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真万确的罪

文/张潍

“那个世界表面上富有美好，实际却很残忍。”

“这是一个人们因电影、汽车和数不尽的绿叶而感到幸福的地方。”

“人们的过错并不比在罗马或米兰多，也不比在这两个城市好。”

“……一座到处是镇静药和心理分析师的城市。”

“一些形容最高状态的词从他们的嘴里流出来，就像秋天的树叶从树上掉下来一样，无论什么都是‘巨大的、精彩的、壮观的、非凡的、可怕的’。”

“明星不是人，而是一种合成的产品，是由化妆室、广告、报刊广告代理、制片人、出品人和记者们打造出来的产品。”

“在一个成功就是衡量社会关系的尺度的地方，‘成为一个什么人物’就是口号。”

“……失败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让他们损失成千上百万美元的意外也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是人们想象的一个地方，是海市蜃楼。不要用眼睛去看……，而是要用欲望、嫉妒、想象去看它。”

猜一猜，这些话描述的是哪里？

看上去，这个地方和我们熟悉的大多数地方没什么不同：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城市、任何一个聚集了一定数量人群的圈子，都可以被写成如上的样子。也许正是它的存在，影响了其他地方的变化；不，应该说，它是人类世界的浓缩，自人类占领地球以来，社会的面目一直如此。

这个地方，是好莱坞，是法拉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看到的好莱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好的旧日时光”，“黄金年代”。

最早知道法拉奇，是因为她那独一无二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冠冕，所以我总以为，她的形象应该是个女金刚款，或者和她的职业风格一样，是粒硬铮铮的铜豌豆。看过她的照片和生平，才知道法拉奇原来是个意大利美女，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也会以时髦的打扮示人。

在《好莱坞的七宗罪》之前，只看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薄薄一小本，声誉很高，却只给我留下平淡的印象：逻辑严密，语言严密，思路清晰，却读不下去。于是我从书架上剔除了那本书。加之，后来才知道，这本书事关法拉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强硬、公平、犀利、严格、苛刻、视事业为生命如法拉奇，也会遭遇其他普通女人通常会遭遇的男人对她的命运的诅咒，也会以男人为生活重心，也会以满足“那个男人”的愿望为己任，也会希望生下她与“那个男人”的骨血，虽然那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这本书，更加使我对它没有好感。

《好莱坞的七宗罪》吸引我并不完全因为它出自法拉奇之手，而主要是因为：它写的是好莱坞。你爱，或者不爱，好莱坞总在那里，轰轰烈烈，光怪陆离。

任何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绝不会因为它具有天真无邪的特质而汇聚众人的目光；往往，这个地方的“罪”便是它的闪光点。罪——罪恶？罪孽？罪过？原罪？基督教的七宗罪借那部著名的电影早已广而告之：嫉妒，贪婪，傲慢，暴怒，懒惰，贪食，色欲。这七种原罪，宿于每个人、每个区域、每个时代；当然，它们也深入好莱坞。那么，来看看这个电影王国的其他原罪吧。

遗忘

如果没有安迪·沃霍尔，我不会记得玛丽莲·梦露是谁。很多女演员比她美、比她俏、比她可爱、比她聪明，但却没有赢得比她更火热、更光芒四射的荣耀。

如果法拉奇如愿地完成了对梦露的采访，她也不会把这次经历看得有多不寻常，她也会淡忘一个著名女演员，毕竟她“仅仅是一个明星，是不那么重要的人。”

好莱坞恰恰是由众多此类“不那么重要的人”组成的。

没有被人们遗忘的人，就会成为明星。梦露被说成是传奇也好，是女神、“伟大的美国肉体”也好，她不见人或人见不到她也好——拉娜特纳、多丽斯·黛会被人遗忘，她不会。

在好莱坞，即时你遗忘所有的人，只要所有人都没有忘记你，你就是成功的人，届时，你遗忘了谁都不重要，即使遗忘自己，都不是罪。

书中写了两个“伤心地滑入了被遗忘的境地”的女演员：朱迪·加兰，和杰恩·蒂尔尼。一个的下场是贪婪地吃着巧克力说：“我信守诺言，但我的青春已被毁。我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我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我是多么歇斯底里啊。”另一个，在别墅里“以泪洗面惨度余生”；电影公司的公关经理说：“她离开好莱坞的时间太长了。……最后将会用一个样子很像她的小明星取代她。”

后浪推前浪，新颜换旧颜。正是遗忘，促成了一批又一批明星的诞生。人们会本能地忘记一些人，为的是留出更多的精力给另一些人，另一些他们认为值得更长久地记住的人。

明星们害怕被人遗忘；被人诅咒、唾骂，要比无人提及好上一万倍。好莱坞的明星们害怕科比娜·赖特，“在好莱坞，科比娜没有理睬你，你的社会地位就会严重受损，她对你不着一笔，这种蔑视就是对你的打击。”

好莱坞的芸芸众生中，不被遗忘的梦露是凤毛麟角，梦露们的名声脚下，躺着无数被遗忘的人。

但是明星们并不害怕遗忘别人。闪闪星途中，不忘记几个人，怎能走得高远？伊利·利瓦伊对成名前的玛里琳说：“玛里琳，……有那么一天，你一见到我就会扭过脸去，如果你能轻轻说一声喂，那就算是奇迹了。以前一直就是这样。”

遗忘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如果你总是记得所有的人和事，记忆的重量会向下拖着你、坠着你，让你不可能成为高高在上的明星。

希望

关在潘多拉盒子里的希望，人们世世代代念叨着它、咀嚼着它，“我希望……”是人生的基本句型之一，另一个，应该是“我不希望……”。

“我希望当演员。”

“我希望自己成名明星。”

“我希望在好莱坞找到一份差事。”

“我希望当一名好莱坞明星，发大财。”

数也数不清的在心里默念着“我希望……”的人涌向这片热土。“洛杉矶有的是外来的人，他们怀着以电影为生的梦想来到这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好莱坞扮演了各种角色：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加油工，冰柜小姐，等等，唯一不能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演员”。可是没有人放弃这样的希望，因为他们希望曾经上演过的拉娜·特纳、秀兰·邓波儿的神话也会降落在他们身上。

鲁迅在《故乡》中写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

但一个从不曾说出过“我希望……”的人是不会前往好莱坞的。

法拉奇无意中“打造了一个演员，不知道这是我的荣耀，还是我的罪过。”这个18岁的幸运儿或倒霉鬼的希望和千千万万向往着功成名就、紫迷金醉的年轻人的希望一样：成为一个好莱坞的演员，一个像詹姆斯·迪恩那样的演员，或者像马龙·白兰度那样的演员，“我要成为一个演员，我要当演员。”

想象他们那混合了渴望、期盼、嫉恨、焦虑的灼热眼神，想象他们面对一扇尚未向他们敞开、甚至永远不可能向他们敞开的大门的样子，他们在贫穷和对富有人群的观望中消耗仅有的青春。他们汇集在好莱坞，那场面当会比中国的电影摄制组或电影厂周围聚集的will-be-群众演员更壮观，他们散布于好莱坞的大小角落，靠着“我希望……”度日。这般的热情，能找到的可相比的例子，只有电视剧《手机》中牛彩云迫不及待、做梦都想当明星的热望。

那个魔法般的、以金钱和名声包装的王国，它的根基是“我希望……”。希望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和细菌一样无限繁衍，和遗传基因一样一旦存在就不可更改，和天花、鼠疫一样具有传染性并且可以致命。好莱坞的浮华背后，是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甘心扑火的飞蛾们留下的希望，熊熊火势越来越旺，所以这浮华，竟坚不可摧。一切都源于希望。

幸福

“幸福”这个词总让我联想到《读者文摘》和“心灵鸡汤”。

可是在好莱坞，幸福是有尊严的，不能被嘲笑，明星们“必须幸福”。注意，这里的幸福和离婚率无关，也请暂时忘记《人物》杂志评点出的2010明星分手旺季录。

好莱坞的幸福包括：明星夫妇们“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非常非常恩爱”；女演员是贤妻良母，她们公开的梦想是嫁人生子；总的来说，无论离婚和结婚有多么容易和频繁，好莱坞的幸福最终表现为“家庭的幸福”。

这“家庭的幸福”聚焦在孩子身上。是的，好莱坞这个风流成性的地方，“孩子”竟占据了很大的一席之地——不管是亲生的，还是领养的，好莱坞的幸福家庭样板中必然有孩子；这一习惯沿袭至今，几乎拥有一切的明星们比普通人更需要孩子。看看现在的安吉丽娜·茱莉和麦当娜吧。

看看这样的议论：“简·拉塞尔穿那样袒胸露背的衣服也许有点儿过分，但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好妈妈，你们大概没有见过她是多么精心地喂孩子喝粥吧？”

这是好莱坞吗？明星的评价准则里竟然有这样的条款？时时事事都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明星们，在这件事上，为何要和普通人高度保持一致？

法拉奇写杰恩·曼斯菲尔德时，对这个从头到脚都是明星范儿的女人，不得不写下这样的内容：“当他把她放到地上时她是一个好妈妈，非常精心地照料她的女儿，像好莱坞别的妈妈们一样，这些妈妈们很在意的是，一定要表现出她们都是好妈妈。”妈妈遍地都是，传奇人物才有几个呢？

明星们需要孩子来展览幸福，就像老式的豪宅里必然挂着水晶灯；客人们纷纷望着层叠垂下的水晶璎珞说：“看，多美啊！”

这幸福和玛莎·斯图沃特女王的家政宝典一样，充满的表演的欲望。他们不断地告诉世人：“最美丽的色彩来自于大自然。”

“光是室内装饰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选择适当的百叶窗。”

“选择象牙白的法兰绒枕套。”

“孩子是别人判断你是否幸福的指数之一。”

“选择适当的时机，选择至少一个孩子。”

“我有孩子，我很幸福。”

天知道，我情愿相信和格里高利·派克生了一个孩子的维罗尼卡，她实现了她的愿望，没有说是否幸福。她抱着孩子说：“只要有他，一切将会更好。在好莱坞，人们很看重孩子。”这句话的后面，法拉奇的评论是我相信维罗尼卡的生活的理由：“如果这‘更好’意味着这么多的忧愁和这么多的悲哀，谁能知道此前曾是多么‘不好’啊。”

幸福涂脂抹粉地来了又走，谁也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

正常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当一个正常人不难；在好莱坞当一个正常人？正常人在这里没有通行的执照。

可是明星们又热衷于假装正常，“所有的人都想显出自己很正常，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明星们应该“卖弄风骚、不合逻辑、虚伪得不可接近”，应该是虐待狂或极其自卑，应该吃抗抑郁药，应该自杀。他们是最应该崩溃的人。

法拉奇观赏过一次“正常”的表演：

约瑟夫·科腾在他的家里举办了一次聚会，法拉奇也在受邀之列。她原本以为这个好莱坞的上流社交场合中人们会酩酊大醉，跌进游泳池，换妻，等等；然而她亲眼看到的却是“一次纯洁的活动”，她这个外来者成了“唯一一个喝酒的人，唯一一个开玩笑的人”。明星们不喝酒，只喝水或茶，安静地吃饭，自称早睡早起，正常得几乎乏味。

不仅是在这次聚会上，明星们在教堂里的表现也非常地规范；他们准时到达教堂，准时地祈祷、唱歌，谦逊、听话、虔诚。弥撒之后，“他们之间的交谈纯洁高雅”，“一些美妙的词语在空中回荡：甜蜜、亲切、爸爸、妈咪、糖果”。

演员的癫狂本质被掩藏得那么好吗？还是他们假装正常时恰恰是在卖力地表演？和普通人一样正常的明星到底有多少观赏价值？

鲍勃·哈里森的《内幕新闻》向公众报道了很多明星们和其他名人的事迹。公众对模范公民没什么兴趣，哈里森成功的秘诀就是公众对名人隐私的兴趣，尤其是可以被冠以恶行之名的隐私。这份杂志和其他同类杂志“以大量的具体细节叙述了严肃的报刊不报道的东西”，它们“卖的就是性：丑闻与性、政治与性、伪科学与性”。私人侦探们和尽职尽责的记者们兢兢业业地满足着公众的窥探欲和好奇心。

靠公众吃饭的明星们时刻都明白自己决不能当正常人，没有人有兴趣去看、去追捧、去议论一个和自己一样平凡、乏味的人，明星们必须成为有话题性的少数派，才能活下去。这也是经纪人、制片人、狗仔队生存的根基之一。

魅力

银幕上的明星们无论长成什么样子，个个都是有魅力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不演戏的时候，他们还是魅力四射的吗？

法拉奇在一个明星云集的宴会上，看到了令人厌恶、惊讶的一幕幕：“一个个蜡像似的冷面人坐在那些圆桌旁，蜡烛的烛光照着他们，这些蜡烛就是教堂里放在圣人画像前的那种蜡烛，在这种血色的半明半暗中，那些圣人们的脸显得更为突出，但他们面无表情，在香烛面前一动不动。”“那个蜡像冷面人的衣服镶着花边，她有一头栗色的卷发，眼睛非常大，像是就要从眼眶里突出来，两眼充满无限痛苦的神情。她的两只手托着下巴，食指上贴着橡皮膏，一只手臂上也有一块橡皮膏。”“这是一尊穿着男人服装的蜡像冷面人。他用叉子去叉一个橄榄，他的手在颤抖，那个橄榄好像在故意捉弄人，一下从盘里蹦起来，钻进他的上衣口袋里。他眨眨眼，就让那个橄榄留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头也不抬地又去盘子里叉另一粒橄榄，这次他终于成功了。他的脖子很短，这使他显得有点像个驼子。可是，这是一尊很漂亮的蜡像。”“所有的蜡像冷面人都显得很老，或者说都很难看，当他们穿上名人的服装时，他们的脸能够显出激动的样子，也能够引起激动，可现在，这些人的脸完全没有一点活的气息。他们同明星们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没有一点想像之处。”“盛宴结束了，蜡像冷面人们一个个站了起来，互相致意，他们终于动起来，像是有人在他们背后设法装上了小滑轮。”

这些蜡像冷面人里包括格利高里·派克和克拉克·盖博。

明星们的魅力可不是扮演蜡像的能力。在好莱坞，“魅力首先意味着吸引力、疯狂和怪诞”。

要想成为一个有魅力的明星，好莱坞为人们提供了两种样板，看起来都不错。

样板一：

由电影公司“制造一个明星”，“就像洛克希德公司的技术人员制造飞机或者厨师准备一盘奶酪一样认真仔细”。成功的例子：玛里琳·诺瓦克；她以金·诺瓦克这个名字成为一个明星。

除了她的出生，电影公司几乎制造了金·诺瓦克的一切：限制她的饮食，改造她的牙齿和头发，把她交给加工过梦露的凯利·坎贝儿，让她喜欢紫色。他们和她都成功了。

更有趣味的样板二：

“我要重建汽车司机身穿制服的时代，愚笨的女人的时代，丑闻的时代。”

这是杰恩·曼斯菲尔德的理想，她是一个从头到脚都装扮成明星的女人。她的秘诀是：勇气、想象力、厚颜无耻、坦荡。她非常聪明地决定了自己的星途：“为了征服美国，一个姑娘不应该运用她的智慧。”

她所说的明星不仅仅是演员，还要是这样一种人：在粉红色香槟中洗澡，把狗（包括一群长卷毛狗）染成玫瑰色，（为了对应金·诺瓦克的紫色）用玫瑰色的冰箱，开玫瑰色的车，家里镶了玫瑰色的貂皮，给鳄鱼穿长毛线袜，假装愚蠢，热爱公众，“打动男人，让女人们也感到亲切，关心知识分子”。

她也成功了。在一个首映式上，一头银白色头发的杰恩激动地对着围观的人群大叫：“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她认真地给亲人们签名，“签啊，签啊，签啊”，为了给坐在高处的观众签名，她让丈夫把她举起来，“悬在半空里，风把她的衣服和裙子从腿上刮起来，就这样，她仍然在继续给人签字”。

我真爱杰恩，她把明星作为事业来经营，认真而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好莱坞的亮点。她的天真和坦荡让人心生好感。

运气

韩松落写过这样一句话：“从没有倾国倾城的人，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人人都是被命运选择的棋子，是命运决定了我们的决定，而不是我们去把握命运。

明星的世界里命运这回事来得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

拉娜·特纳：“星期一在施瓦布饭馆吃冰淇淋，星期二试镜，星期三就同米高梅公司签了合同”。

秀兰·邓波儿：夏天在沙滩上用沙子堆城堡，被人发现潜质，秋天时就成了和成人赚得一样多的明星。

金·诺瓦克：哈里·科恩在10个试镜的女孩中用手一指，命运之手点中了金·诺瓦克；宣传时，她的运气则是——在日落大道上骑自行车时被科恩发现的。

哪个明星没有运气呢？没有运气，德米尔凭什么靠着一部不好看的《十诫》成为难以见到的国王？没有运气，几乎要饿死街头的卖艺人伯特·兰开斯特凭什么成为比“国王”还更难接近的有权有势的制片人？不要说勤奋苦干会成名，也不要说“抓住机遇”，勤奋不能决定一个明星的命运，机遇更不是你伸手就能抓得住的东西。

《圆舞》中，傅于琛说成功是：十年寒窗，十年苦干，外加十足十运气。最后一点最为重要。无数人都会“十年寒窗，十年苦干”，而运气不是人人都有的，分外难得。明星们比常人更需要运气，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厌食症、精神分裂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运气来了，一切都迎刃而解。

制造了金·诺瓦克的伊利·利瓦伊说：“小明星们轻率地来到好莱坞，就像人们将树苗随心所欲地种到日落大道旁一样。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好莱坞，由于这里十分干燥，风从海上刮来，再加上在这里筑巢的老鼠，小树的死亡率极高，能够扎根成活的小树极少，另外那些树只好被连根拔掉。”命运的筛子筛过一遍，漏下的是女佣、勤杂工、出租车司机和失败的演员。

不只是明星需要运气，生产明星、依赖投机和金钱的好莱坞也是运气的产物。1955年，好莱坞是一片自然祥和的地方，威尔克斯太太在那里建了一座名为好莱坞的牧场，希望它是一个“纯洁、严格的牧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1930年，命运来敲门了，威尔克斯太太把好莱坞送给了洛杉矶市长以表达对圣母的敬意；几个月后，命运又去敲了制片人威廉·塞利格的门，他得以在这个纯洁的牧场上用胶片制造影像；几年之后，命运敲了更多的人的门，他们“渴望美名和金钱”，纷纷涌向了好莱坞。

直到现在，好莱坞仍然是一个运气场，“每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好莱坞总是能够有一种随便什么药使之渡过难关，比如银色头发的姑娘、新的制片体系、大屏幕、成功人士的新方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