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宿命与梅毒艺术家

Intro：托马斯·曼、浮士德、勋伯格、希特勒、贝多芬、两次大战中的德国……如果你对上述标签有兴趣，《浮士德博士》会让你大开眼戒，前提是先得忍受罗嗦的叙事狂。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剌激天才。”方鸿渐演讲的趣闻在托马斯·曼的笔下成了寓言和忏悔。

颇有天资的作曲家故意与身患梅毒的妓女媾合，只为染病后激发潜力，创作出伟大的音乐。《浮士德博士》的情节可以这样浓缩。小说发表于1947年，是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倒数第三部长篇。文豪在不少场合都发过强音，说本作是“他的最爱”、“一生的忏悔”，甚至还抛过狠话：“谁不喜欢它，我就不喜欢谁。谁对它承受的精神高压有所理解，谁就能赢得我的由衷感谢。”

一直以来，文豪的汉语读者比较幸运，无须担忧自己是不是他的合格读者。无论你在《魔山》前如何仰止，在《布登勃洛克一家》前如何臣服，又或者，为《威尼斯之死》感动得涕泗失禁，可《浮士德博士》长什么模样呢？我们不清楚。博士的“塑形”耗费了文豪将近四年光阴，而为了让国人见上一面，北大德语系教授罗炜奋斗了十年。这第一个汉译本的诞生之艰辛，恰如书的责编裴胜利所言：“多少年了，没有译者敢碰这本书。”

关于传记的反传记

《浮士德博士》的汉译本有582页，行距小，章之间还不空页，如果参照上海译文出版社侍奉昆德拉、纳博科夫的标准，这书印出来轻松跨过七百页。皇皇巨制，但在体量上，它并不及《魔山》和《布登勃洛克一家》，唯一胜出的是标题，小说有个副标：

“一位朋友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平”

由此可窥，本作译介之难，在于题材特殊（作曲）引发的知识储备危机。这样说是不是很绕？可小说的叙事者比我多绕了千百个弯，简直把读者当跟踪的特务。他叫蔡特布罗姆，哲学博士，同时对古代语言学、音乐学颇有心得，爱饶舌，爱掉书袋，爱偏题，嘴里一跑火车就如同司机酒驾。最可怕的是，他明知故犯，甘之如饴。小说共47章，前两章被他用来自己介绍，第三章白描作曲家的父亲，第四章是母亲。因为曲写毫芥，在前五章中，他不时跳出来向读者道歉：“不管怎样，上面的一章已经是过于冗长了。”（P23）“就我的趣味而言，刚刚结束的一章，其篇幅的确是太过冗长，而扪心自问一下读者的耐心到底能够坚持多久……”（P34）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写过一出名剧叫《冒犯观众》，形式上，就是不断地激怒观众，我觉得《浮士德博士》由此改叫《烦死读者》并不过分。

这还只是个开始，小说的赘句逐章递增，忏悔的心扉一旦敞开就再也关不上。我怀着十万分的敬仰与痛苦，花了29天读通文豪的最爱，发现这部所谓的传记其实是一部“反传记”。传主是阿德里安·莱韦屈恩没错，但七成以上的篇幅慷慨地赠与他的亲友伙伴。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它那精妙奇特的艺术结构酷似一场足球比赛。阿德里安是球，叙事者蔡特布罗姆不是球员也非主裁，而是场外的摄像机，各种调度，精心记录球与球员（亲友伙伴）的运动轨迹。球只有一个，球员却有22位，无球状态下的描摹之详尽，让人心醉，细节之丰盈（对话轻松涂黑十面白纸），无不彰显出小说博大壮丽的浪漫主义姿彩。

当然，这在文豪的创作中并非首创，细想一下，《魔山》何尝不是一部德意志家谱。文豪安排卡斯托尔普去疗养院，但让他的笔激动的是其他行色的“病人”。

挪用、影射的爱好者

《浮士德博士》的巨型身量，除了对上层精英的描摹极耗纸张，还在于文豪对学识的爱慕——神学、哲学、音乐、德意志、二战形势、天文……小说俨然是一本演讲集。第八章花了25页回溯四次讲座：“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11号为什么没有第三乐章？”（P57）“贝多芬与赋格曲”（P62）“音乐与眼睛”（P70）“音乐中的要素”（P74）。贝多芬一生写了32部钢琴奏鸣曲，大多遵从三、四乐章的古典程式，但两个乐章的例外并不稀有，比如第19、22、24、27。作品第111号的特别在于它是贝多芬的最后一部钢琴奏鸣曲，作品有一个绵长的第二乐章（传统演绎在16分钟左右），该乐章又不同于通常第二乐章的柔美角色，它经历了舒缓、轻快、迅疾、恬淡的探索，自身宛如一部完整的奏鸣曲。

书中，文豪对作品的解读通透震撼。这些素材如果由昆德拉转述，他多半会拿腔拿调地直接亮剑：“经过这样潸然泪下的告别，还有什么必要从新开始？它放弃自己，让自己解体，它挥手告别。在此，贝多芬那戛戛独造的告别，不仅献给这部伟大的奏鸣曲，还有作为艺术形式本身的奏鸣曲。”

我们的文豪拉扯了几千字，这堂精彩的讲座事后还被读者揭穿，核心论述剽窃了学者（也是文豪的好友）西奥多·阿多诺的论文。看来文豪虽然玩过室内乐，但对自己的古典乐修养并不自负。第22章，有关十二音的论述也搬自勋伯格创立的十二音体系。小说中，这份荣耀给了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经他之口，“十二音”多了个名字——“严肃乐章”（P218）。勋伯格没有阿多诺的广博胸怀，而且此事涉及原则，《浮士德博士》出版后，他用笔名著文挞伐文豪，迹近绝交。勋伯格的恼怒还有一层原因：“十二音”的创新带出阿德里安与他的影射关系，世人难免臆测，他的发迹是否也靠梅毒？他是否也与魔鬼有契约？血淋淋的诬陷啊！糟糕的是，阿德里安的背景还颇能助长谣言——他直到高中才倾心音乐，勋伯格也没有童子功；勋伯格基本是自学成才，除了向策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学过对位法，阿德里安有相似的经历，他唯一的老师叫克雷齐马尔，一个口吃（好在没有证据表明策姆林斯基也有某些生理缺陷）。影射是文豪的绝活，后世研究指出，《浮士德博士》的很多角色都有原型，文豪这样滥用亲友资源，坏了不少感情。

音乐小说？博学小说？

小说中穿插那么多乐理，还有那么多闲笔议论，音乐小说的指挥家昆德拉怎可缺席？我读《浮士德博士》，难得的一点乐趣就是寻找它与德奥体系博学小说的渊源。博学小说是布洛赫（Hermann Broch）给自己理想中的小说下的定义，他深信小说具有巨大的综合能力，可以把任何文体捏合到一起。昆德拉熟读布洛赫的信札后，觉得“博学”这个标签不好，布洛赫的意图被自己的错误选择所模糊（如果博学了小说就能卓越，那好作家的速成法则里要加一条：多读百科全书）。所以他给“博学”下了一个脚注：“使知识的每一种手段和每一种形式汇聚到一起，为了解释存在。”

存在是驳杂的，为了捕捉现代世界人类存在的复杂性，昆德拉把他的小说剥得只剩主题。小说有自己的世界，不能被漫无边际的学识所吞噬，小说需要有核心诉求。如果《浮士德博士》算一部博学小说，文豪无疑站在昆德拉的对立面。在文豪眼里，捷克人的小说是皮包骨头，而在昆德拉眼里，德国佬的小说则是长达九个小时的弦乐四重奏。

知识在小说中的存在，不为充塞体量，不为提升品位。如果一个中国作家看到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有很多爵士标签而让他们笔下的人物听爵士乐，读偏门小说，没有比这更可笑的博学了。

悲剧是德意志宿命？

“德国，它的面额现出肺病患者的潮红，它那时正陶醉在放荡的凯旋的巅峰（译文为‘颠峰’），正准备借助一个条约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为它可以守约，它于是用它的鲜血签署了这个条约。”（P582）

小说末尾（叙事者所处的时间是1945年5月），文豪终于借蔡特布罗姆之口夫子自道。在他的构思中，阿德里安的悲剧是德国的悲剧：阿德里安对应德国，魔鬼对应纳粹；阿德里安借“条约”获得了24年的创作灵感以及荣誉，德国凭“条约”（让纳粹执政）获得了经济的腾飞、暂时的欧洲称霸。历史轮回，浮士德归来，文豪除了悲痛，对时代巨轮的逆行无能为力。1945年，他写了政论《德国和德国人》，称这种牺牲灵魂换取权利的行为“是同德意志天性特别接近的一些东西”。

政论在《浮士德博士》中也是重要配料。小说自第21章起，大半章数都有叙事者蔡特布罗姆对时下战势的评论。小说自此发展出两条叙事线：一条是他正撰写的阿德里安传记，另一条是他对二战的反思。两条线的主题一致（浮士德传说的譬喻），形成文本上的变奏，又以赋格结构互相追逐。这种叙事艺术被文豪自诩为“文学蒙太奇”，《浮士德博士》是其“最大胆最阴森的作品”。后一个评论相当到位。德国人写的、反省二战的名著里，几乎没有像《浮士德博士》这样处理犹太问题的。小说仅有的两个犹太人都是丑角：知识分子布赖萨赫尔的言行富于法西斯风情，蔑视《旧约》，唯恐天下不乱（P319-323）；演出商费特尔贝格则遭到漫画式的丑化：“他是一个约莫四十岁上下的胖男人，没有突出的大肚子，但是很肥，四肢绵软，白皙的双手肉嘟嘟的……”（P451）甚至连名字都可以随意修改，出场时，他是绍尔，而后（应该不是译者的误植）都改为曹尔。

我们不能就此判断作者的反犹太，但他不喜欢犹太人，这点没有争议。回头再看德意志林（Deutschlin，字面意思为德国小子）对阿德里安说的一段话：“德意志历史上的壮举总是发自某种了不起的不成熟……如果成熟是最后的抉择，哪里还有什么世界可言！我们将再度以我们的不成熟对世界进行一些革新和一些革命。”（P136）

归根结底，《浮士德博士》把罪责推给了宿命。这实在难以让人服膺。一个被纳粹迫害，流亡到美国的老作家，当祖国需要他时，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维护。读《浮士德博士》，我为叙事者疯狂的忏悔所震慑，为他的言不由衷而沮丧，更为文豪对祖国深深的爱而羞愧。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本文首发于2012年6月的《TimeOut上海》杂志。《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 著 罗炜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5月，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