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维丽娜
八
著 |罗德里格·雷耶·罗萨(危地马拉)
译 |anita
我在中午时分睡了过去,一直睡到夜幕降临。饿着肚子醒来,隐约想起前一天下午发生的事,至于晚上做了什么,却只记起几条零星的线索。当时从咖啡馆回到书店,几个小时里没见一个顾客光临,百无聊赖下,关门离开。
之后步行来到一家老式酒馆,在我所居住的街区,这样的酒馆越来越少了。它位于一条仿佛属于另一个年代的街道上,只有手推车能过,汽车过不了。小街斜斜地通向一条现代化的宽阔大马路,其中一条人行道沿线上的水果、甜品摊位及各种街头小贩,阻滞着马路上的交通。沿一段狭窄的台阶而上,可以从马路直达一个小小的露台,那就是酒馆的露台,各路醉汉聚集于此。到傍晚这个时候,周边的混凝土散发出刺鼻的尿骚味,其中还夹杂着酒气。这是一股经人体内脏过滤后的气味,来自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人的身体,那些主动或被迫沦为酒鬼的人。一群积习难改的可悲之徒。我的老朋友们、远方亲戚和姻亲中的许多人都曾在这里流连忘返。
我走进酒馆,混迹到酒鬼中间,喝了很多。一些人从身边踉踉跄跄走过,我现在却只能勉强记起他们的脸,以及一些高谈阔论,还有排队等着在一个肮脏角落小便的人。那个角落只被一幅污秽的帘子勉强遮住,墙上开了个洞,被用作临时小便池。
也不记得我之后是如何又换到了市中心另一个地方。已经是夜里了,我坐在一个昏暗大厅的吧台前,大厅墙壁上画着一排奇形怪状的涂鸦,颜料散发着荧光。旁边坐着一个秃头男人,大腹便便,白蜡色胡子,又长又密地遮住半边脸,戴一架透明眼镜,黑色塑料大镜框。
“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吗?当然不认识!”他冲我说,然后笑了起来。
根据我对那场谈话仅有的一点记忆,他是个艺术家,下一项计划是制作一条“活项链”,打算借用街上的狗或猫完成这个作品。具体做法是,首先往动物嘴里引入一根钓鱼线,线上绑一颗抹了蜂蜜的橡胶球,方便它们吞下去。几个小时后,橡胶球随鱼线一起从肛门排出。清洗小球,同时保证它依然系在绳上,再裹上蜂蜜,让下一个动物吞下,这样每个动物都是线上的一颗珠子,“一条活着的串珠”。他看起来对这个名字十分满意,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下面这句话:
“串珠(abalorio),很像avaler,avaler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吞下’。真是绝妙,对不对?”
我同艺术家一起离开了那个洞穴般的小酒馆,随行的还有他一位自诩为是盗贼的朋友。他最擅长的下手对象是市中心的老房子,主要从那里偷取艺术品和古董家具。得益于对可以追溯到独立时期之前的下水道系统的了解,他声称自己能够轻易进入这些房子。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出于谨慎,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但皮肤和浅色的眼睛没法撒谎,他这样告诉我——年轻时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不记得我们是乘出租车还是步行来到了红灯区。我们连续出入了几间提供色情表演的夜总会。在其中一间,我看到个演员倒挂在一根金属管上,伴着俗气又感伤的音乐舞动身体,同时一点点脱去衣服。她的样子与安娜·塞维丽娜是如此之像,所以我要求服务员等这场表演一结束就把她带到我们这边来,还请她喝了一杯。
她死了。死了!布兰科先生告诉我。浑身一个颤栗,猛地醒来。我从床上坐起,过了好几秒,才意识到那是发生在梦里的一场对话。
就这样度过了黑暗的一天,无法清晰地思考任何事情,头痛伴随心口一股浓郁的忧愁,直到下午才迟迟散去。我再一次下决心要忘记那个难以捉摸的女人。天黑时,我给那位所谓的外祖父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我不需要安娜·塞维丽娜为她从玩家书店拿走的书付钱,并且再次声明,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外孙女保持联系——一种深情而无企图的联系——并向他保证,对于他,我怀有的则是最真挚的友情。因为写完纸字条时还不算太晚,所以我把它装进一个信封,准备送到公寓去。
天已经黑了,但没有一丝风,也感觉不到十二月惯有的寒冷,所以我决定步行。被一股没来由的乐观力量驱使,我走得很快,边走边问自己,迄今已经有多少次怀揣着对她的思念走在这条街上,又多少次命令过自己:“够了,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却始终无法预知,情感究竟在将我带向什么样的未来。
“情感”是一个我不常使用的字眼——同样的还有“永不”或“无穷”。走在那条路上时,我突然想到,“无穷”这个表达应该是来自一个更加感性、而非逻辑性或理性的源头。你可以产生一种“无穷的欲求”、“无穷的渴望”,但对“无穷”这个概念的逻辑推断必定是荒谬的;面对一个无穷的对象,我们不可能具备将其总揽起来的智识能力,无论是对时间意义上的永恒,还是那个物理上的无边宇宙,甚至,严格来说,也包括抽象的数字王国。
公寓一片混乱。两位男士——我猜是旅行社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区等候,但前台一个人也没有。桌上电话响个不停,没人接听。负责清洁的女孩抱着一大堆待洗的床单枕套行色匆匆。我前脚刚到,一辆开着警笛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就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公寓门口。我没把给布兰科先生的字条留在前台桌子上,而是收起装好,然后谨慎地跟其他住客一起站到一旁。
两位穿绿色制服的医务辅助人员抬着担架进来,清洁工女孩朝一间房的方向指了指,一位医辅过去把半掩的门推开,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她。我不得不用一只手撑在前台,因为一阵眩晕突然袭来,短短几秒,却感觉十分漫长,并伴随一阵强烈的似曾相识感(déjà vu)。安娜·塞维丽娜,正背对着我,站在门框内。一件紫色连衣裙,后背剪口几乎低到腰部。头发披散在肩头。感到门被打开,她转过了身。我推测她看到了我,却没把我认出来。她跟走进去的医辅人员说了话,之后退到一边,让另一位抬担架的绿色制服护理进去。再之后,三个人都消失在了门的那一边。
“那老家伙肯定不行了。”其中一位住客说。“看起来都不成人形了,身边还带着这么个尤物。”说罢不怀好意地看了同伴一眼。
“这样走了也值了,换我我是满足了。”同伴说。
我听后血往上冲,耳边嗡嗡响。不过相比于愤怒,对这两个无耻之徒,我感到更多的还是鄙夷。
“那是他孙女。”清洁工女孩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过了一会,医辅人员把布兰科先生放到担架上抬了出来。老先生双眼紧闭,似乎已经昏迷。她从房间出来,看到了我。
“安娜!”
“啊,是你。”她答道,走上前来给了我一个拥抱。此时医辅人员正把布兰科先生往救护车抬去。“你可以陪我去吗?”
我二话不说陪她走出公寓,扶她攀上救护车车尾——一位医辅人员正在那里调整戴在布兰科先生头上的氧气罩,另一位则正往他胳膊里注射药物——紧接着我也跳上了车。车猛地启动了。
“他当时坐在床沿,我突然看到他往后仰,就这样晕倒了。”安娜告诉我。“我猜是脑溢血。”
其中一位医辅人员说:
“对,是脑溢血。”
有那么一会,警笛的声音——当时满耳朵都是它的声音——让我想起古老的海妖,它们的身体不是鱼而是鸟,用歌声引诱,让人类迷失方向。一系列互不相关的形象凑到一起,让我想到自浪漫派传承下来的对于爱情的理解,他们将爱情跟死亡,有时也跟魔鬼,联系到一起。时至如今,这个说法已经因其过于阴暗而不再有可信度,更不必说有吸引力。新时代的爱情,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爱情,一定是不一样,我坚定地想,或许只是为了自我安慰。
老人显然呼吸困难。我拿过安娜的手,握了握。她没有转过脸来看我,也没有把视线从她不省人事的外祖父身上移开,而只是也捏了捏我的手,作为对我的回应。之后,她轻轻抽了回去。
我预感老人活不了了,随即开始幻想一个对我有利的事态变化:从此安娜的注意力将只在我身上。
“他要死了,这次真要死了。”她大声说。
领头的医辅人员在他腕上的手表和老人的胸口来回看了一会,说:
“没有危险,呼吸正常。”
“他不会醒了。”安娜对他说。
对方没有答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