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贝克，他的生平和音乐（第四章）

第四章 天才碰触的火花：查特与Russ Freeman

译/冷爵爷

与Mulligan分开之后，查特再次与这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合作。Freeman比他大三岁半（生于1926年5月28日）。1945年以后就是洛城爵士界活跃的一员。查特与Freeman的四重奏组合从1953年6月持续到1955年8月（中间有过两次短暂的停止）。从那以后，这两人还偶尔在录音棚里合作。查特五十年代最好的两张唱片里都有Freeman的身影：《Chet Baker Sings》（1954/1956），和《Quartet》（1956）。

Freeman说：”开始我们相处的非常好。1951年末，我们第一次见面，查特当时刚刚离开军队，还默默无闻。他和第一任妻子Charlaine住在Lynwood，他们公寓后面有一个小的，独立的房子，我们可以用来排练。我们不演出，但是常常一起练习。在他的地方，在我家——只要我们有地方。那时他的演奏已经或多或少有了他以后的风格。1953年，我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曾与他们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查特，Charlaine，我。我们在Hollywood山上有座房子。那时他和Gerry合作，我有份和Lighthouse All Star一起的工作。当我们四重奏巡演的时候，查特和Charlaine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搬出了那座房子。

Miles Davis

Freeman不相信查特像人们说的那样被Miles Davis所影响：“开始的时候，他大概都不知道Miles ，Miles对他的影响一直没有显现。直到1954年，我们在Birdland演奏，对面则是Miles Davis，遇到那种氛围，对于查特来说，不是太走运。因为查特自己的风格形成已久，但他每天都听着Miles演奏，然后开始受到Miles的影响，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很久——最多五年，我想。在那之后，他又开始演奏自己的东西，在那以后一段时间，我没太关注他。但是后来我听了他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东西，我能听到他找到了通向自己风格的回归路。”

Bud Shank：“你不能简单地将查特误解为一个Miles Davis的模仿者，查特贝克就是查特贝克，他是爵士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他理应被人们这样铭记。

他影响了很多音乐家，50年代，有许多小号手从各个方面模仿他，他们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模仿查特的每一个音符。他更多的是被模仿，而不是模仿者。

查特总声称自己“用药”——换言之，注射海洛因，有时是可卡因，或者两者一起——始于1956年，一次欧洲巡演后。例如，在回忆录中他写到：“那时候我用药成瘾，实在太天真了。”（《As Though I Had Wings》，69 ）。然而Freeman的回忆却不一样，1956年，他说，那时查特早就上瘾了。查特用毒始于1954年末。那时我们一起在四重奏里。查特已经是难以置信地流行，演奏技艺也已经纯熟。——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去用毒成瘾实在太蠢了。他不是为了克服舞台恐惧，从这个角度讲，他永远用不着毒品。他开始吸毒时，正是其它所有人都开始停止用毒的时候，毒品就要退出潮流了。我也曾有过毒瘾。但是1953年6月，开始四重奏的时候，我不得不戒掉。查特是唯一一个吸毒到现在的人，其他人要么戒掉，要么死了。在四五十年代，吸毒去世的乐手多的可怕。Art Pepper是另一个例外：他也有着很长时间的毒瘾，最后，他真决定要戒了——结果却因此去世。

1983年，《Jazz Hot》上有一篇采访，查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吸毒的。所有爵士媒体还有其他各种杂志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他说自己是1956年从欧洲回来开始吸毒的。“我又一次结婚了，那是个巨大的错误。事实是，我在美国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流行了，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以此看来，钢琴手Dick Twardzik的死亡，也促使他投向了毒品的怀抱。

但是，1954年他开始用毒时，还没遇到他的第二任妻子。Twardzik还活着，状态也很好，查特也正处于自己名望的巅峰。

在那次采访中，查特也谈了自己的海洛因用药史：“现在基本已经不用了。我想，原因之一是现在它贵了太多，假如你在爵士圈里挣扎求生，总会没那么多钱去买毒品。假如你还喜欢可卡因，就必须赚双倍的钱去买这两种药，每一天你都得想办法搞到钱。50年代，毒品要便宜的多，质量也更好，三美元就能买到分量很足的海洛因。”

与Freeman四重奏的头一年，查特状态很好，有时他的演奏让人惊叹。Russ Freeman说：“他真有那么一点点天才，当他在状态时，就像我遇到的那些大师们一样，比得上“大鸟”，Dizzy……其它任何一个小号手。我曾与Charlie Parker同台过一次，在Howard McGhee’s的乐队里。我还是个新手，运气好，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我知道在天才身边演奏是什么感觉。他像大师一样营造了整个情感氛围，他的音乐有着天然的触感。他是一位思考的艺术家，他的即兴不只是简单的一串过门，而是小小的作曲，有时他是如此的光彩夺目，让我很难堪。他来一段独奏，假如接下来轮到我了，我会问自己，再来一段钢琴独奏有什么意义？他已经把音符全部用完了。我能做的仅仅是苍白的重复。”

从理论上来说，查特完全没受过音乐教育。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演奏的是哪个调子，所以当他碰巧演奏状态不好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我必须承认查特常常不在状态，尤其是当他开始吸毒。他那时已经可以在录音棚里读一点谱子。当然他读的部分不会太难，我不记得他曾在乐谱上记过曲子。也许那正是他从不作曲的原因吧，就我所知。”

的确，查特不是一个多产的作曲家，不过《Freeway》——他与Mulligan一起录的这首——归功于他。而且在1962年的四首意大利歌谣中，他被一起列为作曲者。他的许多其它作品——比如《Blues for a Reason》——是他在一组和弦上现场即兴完成的，后来才添加了一个曲名。

Bud Shank确信查特的专业技巧并非那样有限。“我在六十年代与他一起录过一些唱片，我认为他能读谱，也懂得和弦转换，当谈，他读谱的水平并不出色，但是他有办法对付过去。而且他一定懂和声，不然他无法演奏Russ Freeman的乐曲，那些曲子都很复杂，人无法单凭耳朵去演奏。查特还会一点钢琴，很慢，而且只会几个调，但他还是会。

《Michelle》，《California Dream》，还有几个曲子，这些音乐不得不读谱才能演奏。我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少，因为录音棚很贵，查特录音时像个专业乐手。看起来，他总是很确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953年，10月27日，查特录了自己作为歌手的第一张唱片。《The Thrill is Gone》与《I Fall in Love Too Easily》两首歌谣，三个月后他录了第二首曲子更好的版本。

对查特演唱的观点仍旧众说纷纭。爵士评论家——尤其是当时的评论家——竟难以置信的没有一句温和之辞。然而许多歌迷，对查特高而纯净，毫无震颤的声音喜欢的发狂。在《Let’s Get Lost》中，Herbie Hancock说：“他用那种柔顺温暖，轻薄如烟的声音，唱那些浪漫的歌谣，许多人会说查特的歌声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录查特的人声唱片究竟是谁的主意，现在也无法确定。Pacific Records的出品人Dick Bock说自己在一家俱乐部听过他的歌声后建议他去录张唱片，后来查特确认了这个说法：“那是他的主意，那时，在一场音乐会上，我正在唱歌……”Russ Freeman却不记得查特在那张唱片前曾唱过歌：“我第一次听到查特唱歌？那就是Pacific的第一张人声合辑了。你知道，他在舞台上唱得不多。后来他牙齿出问题的时候，开始唱得多一点了。说实话，我从来都不那么喜欢他的歌声。我总是发现，男歌手，或女歌手，都对他的演唱没有太多兴趣。他的歌声使观众从乐曲的器乐部分上分了心。不过，我尽了我的职责，作为查特的音乐总监，我挑出他要表演的曲子，写出编曲，我也为他写了一两首曲子。”

Freeman用“真的很棒”描述了当时乐队内的气氛。“当然有时处境很艰难。不过这是预料之内的。我们在一起，一起在路上，四个年轻人和四个漂亮姑娘，那种情况很容易引起冲突。就像年轻人们一起出去度假会发生的一样。但是我们总能协调这些矛盾。查特是那种很容易相处的人。他很随和，做什么都行，很少要求什么。假如有问题的话，总是因为钱或姑娘。假如考虑旅费和住宿费，我们赚的并没有那么够。如果我们不得不住便宜旅馆，或者在味道难闻的俱乐部演奏，有人就会有怨言。现在这个年代，加州爵士乐手的处境已经有些改善了。

到1954年年末，我们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在Birdland演奏，因为和查特大吵一架，我离开了乐队。那时查特与一个法国姑娘相处，她想要间离查特和其它乐队成员。她拆散了这个乐队。我不记得具体细节了，也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我肯定是因为她才驱车回洛城的。幸运的是争端很快就解决了，1955年年初，我又回到了他的四重奏。

我想我是乐队里最年长的成员，而且除了弹钢琴之外，我还是音乐总编，旅行总管。我得安排出行，我得订旅馆，还得管理财务。一份很难的工作。现在我想不出当时我哪儿来的那么多精力。你一定不能把事情托付给查特，他太天真了，没有商业头脑，也永远不会有商业头脑。给你举个例子，在那个法国女孩离开后，我给了查特一部分他的薪水，他还得去为此缴税。因为我负责财务，所以钱在我帐户里。那份钱大概有3000美元。我离开了乐队，所以把钱取了出来，交给查特，交待了他还需要做什么。他得自己管理钱。我再也不费心了。查特做了什么？他开车到Detroit，给自己买了一辆Jaguar。这就是查特。那以后的许多年，他都和IRS（国税局）纠缠不清。不管他手里有多少钱，都会立刻花出去。

那位“法国女孩”，大概就是查特回忆录里提到的Lili（或Liliane）：“在纽约，我遇到了一个叫Liliane的巴黎姑娘，她只有22岁，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和我一起旅行。Charlaine和我已经分开一段时间了。而Liliane就像一缕清风吹来，她聪敏，美丽，象棋也下的很好。”（《As Though I Had Wings》，65）

Russ Freeman说：“查特就是个普通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仅仅在舞台上表现的衣冠楚楚，敏捷而准确。他的毒品问题在1955年春天，我回归时，开始成了一个麻烦。那时他真的上瘾了，开始变得不可靠。[鼓手]Bob Neel也不见了，查特那时雇佣了一个叫Peter Littman的鼓手，他也是瘾君子。那孩子当年正好20岁，一个不可思议的孩子。我们之间的关系太糟糕了，天知道[Littman]是怎么回事。[贝斯手]Jimmy Bond当时不吸毒，一直到现在也没吸。现在他来洛城已经有几年了。Jimmy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一个很棒的家伙。有时我会去找他，聊一聊往日时光。就在一个很长的欧洲巡演前夕，我终于离开了乐队，有几个原因，查特吸毒，他的鼓手吸毒，吸毒的乐手和不吸毒的乐手间总是有道鸿沟。吸毒的和吸毒的泡在一起，我们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我终于厌倦了承担所有责任。查特是名义上的乐队领袖，可实际上，我得操心每件事。我有着持续的头痛，一种偏头疼。离开乐队后，我在[Shelly Manne]的乐队演奏了四年。我们在他的俱乐部Shelly Manne’s Hole夜复一夜的演出，有时查特造访那里，我就会看见他。

Dick Twardzik替代了我的位置，一个来自Boston的年轻钢琴家。1954年，我们四重奏在Boston演出时，我听过Dick演奏。他的琴声顿时让我们兴奋无比。我立刻给Pacific Records的Dick Bock打电话说：‘这儿有个年轻人，你想象不到他是怎样演奏的。你必须给他录音。’Dick Bock马上答应了。他让Twardzik录了一张唱片，我是出品人。”查特在1983年说：“他是我们鼓手[Peter Littman]的朋友。他刚刚在Lexington[Kentucky]戒掉毒瘾。”

Dick Twardzik

Richard Twardzik和Chet Baker

Richard Twardzik和Peter Littman (Photo by Nick Dean)

Russ Freeman说：“一年后我离开了乐队，并与他达成协议，接替我的必须是Dick Twardzik。后来，悲剧发生了。我想你肯定知道这个故事，那之后不到两个月，Dick就吸毒过量死了。他那年24岁。

1956年，我们为《Chet Baker Sings》录了两次音，在那之后我们仅仅有一次合作——56年的唱片《Quartet》里，我相信那是我们录过最好的唱片，他在其中演奏的那首《Love Nest》……”

“他去世前大概四年，和我最后通过一次话。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做个欧洲巡演，我没同意。酬劳不是太新引人，他们也不会再提高，而且当时我难以置信地忙，录音室的工作，还有编曲。假如当时我去参加巡演，得安排托付许多事才能离开洛杉矶。回想起来，我很后悔自己没有去……但事情就是这样，过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1983年，查特提到了一个日本组织者的计划，让他与Freeman重聚，还有他们那时的节奏乐手——Carson Smoth，还有Bob Neel，查特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主意，而且Wim Wigt已经准备着手这个计划，但是Freeman再次拒绝了。

Freeman说：”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是个舞台监督，我编排乐曲，有时也为许多大型电视秀作曲，《Andy Willian Show》，还有《Academy Awards Show》，许多节目，你肯定看过它们。那是份很糟糕的工作，每一分钟我都恨它。但是他们付的钱很多。1987年，当终于可以负担的起时，我不再工作了。从那时起我再没触过钢琴。有时我还会接到电话，人们请我去演奏。我总是说，‘对不起，我已经不再弹琴了，洛城有这么多年轻乐手，请他们吧。’‘为什么呢？’他们问，‘你没时间吗？’我会回答‘仅仅是因为我不想再弹了，我工作了一辈子，现在，我再也不工作了。过去的时光很美好，可是我已经退休了。’

我最后一次演奏爵士是在1982年，我和Shelly Manne一起为日本市场录了一张二重奏唱片，从那以后我很少听爵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