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ti Smith: 一位没有负罪感的美国艺术家

 

“Patti Smith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表演家。她是一位巫师——也就是说，一个与其他层面的现实有联系的人。她对观众的效果是带电的，就象伏都教或昂班达教，观众成为了参与者并且从自己的躯壳里升了起来。”

——William S. Burroughs

2003年3月24日, 美国德克萨斯的腹地上空，是一盆血色的夕阳。

车过小镇Sealy时，它正从一片巨大的厂房上沉下去。那座美国陆军最大的车辆工厂，时值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的东风，刚拿到二十多亿美元的巨额订单, 所以连那辆矗立在路边的战车都趾高气扬。当它终于消失在后视镜中里， 西方旷野中再没有人烟，仿佛整个世界都已经沉默了, 聆听着地球另一边, 战车隆隆, 黄沙漫漫。在我前方百里之外，美国本土最大的陆军基地胡德堡，成千上万的青壮年们正整装待发,去挥霍铁和血。

我耳边并不寂静。车上的音响播放着一张叫Horses的专辑，一个女人的声音撕开低垂的暮色。Gloria中渐强的尖叫在旋转的大地上舞蹈，而噪音伴随下沉吟的诗意在呼啸的风中迷离。我还能想起那本叫Coral Sea的散文集，同样是关于远方和死亡，却是南十字座下的无边静谧。

我向那片被染红的西方大地赶去。今夜，远离电视和网络，我去寻找这个叫Patti Smith的女人。朋克教母和先锋诗人是令人费解的头衔，但我起码可以毫不犹豫地称她为在世最杰出的女歌手。Horses在30年前便惊世骇俗，如今已经名留青史。但是，正如同Gloria本身宣告的一样，她的荣耀并非来自历史的分红，而是存在本身，在于今天——自从美国走入一个危险的新世纪以来，我一直期待着她最新的声音。

Patti Smith在这个时候，这个声音在德克萨斯奥斯汀的响起有一种奇特的意义。这是美国当今权力的后台。在两年前，她曾经在这个德州首府演出，但是为拉尔夫*纳德和绿党助选而来。当晚九点半，一个五十七岁的女人走上La Zona Rosa的舞台来。我预感到，在战祸再起时，她不会再局限于政治了。在血光中，政治根本不值得我们争论和愤怒。

“布什先生，你鼓吹的上帝并不是我的上帝！”

——Patti Smith

自从在十年前听到了那首People Have the Power之后，我就断定Patti Smith内心延续着John Lennon死后几近失传的单纯勇气，和摇滚乐在六十年代争取到的社会价值。是的，在这个夜晚，我最终证实了这一点。

“不要战争！”，“为了和平联合起来！”——她高呼着这些被如今的摇滚乐队羞于或不屑于呼喊出的口号，威风凛凛，把现场变成了一次群众集会。——Burroughs所描述的魔幻般的Patti Smiths, 适于她在纽约CBGB俱乐部的地下岁月，但在这个春天，她以最清醒地姿态鼓吹着思考和声言。

作为一个五十七岁的歌者，她和所有上了年纪的智者一样，更喜欢讲述往事而不是焦虑未来。她说的是我们确凿的失败。她说的是公正的缺席和生命的丧失。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个被权势和力量主宰、以死活分胜负的男人世界里，她关心的是人类如何生存下去。这两点，使得这场演出彻底超越了个人表演，超越了音乐。

最先切入这种气氛的，是一曲在风琴伴奏下动情吟唱的1959。这首以失落的地平线为背景的作品容易给人一种政治或历史为主题的错觉，但她在现场的诠释改变了这种认识——她平静地在台上讲述她在五十年代亲历的社会变革，最后，“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无法理解社会的淡漠。经常的缺乏愤怒。怀着无助，我在睡前坐在窗边，为达赖喇嘛和他的人民祈祷着，看窗外有翼的雪佛莱在窗外飞驰而过。”显然，它说是个人的生存和自由。

When Duty Calls是我预料之中的曲目。从歌名上说，它可以是献给美国军人的。事实上，它在创作时便是为了纪念1983年贝鲁特发生针对执行和平使命的美军的袭击事件。而且，它纪念的是死亡的双方——不仅是二百四十一名睡眠中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也包括了那名自杀炸弹袭击者。——Patti Smiths在现场的解说力图表达战争的残酷性，而且也包括她对人们淡漠良知的谴责：“对我来说，真正的悲剧不仅是这些海军陆战队员的死，也包括了那名年轻的学者，所有的人都死了。这些人，他们都是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体验和人生。真正悲哀的是，当我看电视，我只是不能理解——我没有看见，政府官员，新闻播音员，分析家，没有人流一滴泪。我真是不能想象。这更令人悲哀……”她用悲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我们不能去把这件事去光荣化，浪漫化，去道歉，这仅仅是场令人心碎的悲剧。”

这晚的高峰，是Patti Smith追悼被以色列的推土机压死的美国反战者，华盛顿州的姑娘Rachel Corrie。当美国媒体被战争新闻和爱国字眼充斥之后，这位因抗议以色列推倒巴勒斯坦平民家园而丧身的志愿者的名字便迅速地消失了，虽然她只死去了十天。——这也是Smith刚提出她的名字就引发了鼓掌的原因。籍此，她提出了当今美国公众的另一种盲目。“（Rachel之死）没有引起真正的愤怒。如果是一个美国士兵死去的话，在美国公众中引起的愤怒、爱国热情和悲伤将是巨大的。当然，对人们来说任何人的死讯都是糟糕的，悲伤的。我们悼念所有死于战争的平民和士兵。但是Rachel Corrie的死没有引起公众愤怒。事实上，没有多少人会理会一个在她自己的工作中被推土机压死的二十三岁姑娘。”

她把Wild Leaves献给Rachel Corrie。灰暗的音乐飘起片刻，又沉默了。显然，她还想说点什么。她沉默了很久。“他说她没看见她。那个推土机里的家伙。他们有眼神的接触。人们对着他叫喊。房子的主人医生在求他不要推倒她。他的孩子在哭泣。而他说他没看见她。但他能看见她眼中的光芒。他继续前进。从她身上压过。然后他推回来。然后他再次压过她。然后继续前进。推倒了医生的房子。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对局势的‘正义’处理。”她以凄厉的声音说，“没有正义的战争。没有正义的战争。”——她不断重复这句话——“如果有正义的战争，只有上帝知道。”

“我不相信上苍会把正义的战争放在乔治*布什的手中。”她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布什先生，你鼓吹的上帝并不是我的上帝！”

在那一夜之后，我看过许多反战的摇滚演出。自从911以来，美国的音乐家们的责任感已经空前高涨，而对伊战争将他们表达的愿望推向了高潮。Pearl Jam写了一首嘲讽布什的歌曲，并且现场把他的塑料头像挑在竿子上， R.E.M.虽然延续着他们的隐晦，但在现场也郑重使用新歌和老歌来嘲讽这个时代的困境。Neil Young在舞台上编导了一出摇滚话剧，揭露当前美国的种种黑暗，Trans Am一反实验型乐队的低调，在现场赤膊上阵，而且投影播放他们在华盛顿拍摄的录像，即便是最自闭的英国乐队Radiohead，也以新专辑《盗贼你好》狠披布什……但是，Patti Smith的现场走得最远。没有政治理想，没有豪言壮语，仅仅是一个女人面对公众表现的悲痛，它所蕴含的黑暗，而它背后的无畏，都足以令人落泪，然后肃然起敬。这个女人巨大的情感建立于一种宽宏的理性，包容着历史感、责任心和智慧，相形之下，冠冕堂皇的、精确蓄谋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显出的是一种荒谬的非理性——这种对比，你会在瞬间明白何为荒谬，找到人性的黑暗和光芒所在。

接下来，在欢呼声中，我听见了People Have the Power。 我本来对这首作品的期待是一种对我所信仰的声音的证实，而自从八十年代以来，这类界定摇滚乐在个人理想和群体意识的里程碑是如此稀疏。今晚，我重新找到了它，而且，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新世纪来临之时，在一场傲慢的战争付诸实施之时，它如约响起。“我们当前必须为反战声言，在我们的余生中。在我们的整个余生中。一切从来都不算晚。我们必须在余生中建起一个全球性发展运动。不要嫌自己的贡献小，做你所力所能及的。示威，或者是对你的邻居宣传和平！”

William S. Burroughs在CBGB看Patti Smith演出的时候，没有想到Patti Smith的魔力会变成一种伟力。在演出终曲，我们看到了它们的合流：“……母亲在哭泣……我们无能为力……他们现在深处沙漠……”——她在这首即兴式作品中出神地沉吟着。她说吉它是她的武器，最后又把弦扯断——这标志着她和武器的永别？但是，声音并没有结束。舞台上已经空无一人, 长达数分钟的回授噪音依然如黑色的火焰在鸦雀无声的人们头顶漂浮。先锋艺术第一次令人屏息，而且威力无比，它代替东西方文明发出了哀鸣，接通了死者和生者。无助的战士，和无助的美国人民。

“Smith将艺术变成一种震撼的行动，以及对艺术家应该被一种更高级的力量感召而声言的热忱信仰,将她与当时的艺术圈子拉开了距离。”

——John W. Smith

Smith在评论Patti Smith七十年代艺术生涯的这番话，同样适合于她的任何时期。而2003年由Andy Warhol Museum主办的Patti Smith个人作品全美巡回展，则标志着她践行这种艺术理念的最辉煌时期。同时，这一活动也体现了她超越艺术家的风范——当一个人写了歌词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歌手。当一个歌手在舞台上不只是唱出她的歌词时，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当她使用她能运用的一切手段表达的时候——就如同一个人当一个人打完了子弹，又扔出了手榴弹——我们说，这是一位绝地反击的战士。

2003年6月7日，这个平静的周末清晨，穿过那些幽雅的林荫小区，休斯敦当代艺术博物馆银色的全金属外壳把明媚的朝阳下泛着一层清光。自从2001年秋天那个令人窒息的早晨之后，所有大城市的建筑都成为文明的地标，冷峻地面对着创造和毁灭它们的人类。

我从来没想过在清晨去欣赏一个摇滚乐手的作品——因为那一般都发生在晚上十点的聚光灯下。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高雅的地方和Patti Smith碰面——我习惯了啤酒、烟卷，汗水和拥挤的观众。

最不习惯的，是一种宁静。

这个以“陌生的信使”为题的展览，被恰当地安排在地下一层。因为这次3月27日开幕的展览在休斯敦的日程已经接近尾声，加之来的太早，所以多个展厅里空无一人，只有清晨的阳光从天花板的小窗透进来。

这里没有音乐——这并不是全面的成就展，虽然Smith的名字一般来说是摇滚乐和朋克时代的代表——当地报纸《休斯敦纪事报》也是以“朋克先驱”来称呼她。在展厅里，连证明她诗歌领域成就的七本诗集都象睡去的海贝，躺在橱窗里。展览的主体，是她从六十年代至今的八十余幅视觉艺术作品。

这样的展览给人的第一直觉是，Patti Smiths是那种多才多艺的人。不过，她显然和那种在一个领域小有成就希望借势大搞十项全能的人有天壤之别。三十多年前，当Smith还是一个来自外乡闯荡纽约的女孩时，她就开始了对自己艺术边界的探索。她承受过失败的沮丧。而先锋之名，也自然是她所无愧的。

事实上，了解Patti Smith在六七十年代艺术观念的进化过程，比观赏她的作品更加有趣。这种探索的全面性，使得她在音乐，诗歌和视觉艺术各条道路上的历程变成了一种互相编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她在艺术表达方式上的多样性，一方面来自于它们之间绝妙的转化——正如评论家David Greenberg所言，“绘画转化为诗篇，诗篇转化为歌曲。最终一切能量都在舞台上找到了释放。” 另一方面，则源于她本身过于强烈的表达欲望。她在1996年6月应邀到伦敦当代艺术学院关于让•热内和安东尼•阿托德的会议上提到：“我第一次了解阿托德，这位超现实主义先锋，是在电影《圣女贞德的激情》中看见他。我对他能在多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感到着迷——写作，表演，导演，绘画。“

我之所以把Patti Smith的作品成为视觉艺术而不是绘画，是因为她创作哲学和画家有根本的区别。虽然Smith最去纽约时确实心怀着成为画家的梦想，但她最初并不成功。是对文字的专注扭转了她的困境——这并不是指她出了名的对十九世纪象征派诗人兰波的热爱，而是指她对文字本身作为一种物理现象，和书写作为一种物理过程的天生敏感。

童年时，Patti Smith就开始抄写圣经——那时她自然还一字不识，只是沉醉于书写的过程和结果。在她尝试绘画的时候，这种情趣自然获得了新生：“站在墙上钉着的大片画布前，对图像感到沮丧，于是我画上文字——节奏跑出画页到了墙面上。歌词写作从画文字的物理过程中演化出来，然后，对这种过程的进一步修饰变成了舞台表演。”

在1971年的作品Self Portrait的画布上，她写上了如下字句：“在两年没有绘画之后试图回归的尝试这片用圆珠笔涂抹的丑陋区域是一种反叛的尝试”。然后，是“我被愚弄了我放弃了艺术但我又回到了这里。”David Greenberg对这种情绪进行了绝妙的阐释：“这是一种看起来几乎是朋克摇滚蓝图的情感, 而且，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以书写的形式挥洒出的青春期反叛能量把Smith变成了音乐家。摇滚乐为Smith提供了一种语言的扩展形式。”

虽然Patti Smith在六十年代曾经在新泽西州的Glassboro State College短期学艺，但她受到的影响几乎全部来自他喜欢的艺术家，最主要是19世纪诗人兰波和二十世纪作家/理论家阿托德。兰波给了她文字的诗意，阿托德给了她文字的实体感。按评论家David Greenberg的观点，和阿托德一样，Patti Smith喜欢在绘画上加上文字。她践行着阿托德视绘画为文本的观念。从过程上，她迷醉于语言书写的身体性，在结果上，她的语言体现了一种图像性——这和中国的书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次展览中的许多早期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技法，而且一直持续至今。1997年，她的Peace and Noise #1便是把同名唱片中的歌词组成了花托的形状。字母和行列的弯曲和拉伸呈现了一种女性特有的美感，它们在细节上有一种刻意的凌乱，这和噪音的观念不谋而合。

如果把文字的参与理解为技术层面的特点，Patti Smith在精神上显然受到宗教的影响。David Greenberg说:“Patti Smith继续以一种佛教徒式的沉思去接触绘画……她的绘画是吟颂和心灵的呼吸。”

Smith自幼长在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家庭，虽然在被老人告知“在耶稣的世界里艺术是一种多余的事物”之后就放弃了宗教。但实际上， 她从未停止过对一切宗教意义的追寻。1996年，在接受Sonic Youth乐队的Thurston Moore的采访时，她提到了自己在十一二岁便喜欢上的藏传佛教的感觉：“我们成长在一个核大战迫在眉睫，防空演习和在课桌下藏身的时代。为了平衡这种破坏，喜马拉雅高原上僧侣的文明，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祈祷，为了这个星球和一切自然。那令我感到安全。”

在2000年左右，她完成了一系列以耶稣受难为主题的作品。受到了William Blake的影响，她使用了一种柔软的笔法体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转化。此时，她也使用了宝丽来黑白银板印刷，使得十字架之类的物件有一种超脱现实世界的漂浮感。

John W. Smith曾经指出：“虽然Smith与Walter de Maria和Daniel Buren这样的概念主义者一样对艺术过程充满激情式的兴趣，和对艺术纯粹性和革命性的信仰，他们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概念主义者抛弃过去， 拥抱一种艺术上的还原主义和严格的心智控制，而Smith的作品充满了历史并且经常存在于混沌的边缘。”

这次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她以世界贸易中心废墟为主题的系列视觉艺术。作为敏感的艺术家和几十年的纽约市民，Patti Smith自然能从个人、城市、国家乃至整个文明的角度体会到这种重创。同时，它也成为一种契机，激励她释放出全部的能量，完成她的巅峰之作。

这一事件作为Smith的主题，可能在911发生的几天后就开始酝酿了。“我知道我为什么悼念双塔，因为它们年轻，代表了我们年轻国家的力量。” 她在2001年9月17日的笔记中写道，“我墙上有两张画纸。没有画。我已经决意这就是我的画像。”

报纸上一幅南塔废墟的照片，和Pieter Bruegel完成于1563年的作品的Tower of Babel，成为Smith系列作品的起点。后者，其实早在她1978年的诗集Babel就已经涉及。圣经故事中关于通天塔的传说，是指诺亚的后代希望建一座通向天堂的高塔，这一计划激怒了神，于是他施法让工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有效地中止了他们的交流——语言不再是一种交流，而是人类一切不和的起因。9月14日，她写道：“在这默哀的一天，我们为了什么而默哀？ 人性和和它建构中包含的人性？无辜阿富汗平民的命运? 我们是否应该为我们作为人类在沟通中的无能而默哀？我们还是Babel的孩子。说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不能理解。那些废墟中传来的哭泣是我们自己的声音。Babel塔体现的是人类想象力的集合。但他们非法刺穿了神的梦境。”

在视觉上来说，自Bruegel完成于1563年的作品Tower of Babel以来，以巨型建筑物的破坏象征人类文明的劫难乃至精神的崩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按Charles Meremether的说法：“它们的存在是一种失去及其不可挽回的象征。它们提醒我们动乱和延续的有限性，以及在废墟中生存的必须性。” 废墟，标志着一个帝国乃至一种文明的辉煌和消亡，是历史的见证。

Patti Smith在南塔废墟的照片基础上，使用了丝网印刷, 宝丽来摄影, 数码成像等技术，这一系列挂满了一个展厅的四壁，每幅作品都呈现不同的颜色和质地，真实记录了911事件对全人类最直接的冲击——视觉上的创伤，和它在记忆中留下的烙印。当我四顾，也会想起在那个明媚的秋天早晨，自己在车里听收音机时的震惊。

如果你走近其中一些作品，会感到另一种震惊：在一些一人高的作品中，南塔废墟的每一根残片上都密密地手写了文字，它们布满残骸，顺势爬行。这些文字来自福音书和古兰经，显然是Patti Smith将文字和宗教融入视觉艺术的最新应用。

在文字方面，它和废墟本身一样，延续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传统。John W. Smith指出，在十六世纪的罗马，人们就喜欢在废弃的古代雕塑上书写匿名的政治或宗教抗议。而在Smith的作品中，南塔充当了一种讯息，同时也是传递这种讯息的信使。

就宗教而言，Patti Smith已经抵达了一个对宗教高度融汇贯通的境界。她曾经说：“逝者说话，但我们已经忘记了怎样聆听。我们把它们握在手中，他们流过我们的血液。他们存在于古兰经，福音书，律法书, 宪法和新约中。所有的启示录， 所有的诗篇，所有的圣书。他们传达着爱和创伤的话语。我们把他们的想法和我们自己的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躯体。“

这一细部的信息和整体的布局给了作品奇妙的两重境界。远看，它象一只手，近看，可以读出手上的掌纹。由因到果或是由果及因，除了追悼，它蕴藏着深远的意义。

和在现场对Rachel Corrie的追悼一样，Smith以一件由新闻简报和古兰经组成的装置式作品提醒人们另一位被迅速遗忘的死者，在巴基斯坦被杀害的美国记者Daniel Pearl。他们的死和双塔的死一样充满了悲剧性。

展览中最简单，也是最动人的作品，是一架纸飞机。那种全世界儿童中通行的折法，纸上写着在911事件中遇难的11和175航班全体乘客及机组成员的名字, 包括恐怖分子的名字。Smith借用了按东方某些民族的习俗：死去亲人的名字会被写在纸上，随风飘去，或是被火焚化。

“我荣幸地生在一个精神和文化革命的激情年代。而音乐正是所有有声音的人们的革命，通过这声音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给了‘战士’一词新的含义。我们挥舞着电吉他而不是机关枪。”

——Patti Smith

一旦对Smith的艺术历程有所了解，她在摇滚乐历史中的形象也自然会变得丰满。所谓先锋，由来已久。

正如Michael W. Smith所言，Smith打通的音乐道路是一种近乎于多媒体形式的探索。纽约生活伊始，密友Robert Mapplethorpe便鼓励她进行诗歌朗诵。Smith参加这种活动，但是对它的局限性感到不满。1971年2月10日，她在纽约的圣马克教堂进行了自己的首次诗歌朗诵。 出于一种对生猛力量的渴望，她邀请了Lenny Kaye, 他后来的吉他手。“当我朗诵‘Ballard of a Bad Boy’时，我们用他的电吉他对赛车声的演绎把朗诵推到了高潮。看起来它有种负面效果。我把这看作好消息。”

Smith音乐的第一个阶段是七十年代。这是她狂野、迷离的时期。除了最著名的Horses, 她的其他专辑还包括Radio Ethiopia， Easter和Wave。她经常出没的地方是纽约传奇的地下俱乐部CBGB, 她的战友是Tom Verlaine和他的Television，还有另一位怪杰Richard Hell——如今，当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美国七十年代最活跃的那一部份是这些人的天下。她真正的影响力在那时就已经确立，开始激励着整整一代美国非主流乐队。“她呐喊着，带来了严肃的声音，带领人们离开商业化的音乐和青年文化的臃肿观念。”Thurston Moore说，“第二代艺术家和音乐家在受朋克爆炸印发的来到纽约开噪。这种音乐历史上受到的最强也是最原创的力量来自一位女姓。”Smith的另一位追随者R.E.M.乐队的Michael Stipe在回忆自己受到的音乐影响时，说Horses“把我的四肢都扯了下来然后以完全不同的顺序装回去。”

和Tom Verlaine一样，Smith在这个时期充分体现了以兰波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影响。而将诗歌融入摇滚乐的概念，则来自于当时已经去世的“大门”乐队主唱Jim Morrison——这位象征派诗歌爱好者在Smith看来应该是一位借尸还魂的兰波。在1974年12月为歌曲Break it Up所作的笔记里，她记述了那个著名的梦：“我做了这么一个梦。我来到一片旷野。原住民围作一圈弯腰祈祷。我看见一个男人伸展在大理石上。Jim Morrison。 他活着，双翼和大理石融为一体。象普罗米修斯一样，他挣扎，但不能触及自由。我站在他身边唱着，打碎它打碎它打碎它打碎它。”最终，“石头消融，他离去了。我扫尽发梢的羽毛，整理我的枕头重新入睡。”

1977年新年的时候，乐队抵达巡演的最后一站，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在照明不足的情况下，Patti Smith从高高的舞台上跌落，脊椎多处骨折。后来的修养成了她重新审视和语言关系的契机。显然，宗教在此也进一步切入了她的心智。她编辑了收于诗集Babel的作品，准备新专辑Easter，同时，研究了T.E. Lawrence的作品，新约全书和帕索里尼的电影。被他赋予耶稣的革命性形象打动，他开始视耶稣为老师、战士和游击队战士。“当我们完成了Easter的内容，在我心中留下的是这些东西：身体行动的秘境，通过表演对能量的转化，和重生的观念。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或是一个跌倒后爬起来的人类。”

和底特律激进乐队MC5吉他手Fred Smith的婚配，以及两个孩子的出世，导致Smith在整个八十年代几乎处于隐居状态。1988年的专辑Dream of Life显然体现了一种鲜活的变化。一方面，她的激进和狂放踪迹全无，大多数作品诗意悠扬，显然流露着生活的美好。另一方面，她对世界的关怀开始全面显现：除了纪念贝鲁特爆炸事件的When Duty Calls， 器宇轩昂的People Have the Power显然是一座里程碑。她创作此曲的灵感来源，除了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的演说和圣经之外，还包括了她的一个梦：“在神的感召下，阿富汗的牧羊人和俄罗斯入侵者达成协议和平生息。”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Smith的作品呈现另一种色调。丈夫Fred, 兄长Todd， 友人Robert Mapplethorpe和Richard Sohl的相继身故，使得1996年的Gone Again显得沉重灰暗。她的两位友人，垮派宗师Burroughs和Allen Ginsberg的辞世，把这种气氛延续到了1997年的Peace and Noise。Smith在这些作品中探讨失去、死亡和宗教，描述人性深处的光影变幻。但是，她显然从未放弃过对历史和现实的体验。“我希望能放下工作，什么也不做，但只是负责任地去爱生活，并且去思索人类历史中导致耶稣受难和现身的事件，巨大的代价，和他变身的过程。”她在1997年复活节录音间隙的笔记中写道，“当这些内容流过脑海的时候，新闻里正播放三十九个人死于自己或者同志之手的消息。天堂之门自杀事件。他们的领袖和他们自己的作为深深地侵扰着我。”

延续着Peace and Noise流露的政治意识，从新世纪开始，Patti Smith比以往更直接地介入这一话题，2000年涉及越战主题的专辑Gung Ho被认为是她政治性最强的作品。同时，她甚至直接用演出形式来为拉尔夫•纳德助选。这一切和她的个人艺术展都在宣告，作为一个年近六旬的女性，Smith的艺术生涯乃至整个生命力显然都在进入一个上升阶段。

在这个背景之下，Smith今年的专辑显然是这个日益混乱的时代中最期待的老将新征。Trampin‘应该是自Dream of Life以来最抒情的作品。标题曲是一首美国传统的黑人福音歌曲。它体现了对简单的自由和美好的坚定追求——这也是专辑大多数歌曲的主题。

新专辑中，Smith用Ghandi表明了她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以一位曾经真实存在的伟人来证明其可能性。在反面，在直接谴责伊拉克战争的Radio Baghdad中，她重归了早年的配乐长诗的形式，这首长诗延续了她以反向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习惯。在每一个片断中都充满了慑人的张力。

在烈火般蔓延的吉他声中，她一次次从文明和历史的高度俯瞰硝烟四起的大地，交替着不安的耳语和慑人的控诉，分解我们时代的混乱秩序：

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的岸边
哦 在美索布达米亚
根植着敌意
夏娃转过脸来
她望见了怎样的天空
她脚下的花园
你正在钻探的那一个
你在钻探
抽出大地的血液
油滴做成手镯
细小的珠宝
你做成手镯
装饰你的世界
我们是哭泣的泪水
红宝石
我们将它们送给你
我们只是
你的阿拉伯噩梦
我们发明了零
但我们对你来说意味着虚无
你的阿拉伯噩梦

她目光显然集中在那座城市，为千年古都被新兴文明毁坏而感到痛惜和震惊：

星星之城
学识之城
科学
主意之城
光明之城
城
灰烬之城
大哈里发走过
他的裸足画出圆圈
他们建了一座城市
完美的巴格达
被和平普照
被世界围绕
他们发明创造
他们对你来说意味着虚无
对你来说意味着虚无
虚无

然后，她继续着自己第一人称的角色，直接化为受难的平民，用情绪和节奏的巨大跳跃，把战争带给人类的直接创伤表达出来：

睡吧
睡吧我的孩子
睡吧
我会给你唱首摇篮曲
给我们城市的摇篮曲
给巴格达的摇篮曲
睡吧我的孩子
睡吧
睡吧
睡吧
快逃
快逃
快逃
快逃

这显然是Patti Smith最有力的作品。它不仅光复了配乐诗朗诵那原始的力度，而且以最现实的主题延伸了Burroughs所描述的巫师形象——在这里，她是一位悲愤的预言家，是抗争着的女神。为什么要追寻和平？因为它的反面，是何等的狰狞！

“在内心里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我没有负罪感。”

——Patti Smith

今年6月15日，我在休斯敦Meridian的舞台上又看见了Patti Smith。

这一次，她的状态显然不太好——在她这样的年纪，进行一次全美巡演，在每晚唱过一百分钟，对于一个男歌手来说都可能会力不从心。她刚看过医生，她的手受了伤，不能签名（但竟然还弹着吉他）。不过，这显然不影响台上台下的人互相嚷嚷着，开着玩笑——这种随和，算是她如今演出的一大特点。

当然，她和她培养起来的尖锐敢言的追随者有时也会爆发争论。在巡演的旧金山站，曾经有观众在台下建议她劝说拉尔夫•纳德不要参加今年秋季的竞选——众所周知，在技术上讲，这可以转移力量，加大民主党把布什拉下马的胜数——Patti Smith立刻回击：“去你的！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独立竞选者。拉尔夫是个好人。如果你想要你的候选人获胜，你必须走出来宣传，去让人们去登记，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信念。”

和全体对现状失望的美国人一样，Patti Smith也面对着这样一个困境：为了把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赶走，他们似乎只能去选另一个面目不清的人。但她显然是不妥协的，而且，她依然致力于从底层发动一场运动。“你们都登记投票了吗？”她站在离我不到十米的舞台上，气度非凡，“每个登记的人都去拉十个人去登记！”——如果说她曾经是朋克音乐的教母，那么，她如今是摇滚乐无上的光荣。

我没有在这次现场中听到Radio Baghdad。在另一次演出中，曾经有观众要求这首作品，Smith的回应是：“我们都是巴格达电台。我们轰炸了他们的学校，我们破坏了他们的供水，我们烧掉了最古老的古兰经，我们杀害了他们的孩子，我们都记得。”

她内心始终洋溢着国际主义情怀。早在 2001年9月13日，她便警觉地写道：“被‘美国!美国！’的叫喊声吵醒。国家主义正在酝酿中。旗帜飘扬。它们的出现让我充满了矛盾，因为我们的是全球问题。我们处在一个人类的时代。我们在纽约。一个彻底人性的城市。多样性是我们的骄傲。人性是我们的责任——去献出一个人的面包，一个人的祈祷，一个人的仁爱，不分信仰、政党和国籍。”这显然和她在Radio Baghdad中的视角完全一致。但是，Patti Smith显然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她早年曾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在内心里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我没有负罪感。”但她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提到这句话时，说自己“充满了负罪感”。

这种矛盾显然只有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作为艺术家的救赎和自我救赎。Patti Smith的艺术历程，堪称美国的良心和骄傲。

在这个夜晚，Smith身后的银幕成了她最好的衬托：在We Shall Live Again的歌声中，我看见了被迫害的霍皮族印第安人；在Ghandi中，我看见了昔日的领袖，在People Have the Power中，我看见了全球的反战盛况和美国反对WTO的激烈示威。唯一没能看见的，是她是否果真如传说所言，永远裸足站在舞台上。不过，她带着老妈式的沧桑微笑站在那里，呵呵地夸奖着斜对面的中餐馆时，我知道，我还会看见她站在那里。我还有机会证实这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