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听朱践耳

文/杨宁

关注中国新音乐有些时日，喜欢的作曲家有不少，但最为敬仰的，这些年来一直是朱践耳先生。

这份敬仰，最初来自音乐本身。朱老年逾花甲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创作出了11部风格各异的交响曲（包括《小交响曲》）。自贝多芬以降，无论中外，这都是极为罕见的成绩。而这11部交响曲在音乐创作所能涉及的各个方面——音乐语汇、写作技法、音响探索、人文关怀、精神深度——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远之处。以我浅见，在贝多芬之后的著名作曲家里，恐怕只有上世纪后期的俄罗斯作曲家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克达到了不相上下的深度和广度。纵然交响曲在20世纪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主流体裁，但即便不论体裁，朱老的创造力和坚定的精神依然可以比肩任何一位伟大作曲家。而他各个年代的作品——无论是上世纪40年代“民国范”的艺术歌曲，60年代气势恢宏的红色巨作，还是80年代凄厉的反思，或是临近新世纪气象万千的文人心曲——又处处显示出非他莫属的独特印迹；此外，又如诸多专业人士早已发现、后来朱老本人在《创作回忆录》的作品分析中公之于众的，他的作品，无论是传统还是先锋，是抒怀还是写景，是西式实验还是中式趣味，都是以强大的逻辑构建而成的，绝无半点任性之处。真让人不禁要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反复聆听，又在工作中有幸和朱老交流过几次，对他的了解和感悟才有所深入。

一

从1940年的第一首艺术歌曲算起，到2008年的《丝路梦寻》管弦乐版为止，朱践耳先生的创作生涯长达近70年，从解放前开始，贯穿了“红色年代”，又经改革开放而达到现代化的新世纪。朱老是少数在这三个时代都获得官方与民间一致认可的作曲家。一般所见的代表作，在早年是从军期间的军歌，在解放后是以《唱支山歌给党听》为首的群众歌曲，在改革开放后是追随国际潮流、引领国内风尚的管弦乐。因此有人问，前后风格迥异，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朱践耳？他是否有随波逐流之嫌？

我在听惯朱老充满反思意味的管弦乐之后才知道《唱支山歌给党听》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也吃了一惊。后来对那一段历史有所了解后，才知道有些事情不可强求。即便是陆洪恩，也写过一首献礼作品——管弦乐《年年欢》，听得见发自内心的喜悦欢腾。

对朱老的颂歌作品有进一步的认识，是在2012年上海交响乐团举办朱老90大寿庆生音乐会时。那场音乐会演了朱老近一半的艺术歌曲和室内乐，其中上世纪40年代的几首歌曲（作品1号）和50年代的器乐独奏（作品5号）是诞生半个多世纪后的首次公演。几天后的内部研讨会上，谈及朱老弱冠稚龄时的歌曲中所表现出的秀雅之气，在座的作曲家和学者无不表示惊异。

朱践耳当时长期卧病，又想到国势衰危，满心愁苦，但这些歌写得哀而不伤，只靠旋律与和声的婉转含蓄地表达情感，加上雅致的歌词，从容的步调，充满文艺青年的气质，堪比黄自那些声名在外的最优秀的创作。即便在《梦》这首写于病情好转、表达渴望投身“红色的梦”的歌曲里，22岁的朱践耳依然没有血脉贲张，而只有热切的期盼。

在这些最早的歌曲中，朱老已经有了个性鲜明的真挚表达。这一点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正如他在《创作回忆录》中给作品1号中的《孤独》一曲作注时说：“很长一个时期内，‘孤独’是一个贬义词……直到1994年我创作《第八交响曲》（题旨中有一句‘探索者的心是孤独的’）时，才悟到‘孤独’一词的哲学真谛。”

从这个角度看1963年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便有了不同的意义。朱老没有把这首歌列入作品列表（群众歌曲和影视配乐均未列入），但也没有否认它出自真情实感和对“更好的人”的向往：“我深深感到，雷锋是个崭新的人，纯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他的形象活生生地闪现在我眼前，立刻，一支清新而深情的旋律脱口而出，一气呵成。”若没有这个活生生的形象，便不会有这首曲子了（《创作回忆录》第68页）。

“活生生”——或者说形象和情感的双重真实，也是朱践耳晚期交响乐创作的基本特质，在民俗作品和更为抽象的作品中均有反映。80年代初试新声的管弦乐组曲《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即是代表作。这两部组曲是朱老年届六旬时赴西南数月采风的成果。关于采风经历，有几个故事他会反复讲：一是半夜听到远处的歌声，起身赶去，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的场面；二是不经意中听到一对青年男女的悲伤对歌，令他终生难忘。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朱老说到此处，缓缓闭上双眼，开始忘我地回忆，眉发皆白，仿佛仙游未曾歇。可见《创作回忆录》中所说“使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震撼”绝非虚言。而此前在文艺晚会上看到的民族歌舞并未让他满意：“脱离开乡间实际生活，其感染力就大为减色了，最多只能算是‘半原生态’。”因此，在这两部组曲中，他采用了最富特色的素材，并费尽思虑地把它们“移植”到西方传统的音乐会舞台上。最后的成果绝非取民歌旋律进行粗略“化妆”的所谓“民族风情”，并且获得了当地人的赞赏。此后关于西藏的《第三交响曲》、直接融合采风录音的《第六交响曲“3Y”》和即兴之作《灯会》也满是这样鲜活而传神的段落。

二

朱老的求真，不止于人、事、情，更在于思。11部交响曲虽然章法各异，但除了《第三交响曲》外，均涉及对历史和自身的思考。

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上演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这是一部“文革”题材的作品，诞生于1986年。四个乐章皆以标点为题——“？”“？！”“……”“！”，精练地表明曲意。事后，乐友君石先生作长文探讨此曲的“知识分子写作”意味，总结道：

从“？”开始逐步演进的惊诧、痛苦、愤怒，到“？！”中借用京剧过门和“造反歌曲”的变形处理、用戏谑的方式展示出非人性力量的荒诞，再到“……”中“哀而不伤”的悲歌，及至“！”里磅礴的大赋格展现的全面抗争，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人性灾难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立人格形象，跃然于音响之中。

此曲的一大亮点是意义暧昧的结尾。“文革”结束后，不少作曲家习惯性地按照既有的文宣模式写下“庆祝胜利”的作品，或在表现“伤痕”之后满怀希望地期待光明的未来。朱老并不讳言他最初的构思也是这样的，直到在北京走访群众时，一位老工人对他说“还会有斗争的啊！千万不要写成一帆风顺”，才放弃“一个廉价的大团圆、大辉煌的结局”。

自此，君石文中所谓“知识分子恒久的立场”——“悲伤却不绝望，乐观却不失清醒，永怀同情与批判之心”——成为朱老音乐的主要姿态。

《第二交响曲》是《第一》的续作。写完《第一》后，朱老有一夜从梦中惊起，大呼“悲剧没写够！”，于是有了这部打破“长期以来……悲剧与人性两大禁区”的力作。全曲的素材只有三个音，翻来覆去、密不透风地包围着听者，几乎让人产生密闭恐惧。一如《创作回忆录》中所言，此曲“包含着从现代迷信中彻悟过来的痛楚、内疚、悔恨和愤怒。悲时，揪心泣血；愤时，撕心裂肺，强烈的音流猛扣心弦”。

1989年开始创作的《第四交响曲》本只是一部为比赛而作、尝试新技法的抽象作品，但创作未过半时爆发的政治风波却改变了作品的立意。朱老把“物壮则老”的哲学和对历史兴衰的思考化为作品的结构，更提出：“交响乐作品不能仅限于一时、一事、一地的陈述，而应进一步升华到对生命、人生乃至宇宙的一种哲学思考。”显然拓展了《第一交响曲》的格局。

歌颂人民的《第五交响曲》虽结束于坚定的上行五度跳，但初版的结尾却是一个上行增四度——半音之差，天壤之别。1994年的四部交响曲（《第六》到《第八》和《小交响曲》），形态、旨趣、灵感、内容各不相同，创新达到极致，却也没有一个是圆满的结尾。其中《第七交响曲》从“天”到“地”再到“人”，最后警笛长鸣，天籁尽碎，结束于刑场之声。甚至写给香港回归、叙述我国历史的《百年沧桑》，在用国歌旋律带出胜利行军之后，也没有给出绝对光明的结尾。

直到最后一部交响曲——《第九交响曲》（《第十》写于《第九》之前），在用长达35分钟的煎熬讲述完一地废墟的历史之后，终于，清澈的童声合唱唱起摇篮曲：“过了黑夜，迎来灿烂朝霞。”

末段加上合唱的手法很容易让人想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因而朱老自问：“结束段为什么是《摇篮曲》而不是《欢乐颂》之类的合唱呢？”这个结尾真的乐观吗？

不用说，贝多芬近200年前在《欢乐颂》中表达的终极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依然遥遥无期。因此，朱老自答说：“人类尚处于不成熟的‘童年’时期，要细心呵护”，“回归到‘幼儿’，即回归到‘人之初，性本善’。这并不是倒退，而是升华”。这既是一位耄耋老人的终极期盼，也反映了他对历史、对现世的观点。

三

经常觉得朱老和他的作品有一种有趣的反差：音乐常常写得如此雄健、坚定，而他本人却是如此温和。或许可以从两部关于他自己的交响曲中一探究竟。

这两部，一是《第八“求索”》，二是《第十“江雪”》。前者可能是音乐史上最激进的交响曲，仅用大提琴和打击乐各一人，因此，关于它能不能算交响曲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后者是他最受赞誉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它最具文人气质，不仅借柳宗元诗意，还用了古琴和京腔吟唱。用学者戴鹏海的话说，前者是独白，后者是述志，“表现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戴先生又“尤其喜欢结尾，是泰然大度，不屑一顾的神情，有深沉的力度”。又如作曲家叶小纲所说，此曲“是作曲家人格完成的重要作品”。

相比之下，《第八》仿佛丑小鸭一般让人费解，乏人问津。但在台湾学者查太元今年的采访中，朱老却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交响曲。对于曲意，他给出了重要的解释：“我用朱践耳的名字写了《第八交响曲》，主角是大提琴，也就是我，这是写人物，而打击乐就是写时代。标题是‘求索’，写的就是我这一生中是如何求索的。”

就像肖斯塔科维奇在《第八弦乐四重奏》中近乎偏执地重复自己的签名动机，朱老在《第八交响曲》中以自己名字的普通话音调为签名动机，并形成相隔半音的两个音列贯穿整个作品。仔细听来，这个动机每次出现，就好像是不同表情的肖像。朱老自己说得明白：此曲“力图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来表达一个探索者的种种心理动态：对美好理想的憧憬、追求；遇到挫折和打击时的挣扎、痛苦、彷徨；以及不屈不挠、自强自立的风骨等等”。

音乐写得极为形象。如第三乐章后半段，主题以庄严的姿态原样回归之时，颤音琴在一旁如闹钟震起，仿佛“幡然醒悟”，做回自己。《创作回忆录》中所说“终破樊篱”，大概就是这个时刻吧。及至曲末，主题中的增四度解决为纯四度，两个音列不再对峙，最后结束在主题和弦上，如指挥家卞祖善语，“依然一个倔老头”。

如果说《第十》是一个人最终到达的状态，是“不偷生，不降志；不从俗，不趋时”（戴鹏海语），那《第八》写的就是到达的过程，充满痛苦和挣扎。这一结果和过程，便体现了朱老人生中的一大矛盾。一方面是“倔”，是矢志不渝的求真；另一方面，温顺的性格又让他的思想不停地摇摆，在不同的时期认准的是不同的理想。朱老在回忆录中深刻地剖析了这一点，谈及自己受“左倾”思潮影响、误了妻女前途时，行文之坦诚催人泪下；谈及自己的真诚被扭曲而变质，一些歌曲“成为掩盖事实真相、散布罪恶的谎言的工具”时，更直言深感歉疚，已成心病，“记录下来，将它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儆效尤”。朱老后来在作品、在采访中不断地强调“民为贵”、批判个人崇拜，就好像一直处在“长梦乍醒犹悸怵”的状态。有些理念，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而那一代知识分子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经过怎样刻骨铭心的历程才悟到，我们又是否能理解？

探索者的路是漫长的

探索者的心是孤独的

探索者的磨难是无尽的

探索者的精神是永恒的

——朱践耳《第八交响曲“求索”》题词

四

朱老的11部交响曲，除了《第一》之外，没有一部符合传统的形式。十几年的探索和创新，专业界众说纷纭。一直坚定地站在朱老一边的，却是普通乐迷。朱老直到现在还惦记并感谢上海交响乐团爱乐者协会当年对他音乐的反馈和支持。有趣的是，情况如今似乎倒了过来，常常是学院派指责观众“不懂现代音乐”。究其原因，恐怕须将双方都置入历史语境。

君石文中所引朱老2003年《音乐乃心灵之声》文中的一段，可谓点题：

作曲家还是一个具有良知的人文主义者。他不是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中与世隔绝的人，而是生活在平常人中间的一个平常人，有着平常人所共同的喜怒哀乐。……尽管他用的是非常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和表达方式，由于这些都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的洞察……从根本上说，他的心灵和平常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而不是远离的。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引起平常听众的心灵上的共振而被听众所接受。这种接受并非作曲家刻意去追求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换言之，朱老在创作时破了当时象牙塔的戒，表达了平常人的心声，因而在前者中造成争议，在后者中引起共鸣。时过境迁，如今，前者已经换了一套戒律，后者恐怕也换了心声，两者的距离却依然遥远。那朱老的作品现在又处在什么位置，又应该处在什么位置？

朱老在我国音乐界享有毋庸置疑的崇高地位。他已经出版了所有想出版的作品和一册《创作回忆录》，大部分作品也都有录音存世。在那一辈中国作曲家里，这是极其幸运、甚至令人钦羡的了。但音乐界的定论是不是已经足够？他在他心心念念的平常人的心目中处在什么位置？

遗憾的是，朱老与网络传播时代擦肩而过。1999年，《第九交响曲》完成，网络才刚刚开始普及。2008年，管弦乐版《丝路梦寻》完成，社交媒体还没有。再加上演出不多，他的作品和我们谈论它们的方式，都仿佛定格在上个世纪，被迅速地放进了这个世纪的博物馆。君石在2014年的音乐会后恍然说道：“今天，谁还愿意认真地谈论‘知识分子’呢？这个显得老朽而不合时宜的词儿背后，承载过多少心酸、血泪和哲思，我们也快忘了吧？”

朱老最初给《第一交响曲》设计的光明结尾，寓意是“向四化进军”。如今，“四化”早已实现，历史在疾速前进中不知翻了几篇，到了弘扬传统文化、发展“中国乐派”的时期。在思考历史的《第九交响曲》中，他安排了一个“大提琴的独白式的吟哦，仿佛是‘历史老人’的‘旁白’”。如果朱老的求真、自省，他笔下的文人风骨和民族风情，他的知识分子式的写作，只成为这样的旁白，那或许就太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