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李宗盛第一次逛故宫，那一年窦唯和张楚唱着爱你一万年

 

 

那一年李宗盛第一次逛故宫？那一年窦唯和张楚唱着爱你一万年？？这标题老正宗老公众号吧，嘿嘿嘿，过年嘛，大家轻轻松松，看看八卦图个开心。短短一年时间，超过15秒的音乐都没人听了，公众号年关也不好过啊。^_^

既然是新春happy，拿什么跟公众号配对了？想了一下，脑海中出现2013年倪重华出版的半自传《铿锵真言》。倪重华何许人也？简单的说，他是林强、伍佰、张震岳的幕后老板，台湾音乐圈&文化圈的大拿，2014年他从文化圈跨至政坛，担任台湾文化局长，之后又引起一场风波。详细情况不再累述，各位可自行谷歌。

80年代末，倪重华率先来到大陆和崔健等内地音乐人成为朋友，在《铿锵真言》的第二章节【和北京摇滚乐一起漂洋过海】便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倪重华的这本半自传并无文笔可言，行文近似于口述，有时候下文还不接上文，确实也很【公众号】，但一些陈年八卦还是很欢乐，比方说陈升居然和鼓三儿打过架，比方说窦唯、张楚和伍佰居然也有过迷之交集，差一点就出现在伍佰的一首作品中。我充当一回义务打字员，将这第二章节搬运到网上。

聊聊八卦，再扫两眼老崔等人年轻时的照片，给这新春再添一份喜庆之情。^_^

 

 

吃个饭吧，崔健！

 两岸交流大门还没打开时，圈子里常像秘密结社般，分享着从某处截来，一些对岸的支字片段。那时候流传着一首很厉害的歌，那个年代没有facebook，没有E-mail，没有youtube，朋友们只能用卡带互相拷来拷去，这一首歌，兰陵剧坊那一票人都抢着听，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崔健：倪先生，您的姿态很高！

 “哇拷，这音乐这么吊，太厉害了！”当我辗转拿到崔健的带子时，难以形容听到时的震撼。

我的【一无所有】是进念十二面体的荣念曾，托兰陵剧坊的林维带给我的。

真言社办演唱会的关系，我常在国外飞来飞去，拿到崔健的电话后，因为还未解严，只能利用出国的机会，打电话到北京。

第一次打给崔健时，我人在泰国，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跟崔健对话的台湾人。

1987那年开放赴大陆探亲，我在秋天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那天晚上崔健骑着脚踏车来找我，我带着一些当时滚石代理的国外摇滚专辑，还有一些觉得不错的书给他。

我们聊得很愉快，分手时崔健对我说：“倪先生，您这趟来合作的姿态很高。”我心里嘀咕：“不会啊？我的姿态不会很高啊？说我姿态很高是什么意思？”一问才知，原来姿态很高，讲的是合作意愿很强烈，跟台湾习惯的语意完全相反。

历经政治时空的阻隔，两岸的关系又近又远，彼此操着熟悉的语言，但说的意思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样，后来只要觉得不太对，我一定会问，免得搞错了。

大陆改革开放后，经济逐渐走向私有制，唱功工业刚起步，崔健心里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

过去大陆歌手多是录制拼盘式的合辑，制作人找他们到录音室，一人录一首歌，一次性买断，很多歌手唱的都是别人的歌曲，像那英，她唱【一样的月光】次数可能比苏芮还要多。

崔健在【一无所有】前，也多是翻唱西洋歌曲，不过他想要改变，希望让自己的创作能享有应得的权利，跟出版社合作的模式是合理的版税制，不再是过去的卖断，他要在大陆建立唱片的私有制。

北京刚刚有第一个私人律师事务所，著作权意识才抬头，很多事都是史无前例的，一开始，路走得很辛苦，我还曾大清早陪着崔健去打官司。

那段日子也是北京摇滚乐初步资本化的过程，对唱片的流程还很陌生，很多事不明瞭，我就把台湾词曲版权合约、企划书、歌手合同范本带过去，同时也将唱片的商业模式，引进这充满生命力，却仍在学步的地方。

从北京回来后，我跟三毛明确地表示，这边很多人才，底子很够，尤其希望可以跟崔健在音乐上合作，他的音乐重量很清楚，在中国摇滚乐刚萌芽之际，更是站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

有回，崔健一上车就给了我一张纸，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我昨晚刚写的。”我一看是【一块红布】，这首歌的意象太强烈，简直就是言简意赅、一语道破。词意诉说的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崔健唱这首歌时，总是会拿一块红布蒙住自己的双眼，激昂地吹起小号，画面和音乐都深具震撼力。

 

一块红布

词、曲|崔健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像铁一样的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见这儿的土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的身体现在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百花深处的圣地

 北京有个很火的录音室叫百花录音棚，百花录音棚就位在百花深处胡同里，是个只有二十四轨、设备有些破旧的录音室，但在北京摇滚乐史上可是重要的历史圣地，有不少厉害的专辑在这里诞生，陈升的【北京一夜】也是在这录的。

那年头，北京很有味道，我记得有次到百花录音棚去探崔健的班，在纷飞的大雪中，看着他们用三轮车运着鼓，在胡同里走着，白花花的雪就落在鼓和人们的肩头上。

北京习惯用合作制做音乐，崔健自己找了出版社（大陆出版专辑均需与国营的音像出版社合作），他在出劳务、出版社负担录音费用，专辑版权双方共有，出版社很快就答应。

以交情、条件论，崔健没理由不跟我合作，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一无所有》（大陆专辑名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台湾地区的版权给了当时陈复明的可登唱片。后来崔健跟ADO乐团闹翻了，我就签了ADO，总觉得将来他和ADO还是要弄在一起，至于闹翻，我认为这只是过程，虽然我没组过乐团，但分合这事，我看挺正常的。

在沉默的年代摇滚

 没跟崔健合作成，我还是帮他们一点忙，1989年3月崔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我们出资给主办人黑子周转。

大陆官方视摇滚乐为洪水猛兽，看演出是不准站起来的，现场公安林立，但崔健一上台，群众激昂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不管虎视眈眈的公安，全都站起来，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摇滚的力量突破了官方的禁令，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这场演唱会，也成了北京摇滚乐史上的重要一页。

当时我认识了英国WHAM乐团的经纪人simon napier bell，他想在英国伦敦举办一场亚洲音乐节（salem music awards），我安排崔健和刘元代表大陆前往演出，同台的亚洲歌手还有台湾的齐秦、香港的张国荣。这是崔健第一次出国演出，他护照都办好了，出国当天出境卡却出了问题，只好重买机票，隔天再来一次。

崔健的演出非常成功，我们住在老牌的丘吉尔饭店，还利用的难得的机会，坐着饭店黑色的礼车，去看了两个乐团fishbone和the post的演唱会。只是演出的地点在伦敦的黑人区，司机一看不对马上表示，他没办法在那等我们，直说如果车停久一点，肯定会被砸。

我们进去栽了一跤，但还是得继续弄，真言社在北京有了第一个员工赖碧云，我准备大干一场。当时先签下ADO乐团，租下了指挥部文工团的铁道兵录音棚，给ADO排练、创作，后来又陆续与何勇、呼吸乐队、窦唯的做梦乐队签约。

只要到北京，几乎天天都在见不同的人，就约在饭店的咖啡厅里，一波接一波，透过的小赖的安排，北京的摇滚乐团，我差不多都见过了。我还记得第一次见窦唯的情形，那时问他乐队为什么取名叫做梦，他低头二秒、抬头四秒，左看右看后，叹了一口气说：“做过的事都成梦。” 真是个高深莫测的回答，当场被他打卦了。

黄小茂也是当时认识的朋友，在一票摇滚人中，小茂是唯一写歌词的，也是少数对市场行销有兴趣的人，后来果然一路做到索尼、华纳唱片的高层，见证、参与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商业化过程。

我在北京有个绰号叫吃个饭吧！

北京乐队几乎都认识我，每次见面后，我总会招呼大家一块去吃个饭，这是我在北京的惯例，吃饭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替我取了这个绰号，有时干脆在背后也直接说：“你觉得那个吃个饭怎么样？”

物资仍是匮乏，我每回过去就会帮他们带点东西，尤其是乐队们都很缺乐器。只是那时带乐器进去算是走私，每次都要找人到海关去乔一乔，幸好北京很很多制度尚未建立，许多事都靠叫人情，踩在边缘线上，就这么里面一点、外面一点，一路走来也没出什么事。

在北京消费得用外汇卷，吃饭要到国营餐厅里去。我长期包辆出租车，司机老王特会带路，带着我吃遍北京的国营餐厅，什么饺子宴、烤鸭宴，全都吃过。

台湾过去探亲的，可以带大三件免税，所谓的大三件指的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三样大型家电，这类家电可是奢侈品，在北京非常抢手，那时每次去的大三件都给老王买走了，后来有人去了老王家，发现他家里全堆满了电视机。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

 两岸乐团基本上都音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台湾乐团是创作导向，北京乐队则执著于技术，那时三儿（崔健乐队的鼓手——张永光）每天都要打足三小时的鼓，刘元虽稳坐中国萨克斯风的第一把交椅，还是天天吹、天天练，他们像是江湖中的武林高手，每日魔枪练剑，追求武术的最高境界。ADO一出来，台湾没什么乐团可以跟他们比，实在是太猛了。

见了那么多乐团，窦唯是我少数很遗憾，没合作的歌手。

刚认识窦唯时，他还在黑豹乐队，后来离开另组了做梦乐队，他是个很有礼貌，但也很害羞的一个人，常都不太说话。我在波丽佳音时，窦唯的《黑梦》专辑已完成了大约八成，有音乐、没有歌词，大家都很喜欢，制作部整天在放，可惜始终没做成窦唯的专辑。

198*年5月3日那天，崔健和刘元带我去看北大的民主墙，五四当天学生游行，气氛很平和，学生们看来像去郊游似的，我下午坐飞机回台湾，没想到一个月后就发生了*****事件，我在北京的日子也画上句点。

没有合作也许是好的！我和崔健依旧有着好交情，也许这是上帝的安排，要让我们当一辈子的朋友。

崔健在音乐里不批判、不愤怒，却有着深深的自省。尤其是身在那样敏感的年代，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并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崔健始终没变，还是对这个社会很有意见、想法。

记得有次跟老崔坐在车上，他说：“老倪，我们在天安门前搞一场演唱会吧！”可惜这个目标至今还没达成。

崔健：老倪，他把牙都喝掉了！

 我是老倪接触的第一个大陆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他和别的台湾人不一样，我们有更多的亲近，到现在也是一样。老倪那时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人，住五星级酒店、包车，穿得比较讲究。他那种商务上的姿态，后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也觉得他其实跟其他商务人士不太一样，是用音乐家的方式跟我们打交道，尤其是喝了酒之后，所以我们跟他总是无话不说

他也不喝酒，但挺照顾我们这边的情绪，老跟着我们一起喝。最逗的是，有回他与我跟小梁子（梁钦宁，中国哲学思想家梁漱溟孙子），半夜从北京饭店一路走到东四环的某个涮羊肉馆，他喝二锅头喝吐了，到胡同里的小便池时，把假牙也给吐掉了。没辨法，只得把牙捡起来，洗一洗戴回去，这件事在我们这儿可是「传为佳话」，也因此很喜欢这个人的为人。

当时听说，麦可杰克森、玛丹娜这些大牌都想在天安门广场辧演唱会，我跟老倪说，给这天安门开苞的应该是咱们中国人。我随口说说，他认眞地当成一个严肃的愿望了，在天安门前演出，现在基本上不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天安门广场只是个地理位置，不是精神上的广场，这东西现在也不重要了。

台湾商务比较是一个「你好，我好，他好」的方式，实际上，台湾人很讲原则，前几次见面比较客套，后来也是讲商务原则。刚跟台湾人接触时，我对商务上没太多期待，他们对我好像有很大期待，对我们而言，分不清滚石和可登的差别，老倪跟我没签成，就把ADO给签下来，现在看起来不过是商务上的你来我往。

摇滚乐创作过程中的气氛，其实有点江湖，但摇滚音乐的工业，又是非常的现代化，商业这东西很危险，你卖的是你的才华，很难把握住创作和商业的平衡。当初因为开放的关系，有机会看到大陆跟台湾、香港的不一样，自己通过签合同，跟乐手间出现矛盾，在理解与不理解间，有些事真的就只能等，通过时间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老倪刚来北京时给我送了些乐器，但这不是我要的，是他们想的。当时只要是有名的乐器，都觉得是好的，其实也不一定是我们适合的，像在天安门前照相的那支吉他，是做金属音乐的，现在看来觉得有他们的一番心意。

我后来逐渐发现，他们对音乐市场把握的能力，比对音乐风格更有深层的理解。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商业上的成功是感情成功的延续，商业上不成功的话，感情上的成功围着一层虚假。

我还好，我周围的一些人对摇滚乐的未来不是很乐观，他们甚至没找到可以长期发展的支点，认为可以依靠台湾人或台湾的一些公司，突然有一天，台湾人告诉他，你依靠我是错的，这些人可能会觉得很伤感情。老倪觉得我们没合作是感情可以维持到现在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里面没有利益或是情感平衡的游戏在里面。老倪的风格，比较重视人与人间情感的交流，所以说，老是吃个饭！吃个饭！在很多回忆中想到我们之间的交流，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种艺术风格，是热情、喜好的错位。他很喜好我们，我们很热情，但两人还是没眞正去融合、碰撞一次。

刚开放时，曾经认为台湾代表世界开放的形象，接触多了发现，台湾是台湾、美国是美国、英国是英国。当你逐渐认识这世界，也会逐渐认识第一个带你进这世界的人，他当时是什么想法，包括老倪，也是通过事情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去英国时，他帮我和刘元一人买一身衣服，高领衫，也不大、很小，我们头还挺大的，套不进去。当时我们都穿上了，但觉得奇怪，觉得自己不像大陆人。我猜他可能觉得我们平时穿的衬衫太土了，我和刘元演出上台时，不愿穿那衣服，还是穿上平时在北京演出时常穿的中山装。在跟台湾、韩国、日本、东南亚歌手合影时，发现我们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张国荣、齐秦他们都穿着名牌，特漂亮。老倪很鼓励我们换衣服，当时不理解他的用意，现在知道了。

刘元：绅士派老倪

 刚认识老倪时，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留着个胡子，是个绅仕派！后来没了胡子，有时看他还会觉得有点别扭

1989年和1990年正好是很多乐队出来的时候，那时，很多人都知道老倪，他把北京摇滚乐介绍到台湾，台湾艺人也透过这形式到北京来。我记得第一次见齐秦时，他说是第一次见雪，整个人都冻感冒了。李宗盛头一趟来北京时，我还陪着他去逛了故宫。

两岸交流上，老倪出了力，甚至还是特别早做这个事，他把一些合同形式带来，多多少少给了大大小小乐队，带来合同概念。我跟真言社出了《梦桃花》和《旧路心情》两张专辑，两张风格不同，台湾有台湾喜欢的形式，我觉得专辑还不够成熟。不过，这不重要，做了这事，有了那过程，才是重要的。

 Landy，我的贵人老弟！

我和Landy（张培仁）的背景很像，除了我们都是北方人，高头大马，他还是我光仁中学的学弟。

第一次见到Landy时，他是滚石的工读生，瘦如竹竿，体型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他在滚石办公室里拿着卷烟器，不知该怎么用，我帮他卷了支烟，从此成为好友，一路看着他从滚石的企画到现在。我在做电视节目《周末派》时，只要能帮他就尽量帮，后来， Landy反成了我的贵人。我们只要在一起合作，都有不错的结果，他聪明、有见地，是个营销长才。只是要说动他很难，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规格和想法。

林强的《向前走》时，Landy在市场营销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后来我们一起做台客摇滚，也是有声有色。

我虽很早就进入北京，但我的重心一直在台湾，相形下， Landy对北京有着特殊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把北京摇滚乐做得很好，果然「中国火」狂烧。后来也很放心把真言社的歌手交给他，伍佰和张震岳都在魔岩唱片时期开花结果，我是乐见其成的。

张培仁：雪地里的热血

我的祖籍是北京，倪桑父亲交待，他们是北平人。我第一次的北京行，是倪桑带我去的。

辗转听到一卷从倪桑那来的带子，里头是一首崔健早期的歌曲，叫【如果】，后来收在《浪子归》辑里，是比较轻松、年轻，少年诗人般的崔健。

倪桑和三毛想跟崔健合作，找我在1989年1月时，一起到北京。我们来晚了，崔健已经跟别人签了约，虽然感觉他也很想与我们合作，但没办法，所有人都很沮丧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有种不太一样的感觉。我没有看过雪，没签到合约，北京也没下雪，很沮丧。这时候倪桑说：“没雪，看看冰也行。” 带我到建国饭店外的大喷水池前，因为天气冷，水喷到一半都结冰了。看到了大冰块，我挺高兴的，他还带我到颐和园和圆明园，整个湖都是大冰块，这对当时二十七岁的我，是很兴奋的新体验。

晚上我们到了崔健家，我从台湾带了些CD给他，老崔说：“台湾的音乐怎么都这么甜？”一直到几年前，他人来了台湾才明白，台湾的生活就是这样，可那时他是不懂的。我说那你听听这张吧，就放了赵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来】，他听了很震撼，认为是他听过的台湾最好的音乐。他们晚上录音，我去探班，第一次在录音室听到【一无所有】，吓坏了。虽然从小听摇滚乐，但我们的生活太安逸、太保守，才刚过戒严，很多问题看不见或刚开始看见，我一直觉得当时很难有眞正愤怒的音乐，所以在北京听到【一无所有】，被打到的程度，是难以言喻的。

录音中间饿了，我杀到西直门外买宵夜，当时北京还没开始发展，他们讶异北京半夜原来真有买宵夜的地方，老崔说如果有酒就好了，刚好我身上带着陈升送我的锡酒壶，那时还不习惯喝二锅头，里头装的是威士忌。我和他分着喝，最后把酒壸送给了他，陈升因此很高兴，因为他的酒壸给了崔健。

当时我想，既然来了一趟，不如到上海走一走。打算坐火车去，倪桑说：“火车很可怕的。” 很可怕吗？他说：“这样吧！我陪你去火车站。” 那个年代的北京火车站，到处都是躺着的人，不知是等车来还是要往哪去。我买了软卧的票，从北京到上海，得坐将近二十四小时的火车，软卧里的其他三个人，见到我是从台湾来的，都不知该跟我聊什么。

火车到了济南时，因为大雪封路，停了六个小时，我跟车掌小姐说，我没看过雪，能不能让我下去看看。只见她对着车头广播：“这有个台湾来的小子没看过雪，咱们让他下去瞧瞧。” 结果有几个人，还陪我下去打雪仗。

后来发生了六*，内心很激动，担心朋友的安危，也看见崔健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演出

我头一回见到唐朝的老五、丁武和张炬，一见到这三个高个、长发、摇滚的大汉，就心生仰慕之情。在成长的过程中，摇滚乐的文化和生活状态，一直是我深受感染的一部分，我很激动地抓着他们到一旁聊，他们不太理我，想说摇滚乐，小子你懂得屁？我问他们都听些什么音乐？他们讲了 Yes 、Pink Floyd、 Queen，还有Rush。听过Rush的人不多，但刚好是我最爱的团之一，我马上唱了段Rush的歌，张炬说：“哟，你这哥儿们有点意思！” 就开始了一段热烈的讨论，也因此变成朋友，我们约好，我会再来北京碰面。

唐朝有一天带我去一个在白房子的party，几个乐队轮流演出，崔健上去唱时，用块红布把眼睛一蒙，唱了【一块红布】，我在下面抱头痛哭。如果不是看现场演出，不会了解事情是这样的，光只是听一首歌，很难跟历史，跟人生活本身的压抑绑在一起，真看到现场才知，当时的人们在承载一个多大的社会压力。

我第一次觉得北京没有人在做音乐、卖唱片，他们的肚子里有很多东西在滚，嘴巴一开，刀子就飞出来了。

我正在难受时，听到旁边的人说，陈升和三儿打起来了。鼓三儿本来是崔健鼓手，但那天他们吵架，三儿没上台，正坐在吧台生闷气。陈升用台湾式的语言跟他聊天，他说：”三儿，你这鸡巴人，鼓打得真鸡巴！” 意思是你鼓打得很吊，但三儿是黑五类，从小硬扛着压力长大的，不懂台湾语汇，一听就追着陈升要打架。MV导演王仁里也跑来跟我说：“Landy，打起来了！” 但我才不要管，我要继续专心哭。

我后来终于找到了愿意一起拼命的制作人贾敏恕，成立了魔岩文化，「中国火」，想尽办法做了唐朝、窦唯、张楚往、何勇等。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当时倪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进入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虽然后来因为很多原因有很多的遗憾留下来，但是毕竟是一个开始，倪桑开的门。

其实倪桑完全没有主流的耳朵，我的意思是，在这行业没有主流的耳朵是很珍贵的事，听得到音乐的原貌、本质，像他最早听到崔健、林强和伍佰。我们做营销或是在台湾做唱片很久的人，很容易有主流的习惯，倪桑那很早就看得见的眼光，常会看见我们看不到的事，这是他天眞的部分，也为这个产业开了很多扇门。

对于台湾唱片业进入北京的摇滚圈，正反两面的观点都有，我们带着热情和对摇滚乐的渴望，挟着我们当时优势的经验、资金和技术协助他们，在那时代平地一声雷，摇滚乐成了一股浪潮，当然有其影响。

上海也有摇滚乐

六*之后，没办法再到北京做些什么，那时候北京那一帮搞摇滚的说，上海有电子音乐，这倒有点意思，是在北京听不到的，那时就安排飞了趟上海，因缘际会见证了上海史无前例的第一场摇滚演唱会，也认识了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念书的李泉。

李泉：上海第一场摇滚演唱会

「90新开发演唱会」是一场上海打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摇滚演唱会，那时北京已经有崔健，感觉风起云涌了，但上海却没自己的创作，这是一场标榜上海人做自己的音乐，而且还是摇滚乐的演唱会。那时1990年，我十九岁，才刚进大学。

其实早在1989年时，在一个live house里就预演过一场，但发生了六*事件，批文一直下不来，直到1990年才顺利取得许可，在黄埔体育馆里演出·这是上海第一场官方认可的摇滚演唱会，也是唯一的一场，在那之前或之后，摇滚乐始终是underground，只能在pub演出。上海从文化根性上来讲，跟摇滚乐是有些距离的，本来都会心态就比较强，加上1949年后文化禁锢的政策，各种东西听得少，怎么可能是摇滚乐的土壤。只是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渴望透过摇滚乐这激烈的方式来找到自己。我念大学时很祟拜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跟我的搭档安栋，两个人就模仿了宠物店男孩，一个负责弹琴、一个负责Midi，我的团叫「四分之二」，本来四个人，走了两个，演出时又跑了一个，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上台。

这场演唱会的主办人李苏友是我就读的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很可贵的是，在一个老学究的地方，居然有人会跳出来支持摇滚乐，加上这又是我们上海的第一次，无论如何，我都得参加。不过，当时我的搭档安栋不这么想，他觉得我们的电子乐会被淹没在一片摇滚声中，坚持不肯上台，果然演出当天不见踪影，之前准备的曲目全不能用，我只能上台表演钢琴独奏加独唱，真的很难受。这场演唱会共有七个乐团参与，其中有四个乐团都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早期上海玩音乐的，有很多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这点和国家政策有些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想在国际间创造些声誉，开始培养一批得奖小尖兵。那时中国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拥有丰富的师资，有一些文革后幸存的教授，他们多是在1920或1930年代分别从苏联或西方等不同国家学成归来，开始有计划地挑选一些六、七岁有潜力的小朋友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我就在小学二年级时，进入这个音乐训练营，一路从附小、附中，念到大学，参加这场摇滚演唱会的，有很多跟我是相同背景

那时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约有七、八十个学生，老师就有两百名，从早上起来吃什么点心到晚上吃什么饭，老师们都得管，全部一套国家系统。从小学七、八岁起到大学，很可能跟得都是同一个老师，他一直把你带到国际舞台，而且要在三、五年内就拿奬，如果到中学毕业都没拿过奬，基本上是要退学的。

我们这一届共有二十名学生，五个钢琴、六个小提琴、三个大提琴，其他是民乐，拿过国际大奖的至少就有十个，我在班内算排中下，最高只拿到亚洲钢琴比赛的一等奖。

我的伙伴安栋，他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主修扬琴。那个年代，学校根本不准我们碰流行音乐，连下课唱首歌都不行。现在安栋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的副教授，要进上海音乐学院，也没这么困难了。

倪桑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台湾做唱片的，那时什么都不懂，唱片这行业的讯息，关于艺人是怎么回事，唱片公司是怎么经营的，都是从倪桑那儿，才逐渐打开这扇门。

 

 

 

 

唱抹煞的爱你一万年（乔帮主说再来一个one more thing！嘿嘿！）

陈国富是个对音乐很有概念的导演，他指名要伍佰和陈升两人重唱国语老歌【爱你一万年】，觉得以他们的路子，唱这首歌就对了。

《只要为你活一天》是陈国富的作品，由林强、叶玉卿和苏慧伦主演，是一部融合都会黑社会的惊悚片。有了《少年吔，安啦》的前例，《只要为你活一天》的台味虽没那么强，但也延续了《少年吔安啦》的新台语摇滚风格。

这部电影仍是由侯孝贤监制，那时他在KTV里有两大名曲，一是【男性的复仇】，另外一首就是爱【爱你一万年】。这首原本可能有点老掉牙的歌，在陈国富慧眼安排，伍佰和陈升的重新诠释下，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那时候陈升还没有自己的乐团，找了伍佰和 China Blue一起到北京做音乐，【鼓声若响】就是那时的作品。在【爱你一万年】前，陈升和伍佰其实已经合作过一首台语歌【可爱的马】，收录在滚石的合辑里，这次【爱你一万年】一样由伍佰先编了个大致的样子，结果一进录音室，陈升完全不管，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把整首歌唱到慢得不行，就像他这个人的调调，虽然完全破坏了伍佰原有的编曲，却有独特的味道。

【爱你一万年】后来成了很多人的国歌，伍佰只要在现场唱，群众的情绪一定沸腾，很多人，尤其是男性，到TV里也一定要来一下，嘶吼最后一句「我决定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也是首与日俱「长」的歌曲，本来的版本是没有后头加快的部分，去听过伍佰现场的人一定知道，这首歌后半段会有一段快节奏、拍手，这是伍佰实在没办法忍受陈升每次该结束时不结束，想出来的招数。只是不见得有用，现场看状况，有时连着拍手拍了三回，陈升仍意犹未尽，整首歌也从七分多钟一路加长到九分多钟。

【爱你一万年】背后的大合唱，原本还有窦唯和张楚，那时在北京百花录音棚里录音，他们俩来探班，干脆拉进来一块唱。只是伍佰和陈升都很台，突然多了个京片子，听起来实在怪怪的，为了不破坏这首歌的台味，最后决定把他们的声音拉掉，成了大家熟悉的【爱你一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