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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 发表于09/13/2018, 归类于书评.

爱的艺术品:邱妙津的生命与信件(英文版《蒙马特遗书》后记试译片段)

Last Words from Montmartre (2014)

(以下片段前半部分是2015年9月翻译的,突然想生日贴个什么,可是发现没什么可贴的,只有这个可以凑数。但2018年9月15日看了新闻之后,又翻译了几段。)

作者:Ari Larissa Heinrich (韩瑞/韩依薇) 译:小河

 

台北到巴黎 

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邱妙津二十六岁在巴黎自杀的情景仍然激发着台湾报纸、学术期刊和全频段社交媒体的猜测。她是怎么去世的?她的恋人是谁?她是因为心碎而死吗?邱的突破之作——一部易于理解且尖刻的作品《鳄鱼手记》(1994),为一个世代的台湾女同志发声,并为她在酷儿圈子赢得了某种被狂热崇拜的地位。她去世后不久,《鳄鱼手记》获得了《中国时报》1995年度时报文学奖推荐奖,她的作品也随即从边缘进入主流。她的小说在这座岛屿的高中和大学里讲授,数篇博士学位论文试图解开她复杂的情感语法。至少有一部致敬回忆之作(骆以军的《遣悲怀》,2001),还有她朋友赖香吟的一部小说性质的映像(《其后》,2012)写作出版。除了在台湾有众多读者之外,邱的作品最近也在大陆出版——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转向,甚至不到十年前那里能够获取的版本只有女同志社群内部互相流传的非法私印副本。 

一个年轻台湾女同志黑暗、具有实验性质的沉思如何得以吸引如此忠诚且多元的追随者?也许邱的成功与台湾的首府台北普遍的文化接受度有关,这么一座城市繁荣的公共生活和动态的文化场景使得最近的《华尔街日报》简要的将其含蓄地与俄勒冈的波特兰予以比较。在这个地方,“自然界、相当好的牛角面包和稀有黑胶越来越胜过拥有最新款式劳力士。”这座城市同样因其作为亚洲最为“同志友好”的城市之一而广为人知。然而这样的快照倾向于不仅仅掩饰了支撑当今台北“自由主义”的沸腾张力,同时也掩饰了这座城市复杂的过去。仅在邱于巴黎写作《蒙马特遗书》的十年前,台湾政府才终于取消了将近四十年的军事戒严令,仅有一代多民众经历导致当今台湾与大陆僵局的两岸分治。“同志权利”在1990年代是一个新创造的中文术语,人们对在台北新公园——一个戒严期间臭名昭著且备受喜爱的巡逻点——里的警察逮捕与骚扰仍然记忆犹新——尽管是一个更加自由的政权,它仍以“民主与进步”的国家政策的名义试图“清理”公园。也是在这一时期,台湾开始进行被重新纳入联合国的官方游说——它曾在1971年被正式开除。在邱完成《蒙马特遗书》之时,“国家主权”和台湾认同的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占据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逐渐增强,直到中国终于向台湾海峡发射“测试”导弹意欲影响在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的民主总统选举。但是,如果1990年代中期的台北不像波特兰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邱被各界人士超越身份政治、民族,甚至还有语言(她的作品也被翻译为日语)的热情接受?是因为她作品的文学价值,或她迷一般且悲剧的死亡场景?抑或因为她只是因为在对的地点与对的时间出现? 

答案更像是上述解释的混合。台湾史的丰富通常被西方所忽视,趋势是缩减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要么让位于混合了两岸关系的政治张力,要么让位于它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但是台湾政治与文化生活在二十世纪进程中不稳定的更替使得这座岛屿成为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家,同时产生了壮观的文学多元化。直到1895年,这座岛屿仍是清廷的保护地,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它被割让给日本作为殖民地,直到1945年。在这半个世纪中,台湾人被迫在公开场合讲日语,并且在学校里学习日本文学、历史和文化。与此同时,为了交通与社会福利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线,市政工程)之后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台湾经济奇迹的基础。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日本之后,台湾于1945年被归还给中国国民党统治。这最初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像是好消息——在半世纪日本人统治之后,人们乐观的认为一个具有文化归属的中国统治者会更好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也会更支持当地方言)。但是这个新政权强制使用标准国语,强征苛稅,并且使用残酷的手段压制地方异议与表达的需求。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是如此的残酷——包括严格的审查制度,宵禁,“失踪”,以及,最悲剧的,在1947年屠杀了数千名台湾异见者和平民——因此一些公民转而怀旧日本政权。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控制中国大陆之后,国民党统治者接下来又统治了台湾五十年,直到2000年民主进步党候选人陈水扁在普选中获胜。尽管邱的祖父母辈生活在日本殖民主义之下,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严苛的统治决定了邱的父母辈的公共生活形式。当邱处于其1980年代的青少年时期,她继承着一个独特的混杂的生活传统以及具有分歧概念的公民生活:日本现代主义美学与中国“反共产主义”的紧缩相对;她经历着——以及有必要表达出来——自我分裂感,公共感和私人感;并且逐渐能接触到更广泛的西方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全球的“公共社会”。当邱念高中时,对于一个年轻市民来说,在家与父母讲闽南话,与祖父母讲日语,以及在外讲国语是很普遍的——与此同时他们还会上课学英语、法语、韩语或者其他的语言。 

当国民党政府于1987年解严时,广泛的对文学以及政治表达的审查也随之解除,这对于台湾文学图景爆炸式激增来说时机成熟。界限被打破,舒适区被挑战,并且差异以类似美国民权运动的方式模糊。不仅台湾“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行动者现在为将闽南话接受为官方语言而请愿(它本身引发了有关哪种语言能够最好的代表台湾当下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辩论),而且在1990年代,就像学者Fran Martin在Angelwings: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2003)中有力地总结,也是“包括女性主义,原住民运动,工会运动,环境运动与同志(男同性恋及女同性恋)运动在内的一系列草根政治运动的多样化和增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的文学刊物与杂志兴起,以满足因城市中产阶级渴求文学而不断增长的需求层级,与此同时台湾与西方国度的文化贸易飞速增长,无数的欧美经典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在这一时期,绝对多元的文学形式使人目不暇给:普通读者不仅目睹不大可能发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美学支配下的碎片化叙事、语言游戏、当代都市设定,和全球化想象变得主流化”;即便在后现代美学未能满足(审美)的情况下,读者现在还能够选择阅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后设小说,心理文学(psychological literature),都市文学,怀旧的‘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和女性主义写作,(并且还有)流行的奇幻、推理、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这个文学和文化类型都逐渐增殖的现象的核心,就是酷儿文学(queer literature),即Martin所称之“越界之性的文学”。在很多方面,酷儿文学在台湾解严后的十年里都占据着传奇般的地位,有关性的亚文化的公共讨论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聊天室,还有大学和学术会议”中呈指数增长。酷儿文学在文坛中的存在是如此显著,一时间,似乎“没有一场文学比赛中不至少授予一个奖项给同志主题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这导致一位台湾文学评论者说,“同性恋”作为主题,甚至“变成了‘时尚’”。(译注:据纪大伟,在1990年代,多种同志题材作品获得文学奖之际,叶石涛与陈映真是最常在评审会公然批评“同性恋题材投稿太多”的两位文坛大佬。)

多元文化,通晓数种语言,精通文学,有野心,且酷儿——这就是邱妙津出生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环境,这也是她参与塑造的环境。实际上,在她短暂一生中的关键日期与我之前提及的一些里程碑时刻非常接近。譬如说,邱妙津在青少年时期从她(位处台湾东南)的彰化县家乡来到台北市,就读于最好的女子中学北一女,这相当于台湾版的布瑞利学校(Brearley School)。邱妙津1987年从北一女毕业,进入著名的国立台湾大学,恰逢戒严令取消之时。当她读大学时,就像开始拥抱后现代主义的新一代作家,邱开始在本地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并不完全算是纪实小说,这些故事显示着同性恋的潜台词,一些主人公与作者本人明显相像。其中一篇,令邱于1989年获得了她的第一个文学奖,中央日报短篇小说首奖。(译注:获奖作品为“囚徒”。) 接下来,在1990年,邱妙津的中篇小说“寂寞的群众”获得第四届联合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推荐奖。这一年,台湾第一个女同性恋组织“我们之间”成立。1991年,邱妙津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也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鬼的狂欢》。

毕业后,邱在台北的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做了一段时间助理,也在《新新闻》周刊做了很短时间的记者。之后,她找了个茶馆的工作,以便全神贯注完成《鳄鱼手记》。1992年,臭名昭著的台视新闻事件发生——电视台记者偷拍一间台北女同性恋酒吧并在晚间新闻中播送,这使得公众注意到“(同志)出来”的问题以及酷儿身份政治。《鳄鱼手记》即在台视新闻事件与因之产生的争论的余波中写作完成,记录了一个女同性恋大学生和一个“卡通似的,无性别的鳄鱼”的生活。在媒体狂热追踪下的鳄鱼,为了在公众和媒体面前隐瞒自己的鳄鱼身份,披上了人装。虽然叙事略有讽刺,《鳄鱼手记》仍然是易于理解的(就像一部描绘了一个会说话的鳄鱼的小说所能做到的)。而在它吸引了时报文学奖评审的目光之前,它就已经在酷儿圈子里开始流行。书中的词汇(“拉子”、“鳄鱼”)被女同性恋作为自称用语。时机绝对是邱妙津成功的一个原因:在1990年代初期的台北,她发现、并且参与创造了对她的作品易于接受且多元的读者群体。

但是邱妙津同样也有罕见的天赋。她拥有在一些年轻作家身上自然迸发而出的,先天的异于常人的洞见和野心——兰波也许是这种人中最有名和最深刻表现的。她早慧的洞察力,在1994年她离开家之时还并没有完全绽放。25岁时,邱搬到了巴黎就读研究生,在巴黎第八大学学习临床心理学和女性主义。法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Hélène Cixous正是在这儿,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女性研究的研究生项目——女性研究中心(这个项目在邱妙津在那儿的1995年,被政府威胁取消)。台北文坛的轰动已经是九霄云外的事,邱将自己浸入巴黎文化,并大量地阅读。除了Cixous的书和论文,她还读(法文版的)Clarice Lispector,安德烈·纪德,还有让·热内。她看了所有她能看到的安哲罗普洛斯和塔可夫斯基;狂热地赞扬雕塑家Paul Landowski;并且深思熟虑如何将这些影响与她所欣赏的日本现代主义所融合——超越叙事结构正常化的局限,同时也保留艺术的真实。在巴黎,邱写作了她自认为的佳作(《蒙马特遗书》)。她抛弃了在《鳄鱼手记》中得心应手的模式——覆着薄纱的自传之化身,转而在她的写作中直接嵌入小说化的自我觉醒。结果就是,这部作品难以被归类为回忆录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书信体小说。尤其是它在形式与语言上的革新,甚或使之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

 

……待续

 

(一点佐料,香港电台《蒙马特·女书》:http://gbcode.rthk.hk/TuniS/podcast.rthk.org.hk/podcast/item_epi.php?pid=1139&lan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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