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火中译：《深度》之博尔赫斯

【译者前言】“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大概算得上是博尔赫斯最为人熟知的一句名言了。图书馆代表渊博的知识、深邃的理性，博尔赫斯也常因其“睿智和广博的大脑”而被视作一个“全然智性的人”（访谈中主持人语）。然而，博尔赫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坚称自己实际非常敏感：“我多愁善感到令人厌烦。”因此，不同于外界的想象，图书馆及其象征的理性，只是博尔赫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同样在意经验与感受，对勃发于身体层面的野蛮冲动心存向往。在掘火之前推送的《皮格利亚对话波拉尼奥（2001）》一文中，波拉尼奥谈到，博尔赫斯学到了阿根廷作家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兹（Macedonio Fernández, 1874-1952）先锋主义的冒险大胆，与此同时，又深受墨西哥作家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 1889-1959）冷静克制的气质影响，后者“代表文学家、以及图书馆的意象”（《皮格利亚对话波拉尼奥（2001）》），为博尔赫斯提供了古典的养分；两者共同成就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博尔赫斯。1976年的《深度》（A fondo）访谈中，主持人念了一段博尔赫斯的老师、西班牙诗人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Rafael Cansinos Assens, 1882-1964）对他的评价，其中那句“他敏锐而沉着，有着诗人的热情，知识分子的冷静又幸运地约束着这股热情”，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博尔赫斯身上理智与感性兼备的特征。

先锋与古典、冲动与理性，这些矛盾始终贯穿博尔赫斯的写作，这一特征与他的家族出身紧密相关。访谈开头，博尔赫斯回顾起他的家族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他为自己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感到十分自豪：“我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后代，也是后来对抗西班牙人的阿根廷战士的后代。”当主持人说，虽然身为一个热血而好战的王朝的后代，博尔赫斯自己却是一个颇具怀疑精神的人时，博尔赫斯随即反思道，也有可能长久以来他都错了：“我觉得操习武器是一项光荣的行为”，而且，“成为军人是一件高尚的事”。继而提到作为诗歌最早形式的史诗，也往往都是以“武器和战士”之类的表述开头。他那位能够熟练背诵《圣经》的英国籍祖母，想必对他日后的文化修养和优雅气质留下了印记；他事实上也遵照崇尚和平、热爱文学的父亲的期望，最终走上文学道路，成为了作家。然而，母亲所来源于的那个骁勇善战的军人家族的血液，也一定始终流淌在博尔赫斯体内，时不时表露在外，对抗着他的理性思维与文明教养。访谈中闪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主持人问起他童年时的英国籍家庭教师廷克小姐，博尔赫斯说对她的记忆十分淡薄，但饶有趣味地谈起她的堂兄弟，廷克先生，说他是个有名的恶棍，平时喜欢打架斗殴，舞刀弄棒。他不记得自己的家庭教师，却对一个与他不相干的混混如此印象深刻。在写作中也是如此，他这么一位文质彬彬的知识精英，却热衷于塑造喜欢舞刀弄枪的底层恶棍形象。由此可见，他的世界并非只有书籍和知识。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的张力始终暗藏于博尔赫斯的内心，并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2013年，阿根廷公共电视台（Televisión Pública）和国家图书馆合作推出了四节公开课程，由阿根廷当代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 1941-2017）系统讲述博尔赫斯的生平与创作。本文在文明与野蛮、理性与冲动这些概念框架下谈论博尔赫斯的内在矛盾，灵感也正是来源于皮格利亚的演讲。在第二节课上，皮格利亚讲到家族传承带给博尔赫斯的影响。博尔赫斯的英国籍祖母是《圣经》的虔诚读者，父亲也接受古典教育，热爱知识与文学，如1976年这次访谈中所说，是一位心理学教师兼诗人；而母亲那边的家族，祖辈不是军人、战士，就是豪放的庄园主。所以，博尔赫斯自小就接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家族气质的熏陶。若从阿根廷历史的角度来看，皮格利亚继续说，在博尔赫斯之前，阿根廷文学史上已经存在两个重要传统，一个由学识渊博、崇尚欧洲文明与理性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1811-1888）代表，另一个则由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 1834-1886）代表。埃尔南德斯写出了被奉为高乔文学经典的长诗《马丁·菲耶罗》，而萨米恩托恰恰批评生活在潘帕斯草原上的高乔人为野蛮的化身，是造成阿根廷社会落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亟待被欧洲文明教化和拯救。所以，皮格利亚总结道，早在正式开始写作之前，博尔赫斯就已经拥有了供其日后综合起两种传统的一切资源。他模仿博尔赫斯的语气：“我这里已经什么都有了，需要做的只是推翻一切重来…… 我要借用埃尔南德斯的传统去终结萨米恩托的传统。一切正等着由我来做。我要融合起文明与野蛮，因为这两种传统也并存于我的家族历史中。”一边是野蛮的身体冲动和探险精神，另一边则是图书馆所象征的智性、冷静与抽象思维，皮格利亚说，如果没有这两种力量的持续冲撞和对话，就不会有我们如今看到的博尔赫斯。单单一个图书馆的意象，无法帮助我们充分解释博尔赫斯的复杂。

为了从小说文本层面考察博尔赫斯如何书写理性与经验、文明与野蛮，让我们以一个知名的短篇故事为例。《人种志学者》（“El etnógrafo”）这则短篇的主人公，是一位求知欲旺盛的年轻学者。有一天，他对美国西部的原始部落产生了兴趣，于是导师建议他去部落里生活一段时间，就近观察他们的仪式，从巫师处获取到他们不外传的秘密之后，回来写成论文出版。年轻学者在草原住了两年多，让自己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直到连做梦时用的都不再是自己的语言，思维方式也不再遵循以前的逻辑了。他开始做一些重复的梦，即每逢满月之夜都会梦见野牛。巫师得知此事后，终于将部落仪式的秘密传授给了他。他离开草原回到了城市，来到导师面前，却告知对方说，他虽然知晓了土著部落的秘密，但决定永不泄漏，因此也不准备实施发表研究成果的计划了。他给出的理由是：“那个秘密的价值，远比不上我为了获取这个秘密而走过的那些路的价值。那些路，需要亲自去走。”面对导师对关于那个部落的知识的索求，主人公强调身体经验的价值，并拒绝将经验转化成科学的理论知识。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并不等同于经验，理性知识无法取代感性经验。他对导师说：“我无法向您描述那个秘密有多么珍贵。此外，科学，我们的科学，在我眼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故事的结尾，主人公没有成为学者，但也没有再回到草原，而是留在学校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学者和评论家已从众多角度对这则短篇提出众多诠释方法，延续上文的思路，我在这里想把重点放在小说如何处理平原和图书馆这两个互为对照的意象。一边是象征野蛮的土著村落和辽阔平原，一边是象征文明的图书馆和学校，主人公游走于这两个空间之间。虽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回到了图书馆，但若将故事中所有的元素综合起来看，会发现叙事者并不迷信科学理性，也未必将回归图书馆视作最终的解决之道——主人公关于“上路”和身体经验的表述、以及对科学的质疑，证明这篇小说并不奉知识和理性为最高价值。平原和图书馆在故事中维持着一个平等的抗衡关系，互相挑战和补足，同时任何一方都无法取消另一方。皮格利亚在公开课的第三堂课上说，在博尔赫斯的笔下，图书馆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因为无穷无尽的书籍和知识会反过来将人淹没、吞噬。他说，博尔赫斯的文字世界里经常会出现图书馆失火的幻象，在那一刻，一切被摧毁殆尽，一切从零开始。在他的笔下，图书馆天堂的毁灭，这个风险始终存在。

其实，皮格利亚的整场课程，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探讨博尔赫斯如何透过文学处理自己的智性和欲望、大脑和身体，如何保持上路与驻足、体验与哲思之间的平衡。皮格利亚说，在图书馆待久了，便会开始向往外面的经验世界；在路上游荡久了，就又会重新思念起图书馆，这才是博尔赫斯。1976年这期《深度》访谈中，除去阅读和写作活动，博尔赫斯也谈及自己生平的诸多旅行。他在1919年左右去西班牙马略卡岛旅行时，旅游业还没有兴起，他于是笑称自己为“旅游业的先驱”。这位被波拉尼奥赞誉是一位为文学开辟新道路（“open new paths”）的作家，竟然同时也是旅游业的开创者（玩笑）。由此看来，他确实不仅仅用大脑思考宇宙，也用肉身体验了世界。(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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