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华金要求卡洛斯·富恩特斯回到正题:“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聊与你的文学生涯本身也许不太沾边的东西……”而富恩特斯则反驳道:“不,才不是呢,它们是一切的核心。”
从这种意义上讲,被视为古巴革命的叛徒而于后半生流亡海外、至死再未返回故土的因凡特,反而可以说是抓住了古巴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特征的一位作家。
当我把“像祖母一样”这个词在我头脑中反复思量,从各个角度审视之时,我看到的主要是尊重:对经验、坚持和来之不易的智慧的认可,以及发出应该被倾听和注意的声音的权利。事实上,科学领域,尤其是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祖母的数量太少了。
過去幾年跨年的這段時間基本都在備課焦慮中從而這幾年都無心無暇做回顧。就在從2020夏天開始持續三年的網課總算暫停了;但再做回顧也有點不太適應,下筆前其實糾結了幾天。
访谈发生在1979年,原载于纽约一家同志文学杂志《克里斯托弗大街》(Christopher Street),普伊格在其中谈论了同性恋相关话题和他的第四部小说《蜘蛛女之吻》。那一年,《蜘蛛女之吻》英译本刚刚面世。
和其代表作《蜘蛛女之吻》中的莫利纳一样,他在电影中成长、被电影教化;电影,而非文学,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因为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接触电影之后才开始接触文学的。
如果说《深度》系列中整整两个小时、纵览科塔萨尔整个创作生涯的访谈令读者望而却步的话,想要了解文字之外的科塔萨尔,这一期相对较为短小精悍的主题采访或许是更友好便捷的法门。
“他的思想只有一部分会离开上海。其余的部分将永远留在那里,就像从南市葬礼码头下水的棺材一样,会随着潮水返回。”
对于鲜少看到书页背后的科塔萨尔的读者来说,这依然是认识会动的、活生生的大克罗诺皮奥的绝佳机会,让人得以一窥作为“人”的他,而科塔萨尔的中译本读者也将了解到他还有多少奇思妙想有待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