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肥内
肥按: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看电影》杂志,要不是该杂志邀稿,我是一点都不想碰这部《敬畏》,理由有二:其一是在戛纳前线传回来的评论,作为我反指标的几个影评人都纷纷给出好评,这让我却步,当后来有了资源之后,几位同样在品味上与我背道而驰的影评再次亮出好评,基本已经关上了我接触它的大门;其二是在读过维亚泽姆斯基的《少女》之后,对她的文字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担心一方面的文学性润饰(但这点问题不大),二方面是她的精神状态似乎有点问题而让我不信任她的回忆,既然存在虚构与不实的风险,那么她笔下的戈达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再说,戈达尔本身也不是一个多真诚的人……总之,在那个只要邀稿就看、就写的年代(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毕竟邀稿者经常对我的文章做出过多的「指点」与要求,连稿费都不成我看片、写稿的动力了),我还是乖乖地,但最终是耐住性子地看完《敬畏》并写下这篇文章。
拍摄关于戈达尔的影片而不用戈达尔的方式,实在无法想像。
就我们所知,所有戈达尔自己现身的影片,也完全像戈达尔,似乎,他仅有在这方面是诚实的。
面对《敬畏》,我们有一个劣势,最大的劣势在于手边没有维亚泽姆斯基的《一年后》可以查阅,也就是《敬畏》的原作。这一点有多大差别呢?
首先我们便无法求证究竟片中戈达尔的言行是否确实如此。举个例来说,我的一个老师转述特吕弗形容戈达尔的虚伪在于六八学潮时,戈达尔总是那个看来情况不对就第一个消失的人,甚至,他也经常不在长长的游行队伍之中,经常是在纷乱平息之后他才露脸,表明自己也在抗争的行列。就这点来说,当然也有可疑之处,毕竟特吕弗说这些话时,与戈达尔早就闹翻,这样的描述是否有丑化他的嫌疑,不得而知。可是另一方面,维亚泽姆斯基的描述是否可信也是一个问题,他们维持一年的婚姻基本对她或许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回忆,从有中文本的《少女》里头隐约可以看到这一点,尤其,这本书尽管是写她参演布列松《巴尔塔扎尔的遭遇》(也是她从影的开端),但更多看出是她对布列松产生了某种……敬畏之情乃至把他视作神祇的完整过程,因而,当她义无反顾地爱上戈达尔之后,她的言行是否能全信,加上她身为小说家,出于习惯性地渲染文字也不无可能。当然,如果要问:戈达尔真有这种魅力吗?要是按另一外安娜,即他的第一任太太卡里娜在2001年一次受访中表明她与戈达尔的婚姻对她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至今(2001年)仍深爱戈达尔,就可以知道戈达尔对他的枕边人可以产生怎么样的魔力。总之,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特吕弗的转述,跟从影片中看到导演阿扎纳维西于斯转述维亚泽姆斯基的转述,似乎也来到一种平等的位置……但是,要是从《脸庞‧村庄》最末关于(不在场的)戈达尔的段落来看,他也许更接近敌人的描述。
但这还不是影片最主要的进入障碍,另有两个更大的先天问题。首先无疑是饰演维亚泽姆斯基的斯塔西·马汀除了身材之外,无一与维亚泽姆斯基相似,且令人讶异的是(已经很多人提过,且确实看似是、也被证明是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她的扮相更像《男性‧女性》中香妲儿·戈雅的造型。尽管非常令人震惊,但也只能猜测是否造型师因为《男性‧女性》和《中国姑娘》都有让-皮埃尔·利奥德参演而搞混了两部片?要说以戈达尔方式拍摄《敬畏》的话,不如直接就是在片中搬演的《中国姑娘》片段就直接引用真的《中国姑娘》画面:毕竟观众无不知《敬畏》是一次模拟,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成功的临摹,索性让原样和复制做对照,也许更有戈达尔精神。另一个先天问题在于,片中似乎在戈达尔的生活场景中,尤其是住处,还原了《中国姑娘》的色彩样貌。但我们知道,比如对照差不多时间的同侪影片,如特吕弗的《偷吻》或者雷乃的《我爱你,我爱你》,便会发现那个年代的色彩并不如《中国姑娘》的色彩,事实上,从《女人就是女人》、《狂人彼埃洛》等片看来,会发现他的色彩偏好是接近蒙德里安画作的呈现。我们自然不会怀疑戈达尔肯定熟悉蒙德里安的作品,不过,既然他试著将影片中的世界改造成蒙德里安色,无疑也是一种属于他的创作。所以,就跟以往提过,在关于画家的影片中还原画家作品的色调,无疑是贬低了画家的创造性。在这里也是,这位声称复现现实的导演(一如他在游行队伍中曾向影迷提出的抗议“电影和生活为何要不同?”),难道就真的要复现他自己生活的真貌而不加以渲染吗?但这点从《蔑视》的颜色与上述两部分别在它之前与之后的彩色片所使用的色调又不尽相同,因此可以得知:他的彩色片还原的并非一种现实的颜色。
再有一个问题来自影片开始不久藉戈达尔(当然是片中那个)的旁述表明影片的叙述观点来自安妮的观点,可是片中却不乏安妮不在场的场景,比如片中难得漂亮的一场长跟拍镜头,背景是一串很长的、写在墙上的标语,戈达尔与两友人边走边聊,这样的系很显然是不在场的安妮所无法精准转述的。简单来说,既然说安妮是主要叙述者,那么就暗示了观点上的单一性,亦即,安妮最好(就像波兰斯基许多强调单一人称的作品那样)出现在影片中所有的场景中。然而,真正最大的矛盾在于,这部描述戈达尔的影片,其实费了很多心力著重在体现戈达尔这个人有多么与众不同,但这就好像说是主创也觉得他的不同令人费解,于是以一种解释反而体现出不信任感。打个比方,一本文学理论书可能只字不提人们为何分析文学,而一本电影分析的方法论著则花了几页作为前言解释为何分析电影以及分析电影的难度和辛苦在哪里,不正凸显了作者自己对于电影分析也怀有世俗式的怀疑?尤其对比《中国姑娘》中并不会试著解释当时他所接触到的中共式共产主义以及文革,这也是为何(片中呈现出来)他对人们对这部片的批评感到沮丧的原因。一部谈论戈达尔的片最终竟流露出一股浓厚的反戈达尔味,也许这正是影片的精神: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