营企业,坐这种办公室的职员通常会在普遍蔓延的懒散疲沓之中打发一个个社会主义工作日:喝喝茶,看看报纸,说一说家长里短。办公室与办公室之间隔着厚厚的墙壁,每一周都是几个人共享,往往助长窥人隐私和藏头露尾的陋习。不过,陈冠中率领下的智才员工都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更别提还有高薪提成之类的激励。他们坐的虽然是这种老办公室,事情照样办得妥妥贴贴。陈冠中一向不喜欢集权管理的大公司,只要能方便工作,或是能照顾团队成员的特殊需要,他并不介意他们分散办公。举例来说,大地唱片——也就是刘卓辉负责的智才集团音乐部门——的办公室就不在集团办公区里,而在市中心的华威大厦。

显而易见,于品海对企业的团队合作另有一套理念。他租下了新的办公区,要求办公空间完全开敞:新办公区好比一个大车间,里面摆着一长排一长排的办公桌,好比一条又一条装配流水线;所有人都看得见所有人的工作,看得见满屋子的电话、传真和计算机——低沉刻板的电器哒哒声整日不停,与之相伴的是压低嗓门儿商谈业务的声音。于品海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这幅忙碌画面的中心位置:年轻的将军稳坐中军大帐,可以将自己这艘商业战舰尽收眼底。紧张的节奏使得他活力倍添,不用说,他希望他的员工也是如此。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他总是喜欢走强硬路线;到了生意场上,他要求所有的手下都效仿他的榜样。

这些日子,艾敬和刘卓辉过得不怎么开心,老是在怀念华威大厦的老办公室。还在华威大厦的时候,大地唱片的音乐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分散在几个套房里,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事高效率的工作。如果工作需要,他们随时可以在某个房间里开一次小规模的员工会议,或者做一场电视采访,不会干扰到其他人的工作。干劲儿上来的时候,艾敬、刘卓辉和黄小茂——黄小茂是北京流行音乐界的一位资深词作家,此时是大地公司的高级职员——会一边抽烟一边讨论,一直工作到深夜,拿出一首首新歌、一套套新的营销方案。艾敬和刘卓辉的公寓套房就在办公室隔壁。隔三岔五,黄小茂会和他俩一起工作到黎明,然后蜷在沙发上打个盹儿,早上再回家去补觉。他们都喜欢朦胧的光线和温馨随意的氛围:这样的光线和氛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只是拿钱干活的雇员,还是艺术家,是生产创意的人。

搬进于品海安排的集中化新办公区之后,这样的氛围荡然无存。坐在大开间里,他们不过是一部巨型商业机器的一个个小零件,跟那些搞房地产或者汽车进口的邻座挤在一起,嘎吱嘎吱地不停运转。从早到晚,办公室里亮着明晃晃的荧光灯,响着没完没了的电话铃,不戴耳机的话,他们基本听不了什么音乐样带;有些时候,你甚至很难听见自个儿心里的想法。所有人都得在早上九点打卡,到了下午五点,大楼的看门人会准时切断灯光和暖气。随便瞅一眼黄小茂,你就知道他不属于这样的地方,不属于敞亮办公室里朝九晚五的工作:他长长的马尾巴,他香烟熏黄的手指,还有他艺术家式的随便衣着,显然跟那些地下的摇滚俱乐部更为搭调,而他也确实是从那样的地方走出来的。然而,因为陈冠中招来了刘卓辉,还有跟刘卓辉一起的艾敬,刘卓辉又招来了黄小茂,所以呢,大家都坐上了同一条船——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条船居然膨胀得这么快,转眼就变成了这样的一艘企业巨轮!

不过,此时此刻,困扰艾敬和刘卓辉的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难题。于品海刚刚宣布,依照公司的扩张计划,他要求智才准备力捧的所有歌手跟公司签订为期六年的合约。六年的合约期里,公司不会向这些歌手发放薪水,但于品海计划投入比歌手薪水多得多的资金,用来推广、包装、宣传每一名歌手。他打算把他们的巨幅相片和专辑摆进全中国每一家音像店的橱窗,还打算把他们和他们的乐队塞进巨大的厢式货车,安排他们去全国各地巡演。他们将会红透整个中国,赚到百万千万——当然,公司也会跟着赚钱。从于品海的角度来看,他是在向这些小明星(其中一些仅仅是二十来岁的新人)派发金山银山,除了感激之外,他们不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反应。

艾敬的反应可不是这样。她很小就离开了东北的老家,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如今虽然已经二十四岁,自由不羁的性情却还是一如既往。事实上,这种性情正是她音乐形象和魅力的一部分:她的歌迷普遍认为,她是一名四海为家的叛逆青年,最崇尚的莫过于自由与个性。「于老板对我们的艺术才华和商业潜力这么有信心,我觉得很受抬举,」艾敬对我说。「可他想拿下我们整整六年的独家权利,包括我们所有的演唱会,所有的产品,而且不给我们选择经纪人和终止合约的权利。这种样子的合约,我怎么能签呢?」

截至目前,智才旗下的其他歌手都签了约。艾敬流露出不想签的意思之后,于品海发出了半真半假的威胁,说公司要彻底停止宣传艾敬,甚至停掉她正在录的唱片。刘卓辉的工作同样面临风险:如果双方谈不拢如果艾敬走了,刘卓辉还能在智才待下去吗?如果刘卓辉跟智才分道扬镳,黄小茂多半也会立刻走人。那样的话,大地唱片也就不剩什么人了。跟智才决裂之后,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回头去搞捉襟见肘的小制作吗?艾敬已经出了名,眼下正是当红,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文艺市场还处于一种原始的混乱状态,他们还是很难找到像于品海这样的后盾,找到一个像他这么看好中国的乐坛新秀、愿意为这些人投入巨资的大老板。除此而外,艾敬毕竟是智才一手捧红的明星。艾敬虽然拥有独立张扬的个性,终归也有她的弱点,更别说,这事情还牵涉到良心与忠诚。

「想吓唬我?我可不吃这一套,」艾敬一边说,一边在公寓里踱来踱去。刘卓辉猛吸一口烟,又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开始嘀咕:「他想要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唱片。中国哪有那么大的发行链呢?早晚有一天,我们的办公室会堆起无数的唱片,把墙壁和地板通通堆满,连人都进不去。」

可是,眼下他们真的能挣脱于品海的钓钩,真的承担得了由此而来的后果吗?从某些角度来看,商业的血盆大口确实是丑怪至极,可你要是能骑上这头巨兽,它就能把你带到远方,非常远的远方——没准儿啊,你甚至能全须全尾地抵达远方,心地和灵魂都毫发无伤。

艾敬拿起听筒,打了个电话。「阿John,你说我该怎么办呀?」「John」是陈冠中的英文名字,归根结底,当初正是他把大家领进了这个迷魂阵。

符俊杰是于品海从香港派来的四名部门主管之一,曾经在《明报》报社的编辑-行政岗位阶梯上攀爬了整整十年,如今受命管理智才集团在内地的出版发行业务。他现年三十五岁,身材矮小,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作为地道的香港土著,他承认中国给了他当头一棒,因为它幅员如此辽阔,各地的文化和习俗又如此多种多样——这里的局面整体上一团乱麻,人们做事情往往不走正道,这些都使他猛然惊醒,不再幻想一个统一的大中华。「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老是有这种幻想。现在不了。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差异,不管是从经济上讲,从思维方式上讲,还是从生活方式上讲,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应该勉强地统一起来。如今的许多国家都只是通过贸易保持联系,中国为什么非得在这么多方面强求统一呢?不过是因为统一民族国家的概念而已。」

然而,符俊杰告诉我,他的老板却希望搞一个一统天下的发行公司,打造一条巨大的发行链,把同样的些出版物和书籍输送到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问题在于,南方和北方的市场需求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显例便是智才集团今年推出的一份侧重于戏剧和电影的报纸:南方地区希望报纸轻松一点儿,配上大量的照片,北方却想要优秀的文字,这方面的兴趣比南方大得多。

除此而外,跟内地人的合作已经弄得符俊杰头痛不已。他坦承,智才现有的内地发行系统完全是一团糟。「可是,不管你想在这里做成什么事情,都得消耗很多时间,费很大劲,磨来磨去。中国远远不具备我们在香港习惯了的那种专业精神。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法律什么叫做合约,而且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看重的是后门,是人际关系。上了点儿年纪的人尤其如此,动不动就跟你说,『你不懂,这里是中国。』」

符俊杰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段分水岭式的体验:按照他的说法,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还有能力学一点儿新的东西,三十大几四十来岁的文革一代呢,学会的却是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以保全自我为第一要义。「他们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能占你便宜的时候就占,一出事就跟你撇清关系。」符俊杰自己属于勤勉能干的类型,特别讨厌他那些中国员工一天到晚说是道非,分不清工作和个人生活的界限。「刚开始的时候,我下了班还跟他们来往,希望能对当地人多一些了解。可他们总是得寸进尺:上班的时候也不再当你是老板,不再对你有什么畏惧。你没法感动中国人去努力做事,只能鞭打他们。」说到这里,符俊杰开始抓耳挠腮,脸上露出了戏谑的笑容:「我向来就有给员工训话的嗜好。可想而知,中国让我的坏脾气变本加厉。」

对于符先生这种周期性爆发的办公室怒火,亲身领教的人并不是个个都能怡然处之。他的一名北京籍员工认为,这体现了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文化隔阂。「他们老是这么居高临下,」这名女职员用半是憎恶半是轻蔑的语气说,「仅仅因为他们现在比我们富裕,他们就以为自己方方面面都高人一等,以为自己掌握了做一切事情的正确方法。」她怀念在陈冠中手下做事的日子。「他这个人温和得多,体贴得多。他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和他平等的团队成员,而且,那时的工作也显得特别地有意思,不像现在,一切都有硬梆梆的规矩。」

说到这些事情,跟智才集团打过交道的一位北京剧作家表现出了更加直白的反感情绪。他先是百般挖苦地跟我形容,一名原籍四川的年轻智才雇员如何学着穿三件套的西服,如何模仿香港人的口音,跟着就突然爆发「说到底,谁稀罕他们的臭钱?香港到底有什么文化?文化的中心在这儿,在北京,这事情永远也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这两拨人虽然身处同一座城市,但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香港侨民在奢华的酒店公寓里结伴而居,白天坐出租车去现代化的办公大楼上班,晚上则一起去昂贵的卡拉OK厅消遣;中国员工却窝在各自的寒酸住所,白天骑自行车上班,或者是挤公交,晚上的娱乐不过是收看粗制滥造的电视节目。如果香港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最后卖场」,那么,卖场的店员们兴许正在无意识地实施为时过早的报复,凌辱他们未来的殖民主子;这些店员在未来的帝都享受着帝王般的生活,帝国的嫡系子民却只能咬牙切齿地忍受鞭打,而那些鞭打他们的人,究竟是他们的主子,还是他们的奴隶?

「依我看,陈冠中和于品海之间的手法差异,最根本的一点是这样的,」我和北京一家经济类报纸的总编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帮我做了个这样的总结。「四十年代,日本鬼子扫荡中国村庄的时候,总是会先找几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内应——陈冠中就是这么干的。美国人征服外国领土的时候,却只会派出他们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投下携带尖端武器、武装到牙齿的伞兵——于品海就是这么干的。」

在一些政治阅历最丰、最为狡狯多智的当地向导看来,当前中国的地形十分危险、十分多变、十分诡谲在全世界数一数二。这个国家正在摸索着渡越史无前例的混乱变迁,从「中国式共产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暴露自身的暧昧、矛盾与反差。游戏规则从不明晰,政策变化太过频仍。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做生意总归离不了拉关系,但对进军中国的外国投资商来说,争取特定高官的支持和照顾有时会成为赢得游戏的关键。此外,当地人也在一旁观望风向。他们久经历练,个个都擅长见微知著,见风使舵,而且对外来者怀有本能的不信任。这样的操作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对中国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而已。

在此之前,智才集团也有过不少的闪失与误判。有时候,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想到气候如此善变,没想到他们找来的中国合作伙伴如此难缠,如此不堪信任。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学会了挑选合适的合作方,标准则是人事关系不那么盘根错节、派系斗争不那么激烈、关联单位的历史不那么复杂。中国的这场游戏,他们玩得越来越好。

然而,对于智才集团在中国的活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依然是不置可否,没有发出明确的信号。也许,政府还没有最终判定,于品海接手之后的《明报》到底站在哪一边。香港人普遍认为,《明报》是一张政治中立的报纸,对中国的报导有褒有贬。不过,坊间有传言说,这是因为查良镛一直在试图封杀过于负面的中国报导。这位爱国的大家长到现在也仍然能对《明报》施加影响,而邓小平又是一位金庸武侠小说迷。除此而外,大家都已经知道,于品海在内地投下了巨资。前不久,《明报》编辑部打算刊载魏京生——过去十五年里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的狱中手记,提前征求了于品海的意见。于品海说,登不登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结果呢,狱中手记见了报。「我个人并不喜欢魏京生的手记,」于品海事后评论说。「可这是报社编辑部的决定,我乐得放手不管。」

于品海安排了人手去争取中国官方的背书,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他们通过内部渠道得到消息官方已经初步确定,一位高层领导将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智才集团管理人员,届时还会有一个捐款仪式,因为陈冠中和于品海在香港筹来了一笔资金,用于支持针对中国贫困乡村的一个大型助学项目,也就是著名的「希望工程」。然而,事到临头的时候,原定的那位高层领导并未现身,来的只是他的副手。传言说,于品海曾经捐款支持八九学运的学生,还跟陆恭蕙交情不浅,后者是彭定康委任的香港立法局议员,高调倡导民主化改革。还有传言说,陈冠中和徐克都是香港文艺界声援八九学运的联署发起人,许多香港影星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公开信见报之后不久,香港就发生了声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百万人大游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消息传来,《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华工商时报》的官方审批流程卡了壳。两者都是智才支持的大型出版项目,为了启动这两个项目,于品海已经投入了几十万人民币的资金。工人已经开始装修办公楼,新的采编团队已经组建,各位顾问的费用已经付清,各式各样的宴会、酒会和讨论会已经举行,大家都在翘首以待,觉得中国即将迎来两份真正专业的新闻报刊,没准儿会是中国的《时代》和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所有这一切,如今都搁了浅——所有的投入,都可能会打水漂。

有个编辑曾经加入新组建的《三联生活周刊》团队后来却托辞告退,重新端起了国企的饭碗。私下里,他对于品海下了这一个结论:「他要么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天才,要么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咱们走着瞧。」

外界风翻浪涌,智才集团中央指挥部的气氛却显得出奇地平静、欢快、有条不紊。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搅乱这位年轻舵手的方寸。于品海安坐高高在上的处所眼中的景象清晰明朗,无遮无档,蔚为壮观。他几乎总是心情大好,坚信自己为智才集团——进一步说就是为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勾画的未来路线不但合理,而且可行。智才在中国还没有控股公司,然而,它好歹已经注册了四十多家合资公司,打进了十七个商业领域。

于品海的目标是新建一个覆盖全中国的多媒体系统,计划在未来五年为此投入两到三亿美元的资金——在他看来,考虑到最终的成果,这点儿钱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坚信中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迎来一次文化复兴,而他本人会竭尽所能,为复兴所需的基础设施添砖加瓦。他认为,只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可以办成这件事情。他会用以小博大的方法,一层一层地逐步建设这个系统,再通过一些楔子跟原有的系统实现连接或者是打进它的内部。他亲自担任建筑师和设计师他的员工则负责落实所有的细节,负责依照他的蓝图把整个系统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来。他亲自担任舵手和船长,他的船员则应当拿出老练水手的本领,避开暗礁克服既定航路上的一切障碍。三五次小小挫折,绝不能让他畏缩不前——更何况,对于自己选定的追随者,于品海有着十足的信心。

我给于品海的秘书打了许多次电话,这才得到了采访他的机会。采访的开篇是我的一句调侃,说他跟毛主席一样难见,结尾则是他眼瞟挂钟的动作:他有飞机要赶。除了谈天和工作的时间以外,于品海总是有飞机要赶,总是行色匆匆。「他成天都在天上飞。」这是他几名智才手下的评语。他们会表示不可思议,会发出钦佩的惊叹,跟着还会挤一挤眼睛。

实际上,这次采访的时间比计划的长了很多,因为于品海陶醉于描绘他的宏圆大计,谈兴一发不可收拾。他坐在他那张闪闪发亮的大办公桌后面,挥斥方遒地阐明了所有的要点,模样跟平常一样干练。为什么要在中国搞文化?因为他自己一直对文化很有兴趣,尤其是新闻和纸媒。文化的钱虽然不好赚,中国的文化产业却是个前途大好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明报》集团恰恰拥有全香港最顶尖的技术。中国的市场很乱?确实乱,可它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坏的方面是官僚体系好似迷宫;好的方面是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做得非常大。他心目中的榜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索尼、美国电讯传播公司(TCI)、时代华纳。当然,中国与日本和新加坡之间的距离,比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近得多。政治?中国人老是想理清本国政局的乱麻,为这件事情浪费了太多的精力。你用不着在黑暗里胡乱猜测,只需要专注于你想做的事情,把想做的事情做好。邓小平的健康,还有九七回归?我看的是长远发展,想的是未来二十年的事情。我不关心邓小平什么时候死。不管怎么说,我的根本目标跟中国领导层的大部分人是一致的:我想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中国,而且我也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解决之道。说到这里,于品海一扬头,又一次兴奋起来。「这片土地上有这么多的人才。撒一丁点儿肥料,就可以长出数不清的东西。」

可是,万一事情办不成呢?万一风向发生了无法预见的变化,把这艘大船刮沉了呢?我继续追问,不依不饶,用一幅阴暗不祥的前景来试探他的反应。这里可不是香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历史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迎头痛击千百万的民众;往昔如此不堪,没几个人还能继续坚守理想主义的高地。太多的鲜血与泪水,也许不会使他们更加坚强;他们更可能两腿发软,未见光明先见黑暗。更何况,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宏大的使命。一旦大船失事,甚至只是出现了失事的苗头,他们将会第一个跳船逃生。

「没关系,」于品海平静地直视我的眼睛,毫无妥协之意。「如果他们会游泳,那他们就没什么好怕的。如果不会,当初就不该上我这条船。」

一九九三年底,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在北京的一家日本料理再一次见到了陈冠中。他的衣着跟平常一样典雅低调,脸上带着温暖柔和的笑容,举止也一如既往地温文儒雅。我们点了刺身和清酒。他刚刚从香港回来心情相当愉快,因为他在那边跟几个投资人达成了一些生意上的协议。这阵子他忙得要命,在北京进进出出中国香港两头跑,一边打理智才集团的生意,一边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他自己的项目上。他尝试过说服艾敬签下智才的合约,因为他觉得,合约的条款不可能一直都像计划的这么苛刻。

我提到了于品海对他的排挤,他笑了笑,引用了赵匡胤的典故:「这就叫『杯酒释兵权』。」接下来,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真的,这事情蛮可惜的,因为我本来会留在智才,尽心尽力地帮他们做事。于品海是个有使命感的商人。依我看,我在中国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他的爱好所在,看着别人把你的爱好抢走,心里当然不好受。」

可惜归可惜,陈冠中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抱负。他准备继续留在中国。他自己有一些钱,还找到了几个新的大金主。(「抱歉,这些是商业机密,现在还不方便透露。」)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跟目前做的一模一样,只不过要用他自己的方法:从小的事情做起,把事情送上可以自行发展的轨道,建立一些堪为表率的企业和制度,让其他的人来效仿,来竞争。他要的是游击战术草根策略,机动灵活,不要大公司,也不要一成不变的模式。遍地开花的生意好比千百个雪球,势头越滚越强。(「你知道『混沌理论』吗?看起来互不相干的事物,最后不也能造成系统性的环境改变吗?」)他希望在商业和文化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他想要利润,也想要崇高的事业。

他眼下在忙什么呢?哦,他手头的事情不计其数他刚刚敲定了一桩激光影碟的合资生意,在出版CD-ROM电子书的项目上取得了进展,为保护的目的买下了北京市中心一座殖民时代著名建筑的改造权,目前正在洽谈进口少儿动漫软件的生意,同时还在寻找合适的途径,以便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建一条新的电影院线。他一直在搜肠刮肚,想找到方法来改造中国现有的发行系统。「不管是上游的生产,还是下游的零售,中国做得都不好。我不想跟你讲那些无聊的技术细节,总而言之,发行才是关键:现在的情况是读者找不到书,书也找不到读者。谁要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马上就身价百万。到那时,像贾平凹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小说家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其他的人也会受到鼓舞。那些有才华的作家,再也用不着受穷了。」噢,对了,他刚刚参加完一场会议,议题是一本沉闷无聊、行将倒闭的北京杂志。陈冠中拿自己的钱来支持改编这本杂志,希望它起死回生,变成一本生动讲述城市潮流与生活方式的综合月刊。杂志将改名为「北京纪事」,创刊号会在明年四月面世。

北京有高贵的传统,文学人才和出版社的集中度也是无可匹敌,所以呢,只有北京有潜力跳过香港模式,直接变成一种更为高雅的文化的中心。它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夜晚都被港式的卡拉OK厅占据。所以说,你明白吧,我是个特别不走运的人:我是最早意识到北京精英有多么瞧不起香港文化的香港人之一——只有少数香港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我已经来了,而且还在尽我所能地宣传北京,努力帮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性文化中心。

我问他,有没有在北京见到一大批有天赋、有能力、心态开放的人。「你真的想听实话吗?」我点了点头。于是他摇起头来,笑着说:「有时候,想组织一次有思想的交谈,比组建一个通讯集团还难。」

说到香港的长处与局限,陈冠中同样直言不讳「香港有两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一个是电影,一个是创业精神。前一个刚刚开始打进国际市场,后一个还只有地区性的影响。在其他的领域,香港并没有多少独创性总体说来,香港算不上世界舞台上的先锋——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中国确实可以跟香港学那么一两样东西。」

然而,面对今天这种纷繁芜杂、变化不停的全球文化和政经博弈,你真的能认定好的制度就可以带来好的「内容」,认定适当的努力和金钱投入就可以「让好人赢」吗?说来说去,什么才叫「好」,由谁说了算呢?好的能一直好下去吗?这些人身上穿着得体的套装,嘴里讲着得体的商业行话,腰包底下小心翼翼地掖着「拯救文化」的使命感,就凭这寥寥几个高贵的战士,事情就会有巨大的改变吗?会不会,这样的想法仅仅是他们的自我安慰呢?也许,鉴于商业成功和知性道义并不总是能实现愉快的联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打入敌营的文化捍卫者」,好歹能有点儿安抚良心的作用。

我想到了荣念曾和胡恩威那样的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来为艺术和文化抗争,远离主流,远离商业。想到这些人,我禁不住暗自寻思,他们和陈冠中各走各路,有没有对旧日的友情与盟约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于是我问陈冠中,荣念曾说他们的漫画遭到了《号外》的封杀,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冠中惊得目瞪口呆:进念二十面体的那封抗议信,压根儿就没有送到他的手里——他后来才听说拒绝刊登的事情。前面这些年《号外》一直是一些年轻的编辑在打理,陈冠中已经退居二线,不再直接参与杂志的事务。《号外》已经变成了一本新潮少年的杂志,陈冠中个人并不觉得它的新面貌格外有趣——不过,他能够理解这样的转变。受众既然发生了变化,杂志如果还是老风格,肯定会活不下去。无论如何,陈冠中绝不会用「纯粹主义」这个字眼儿来形容自己,形容自己的职业生涯;经历过多次改行跨界,他更多是一个混合体、一种杂合物。所以他能够理解,有些老友可能会把他看成叛徒;身负骂名,对他来说并不是头一回。

有那么一个瞬间,痛苦的表情浮上了陈冠中的脸。「可是, Danny(荣念曾的英文名字)这件事情挺可惜的。这么大的误会。太糟糕了。」接下来,他又恢复了平素的快活劲头。「 Danny不知道,我欠了他多大的人情。第一次见他穿那种皱巴巴肥腿裤的光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是七十年代,香港的所有人都还在穿紧腿裤和牛仔裤。紧绷绷才是流行。 Danny的裤子让我懂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不光是时尚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态度。为了这个,我一辈子都感谢他。」

照我看,陈冠中有点儿像个变色龙:你很难把他的形象简化为鲜明确定的原色,下一个清楚明晰的定义。不管处在人生中的哪个阶段,他身上总是充满了矛盾和反差。他又抽烟又喝酒,可他同时也在组织环保运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藏传佛学,他怀有同样强烈的兴趣。他用一只手撰写学术随笔和电影剧本,又用另一只手撰写商业方案。他白天谈论利润率,夜里却思考艺术;亲手创办的杂志或团体刚刚起步,他便转头去干别的事情。他身上没有什么清清楚楚的东西:他的追求,他的选择,他的衣着,甚至是他的外表——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他的外表有一种亦男亦女的味道。他的暧昧可能会让人着恼,如果你曾经服膺于他在某一个特定阶段表现出的某一套特定质量,情况就更是如此;对他不以为然的人,并不是只有荣念曾和胡恩威

香港有许多非常抱团的艺术或政治小团体,每个小团体都有一位富于领袖魅力的导师,一小群忠实的追随者,以及一些与众不同的政治和性向准则。这些小团体游走在高度商业化主流社会的边缘,往往拥有极强的内聚力,忠实地奉行自己那些严苛的纯粹主义模式和规矩,彻底拒绝改变,藉此维持多年的生存。陈冠中混淆界限,跨越边境,于是便背弃了这样的模式。然而,古往今来的先锋和开拓者,做的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从某些方面来说,陈冠中九十年代在北京做的事情,不就是他七十年代在香港做的事情吗?举例来说,他刚刚启动了又一本「城市杂志」——而且是在北京!听说了这件事情的话·荣念曾会怎么评论呢?

另一方面,香港还有于品海,以及他那台设计精妙、硕大无朋的商业机器。一九八二年,陈冠中发表过一篇题为“ People Like Us”(我们这样的人)的随笔,幽默地把他自己这样的人形容为霍比特人的同类。霍比特人是托尔金(J.R.R. Tolkien)笔下的矮人种族,陈冠中在这篇随笔的结尾引用了托尔金的一句话,说的是霍比特人的一种特质:“ Disappear when large folk whom they do not wish to meet come blundering by”(如果有他们不想见的大家伙晃晃悠悠地走到近前,他们就会藏形匿迹)紧接着,陈冠中继续写道:「But we shall return(可我们还会回来)。虽然, people like us本质上不太抢眼,但人数一定不会少。一定要有更多people like us。请勿被香港同化。」

那时的陈冠中是个浪漫派,如今的陈冠中浪漫依然。他确实回来了,不但如此,他兴许还找到了一批某种意义上的同类,那就是艾敬和刘卓辉这样的人。他们信任他,把他当朋友,伤心时向他倾诉,喜悦时与他分享。(「噢,阿John跳舞跳得棒极了,」有一次,艾敬对我说,「他真的是我在迪厅里的救星,因为阿辉自己不跳舞,也不喜欢我跟别的男的跳舞,只有他例外!」)

话虽如此,他俩还是决定跟着于品海。陈冠中在北京结交了许多朋友,当地人会请他去家里简单吃碗面条,觉得他通情达理,说话很有意思。不过,他们还是对于品海更着迷,而且心存畏惧:于品海那种心无旁鹜、志在必得、不一切的架势,还有他雄厚的财力和宏大的构想,实让旁人敬畏有加。除此而外,对于陈冠中时常表露的那一类细腻情感,他一点儿也不感冒。失和之前,他俩一起去过一次西藏。站在一尊无比优雅的文殊菩萨塑像面前,陈冠中眼里泛起了泪光。文殊菩萨掌管知识与智慧,塑像通常一手持书,一手持剑。「他信佛,」于品海后来对我说。「好些年以前,他还信过马克思主义。两样我都有兴趣,两样我都不信。」于是我问他,会不会,「无信仰」才是他的信仰。他泰然自若地回答,「可以这么说。」

于品海身上有一股力量,一方面吸引他人靠近方面又拒人千里之外。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是你餐桌上的一名普通客人。「谁知道呢,没准儿他才是那个合适的人,能够强行打破中国那些看似无法打破的东西,」有个北京朋友私下揣测,此人并不喜欢于品海做生意的强硬手法。「没准儿,只靠他强大的意志力,他就可以办成事情。」相较于老一辈的华商巨头,比如胡应湘、王安乃至查良镛之类的传奇大亨,年仅三十五岁的于品海拥有不遑多让的领袖魅力、渊深城府和专制作风。跟那些人一样,他的作派也是相当西化,相当平和自如。他骨子里是个地道的华人,举手投足之间却颇具现代国际巨商的风范。他永远不会有陈冠中那样的风趣或谦抑,永远不会把自己比做矮人。矮人,是不算数的。

小人物从来也不算数,这在中国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历史也充满了讽刺与惊奇,而中国刚刚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推动国家前进的是小人物,是他们成千上万的小生意汇聚而成的商业伟力。除此而外,这还是一个谁也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代。

一九九四年三月,消息传来,艾敬最终还是拒绝了于品海,没有跟智才集团签那份六年期的合约。于品海立刻让公司暂停了宣传艾敬唱片的所有活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覆水难收的地步,但这样的对峙必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谁也没想到,内斗居然来得这么早。

大概也在这个时候,陈冠中搬进了他在北京置下的新公寓。「狡兔三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中国智慧。到如今,在香港、温哥华还有北京,陈冠中已经三窟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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