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维丽娜》（二）

 

塞维丽娜

二

 

著｜罗德里格·雷耶·罗萨（危地马拉）

译｜anita

 

书店是思想滋生的场所，书籍则像是一群群四处蠕动、嗡嗡作响的蚊虫。我一位合伙人常常这么说。他也是个写诗的，人挺聪明（虽然没他想的那么聪明），也很友善。他的比喻确实贴切。收银台旁边书架上那三本小巧的俄语书，也宛若几个蠢蠢而动的爬虫，连续几天向我暗暗低诉着关于她的记忆。她再也没有回来。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更确切地说，是我听闻发生了很多事（内陆省份私刑泛滥；一个邻国发生了政变；可卡因被列为一级非法毒品；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湖；冥王星被永远排除出了行星范围……）。书籍再次成为生活的唯一内容。渐渐地，我加入了这个世上的忧郁人群，成为其中一员：一个梦想成为作家的书店店员。

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到访。作家、学生、律师、大款、倒霉蛋、随身带保镖的女士、没带保镖的女士…… 我们都一视同仁，恭恭敬敬地接待。逛完后，他们有时候会掏钱买走一两本。但偷书的真不多见，这还要感谢防盗科技的发达。根据我的经验，来店里的多半是女性，以及背着双肩包或斜挎包的文人学者。

我只有周一、周三和周四在书店值班，余下的时间写作（或幻想写作），同时大量阅读。

下次见到她，是在大街上。白球鞋，牛仔裤，民族风刺绣短上衣，戴着墨镜，头发梳成了发髻。冷不丁碰上喜欢的人，心脏难免砰砰直跳，胃里甚至突然一阵翻腾。我立刻加快脚步追上去，停在她身旁，跟她一起在街角等红绿灯——那是十三街和改革路的交叉口。

“你好。终于又见到你了。”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

“啊，是你啊。”

“在散步吗？”

“啊哈。”

绿灯亮了。我们开始过马路。

“我能陪你走一段吗？”

“随你。”

我们并肩走了一会，没人说话。她走得很快。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她有点迟疑地斜眼看了看我。

“问问看。”

“你拿那些书做什么呀？”

“听着，” 她回答，“我感谢你那天没找我麻烦，但这是私人的事，我拒绝回答。”

我们继续一言不发地向前走。

“好吧。可你这下弄得我更好奇了。”

她没反应。

“你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吗？”

“不是。”她说着，一边拐向了七街，我跟上。“就是想散散步。”

我们继续走着。

这是个空气清新的早晨，前一天晚上刚下了雨，柏油路面和路边的野草都还湿着。树上的鹧鸪似乎也比平日里多。

“这些鸟真吵。”她说。

“现在刚好是它们求偶的时节，所以吵。”

她看了看我。我认为是在赞赏我关于鸟类的知识。

“你还对鸟有兴趣呢？”

“我对一切都有兴趣。”

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你一个人住吗？”

“对。哦，不对，我跟爸爸一起住。”

这倒出乎我意料。我们又沉默地走了几步。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她的脸上浮现起一个满是疲倦的微笑。

“很老、很老了。”

“八十岁？”

“你跟谁都提这么多问题吗？”她反问。

“说实话，不是。你住这附近吗？”

“别问了，可以吗？”

“对不起。我不问了。”

没过多久：

“你介意我继续陪你走一会吗？”

“不，不。不介意。”她挺宽容。

我们已经快走到五街了。左转，又左转。

“你为什么要陪我走呢？”

我丝毫没有迟疑地回答：

“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也是。你不是第一个，知道吗？”

我们在一扇黄铜门前面停住，门上挂着一个小牌子，写着：卡洛斯公寓。

“我住这里。”她笑着抬了下手，“再见。”

说罢扭头离去。她的背影迅速消失在视线中。我的胃感到一阵刺痛。

 

***

 

从那天起，卡洛斯公寓所在的那条街就成了我日常行程中的首要目的地。每次往返书店，我都会绕个远路，好特意经过那里；在无需工作（除了写作）的日子，散步时我总会以它为终点，有时也会绕弯，但最终还是回到那里，回到那条安静的林荫道。然而我再也没有遇见她，直到一个周一下午，她再次出现在书店。

她真是光彩照人，一条嫩黄色连衣裙，健康的古铜色皮肤，在乳霜的滋润下散发着恰到好处的光泽，一头浓密的黑发垂散于肩头。进来之后，她摘下墨镜，微笑着给了我一句响亮的问候：“你好。”

我感到一股电流穿透身体，血流瞬时加速，熟悉的悸动感又回来了。

“欢迎。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一切都好吗？”她依然微笑着，走到收银台边，与我面对面站定。“我是来听读诗会的。来早了吗？”

我看了眼墙上的时钟。

“六点就开始。不算太早，不算太早。”

此时店里有个人正四处翻阅书籍，这个家伙毫无缘由地——或仅仅就因为他在这里——令我感到讨厌，虽然他是我们最好的顾客之一：平均每个月都会买走三本书。大衣、领带和口臭是他永恒的标识，职业是财务律师，每周为当地的日报撰写专栏。就在我暗暗希望他离开时，仿佛谁施了魔法一般，那个家伙真的就立刻把手里的书放回书架，不紧不慢朝门口走去，边走边打量桌子上摆出来的一本又一本新书。终于，他出去了，迈出门前，还不忘用那双宛似老鼠或狐狸的小眼睛瞟了我一下。

“这是日程表吗？”她指着贴在收银机旁一根柱子上的海报，问。“蓝眼睛的诗人？”

“这是他们自己的主意。”

“好吧。”她侧了侧头，看起来并不相信。“他们诗写得好吗？”

“我对诗了解不多。他们是诗人。有过成功的时刻吧，至少，成功的瞬间。”我说。

她笑了。

“那我就留下。”

“他们很快就会到了。”我把手里的书合上。

“你在读什么？”她问。

“吉田兼好的警句。”

“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把书递给她。她随机翻到一页，大约中间的位置。

“‘改之无益，无需改之。’”

“显而易见啊。”她说。

“警句往往都这样，不是吗？”

“柳原附近有一僧，号‘强盗法印’。盖因其常遇强盗，故有此名。”[1]

“这一句呢？”她问。

“嗯，这句不太像警句。”

她继续读：

“东国之人与京都之人相交，或京都之人往东国安身立命；又或显、密僧人，离本寺本山；凡如此这般，弃旧俗而相交外人者，皆格格不入，令人观之不快。”[2]

她合上书，还给我。看上去颇为失望。

“听起来都是些成见。”她说。我表示赞同。

“这是十四世纪的书，我们能期待什么呢？”

“成见与年代无涉，”她说，“愚蠢同理。”

我又笑了。

“你很严厉呀。”

“我就是那种‘相交外人者’。”她说。

“那兼好一定是错了。很难想象，还有比你更有魅力的人。”

她变了神情，此刻俨然是一个刚刚完成一件壮举的小女孩。

“谢谢。”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同时轻轻低了下头，微微耸了耸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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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丈记·徒然草》，王新禧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