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信仰背后的故事

文｜anita

前两周推送的博尔赫斯访谈译者随笔一文，所配题图为荷兰画家埃舍尔著名的《手画手》。真假难分的两只手，带来现实与虚构、创造主体与创造物之间边界的消融，动摇了人们对“画作”的传统认知。绘画通过视觉形式所呈现的思辨，会如何在文学领域通过小说的叙事形式传达出来呢？我想到两个短篇故事，或许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解答，一个是博尔赫斯的《埃玛·宗兹》（“Emma Zunz”），另一个标题为《证据》（“Prueba”），出自危地马拉作家罗德里格·雷耶·罗萨，也就是前段时间连载完毕的小说《塞维丽娜》的作者。也许部分读者还有印象，《塞维丽娜》译者序中曾提到，博尔赫斯是对雷耶·罗萨影响最深远的作家之一，前者对时空边界、对现实与虚构分野的解构，为雷耶·罗萨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灵感源泉。本文将探讨，这两则故事分别如何打破行动者与其行为、思考者与其思维、创造者与其创造物之间单方向的二元对立关系，让行动主体被自己的行动改变，让创造主体被自己的实践经验再创造，由此揭示出，人的意识和行为，包括一些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概念（比如《埃玛·宗兹》中的“复仇”与“正义”、《证据》中的“信仰”），看似坚固、指涉明晰，实则非常脆弱，充斥着偶然、多变与无常。

博尔赫斯《埃玛·宗兹》

这里有个中译版供参考：https://www.sohu.com/a/216682994_752285

与埃玛父亲有关的两个真相模糊的事件，对理解埃玛的行为及其意义至关重要。第一件是多年前，父亲因被控盗用公款而被捕入狱，第二件是小说开头就交代的父亲的自杀。关于第一件，埃玛相信父亲是被人栽赃，因为“父亲在最后一夜发誓说盗用公款的是洛文塔尔。洛文塔尔，阿隆·洛文塔尔，从前是工厂的经理，现在是老板之一”。她的这个主观解读，直接影响了她对第二件事情的解读，即，她认为父亲不是自杀，而是被其宿敌洛文塔尔凶杀。带着这些线索和臆测，当天夜里，埃玛就拟好了一个复仇计划。

埃玛是洛文塔尔手下工厂的女工，这段时间，洛文塔尔正在为罢工的事发愁。埃玛找借口约见洛文塔尔，声称自己知道罢工组织者的名字，希望可以在天黑时到他办公室密谈。她计划在那里杀死洛文塔尔，为父报仇。但这是她计划的第二步，计划的第一步则是去港口。如她所说，“计划的最后一步远不如第—步可怕”。这几天，一艘巨轮正停靠在港口，一众船员在岸上的酒吧寻欢作乐。去洛文塔尔办公室的当天傍晚，未满十九岁、对男人始终怀有一种“病态的恐惧”的埃玛，“走进两三家酒吧间，看了看别的女人干那种事使用的是什么伎俩和手段”，之后挑选了一位船员，随他进入一个阴暗的房间。汉子十分粗鲁，她“晕了过去”。“他是埃玛的工具，就象埃玛是他的工具一样。不过她是他寻欢作乐的工具，而他则是她借以报仇雪恨的工具罢了。”

随后，埃玛离开港口，搭乘公车去往位于郊区的工厂，按照约定时间去见洛文塔尔。小说的结尾，埃玛成功实施了她的计划，进入办公室之后，趁对方不注意，她拿出准备好的手枪，用两枪击毙了洛文塔尔。紧接着，“她把沙发弄乱，解开死者衣服的纽扣，摘掉血污的夹鼻眼镜，扔到文件柜上。然后她拿起电话，重复说了一遍她已经重复过那么多次的话：‘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能相信的事情……洛文塔尔先生借口为了罢工的事把我叫来……他强奸我，我把他杀了……’”埃玛获取警方和公众的信任并不难，因为，正如小说最后一段说的，她的声调是真的，仇恨是真的，受到侮辱也是真的。就这样，埃玛完成了她的复仇。

我们先说一下这条线的意义。不能忘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与父亲有关的那两个事件，其真相面目实际十分模糊：首先，父亲真的是被洛文塔尔栽赃陷害吗？之后，他真的不是自杀而是被杀吗？原文拒绝提供更多线索，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真相，而是只能看到埃玛的单方面解读。她是基于自己单方面的猜测，制定和实施了复仇计划。因此，在这条情节线里，埃玛既是依据既有信息、试图推断事实真相的读者，又扮演了作者的角色，拟定行动计划、介入事件，主导了事态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真相，只看到真相如何被臆断，继而看到，人物如何在这些主观判断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从而缔造或改变现实。埃玛认为她通过复仇实现了正义，但读者知道事实未必如此。故事实际指向正义的模糊，因为促使埃玛制定复仇计划的初始判断就是靠不住的。埃玛只是一个读者，并不拥有绝对真相，她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作出自己的解读，继而以此为前提采取行动。她的行动是建立在一个或许虚假的幻觉之上的。

但到这里，我们还不能够就轻率地下结论说，这则短篇是在否定埃玛复仇行为的正义性，在讽刺她的感情用事和自以为是。实际上，真与假、对与错的二元对立，在这个作品中是坍塌的。或者说，这则短篇的主旨就是打破真与假、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发生在埃玛见到洛文塔尔之后。埃玛复仇的初始动机来源于（她认为的）自己家族所承受的屈辱：父亲被同一人先后陷害和凶杀。然而，她复仇计划的第一步，即主动让自己丧失贞洁，却超出她意料地，无形中改写了她的屈辱：个人屈辱替代了家族屈辱，成为她在计划的第二步，也就是面对洛文塔尔时，仇恨的最大来源。“到了洛文塔尔面前，埃玛觉得想惩罚他加到她身上的污辱，要比为父亲报仇的愿望迫切得多。在经过那样一番无所不致的玷污之后，她不能不杀死他。”在屈辱和仇恨的作用下，她甚至都无法说出自己已事先演练多遍的要对洛文塔尔说的话，而是直接两枪结果了工厂主的命。之后，她拨通警方电话，解释刚刚的事情：“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洛文塔尔先生借口为了罢工的事把我叫来……他强奸我，我把他杀了……”小说最后一段的说明发人深思：“这个故事的确令人难以相信，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的确是真人真事，使人不由得不钦佩。埃玛的声调是真的，她的贞洁是真的，她的仇恨是真的，她受到污辱也是真的。只有背景、时间和一两个人的名字是假的。”

残雪有一篇短评（https://www.sohu.com/a/397321648_752285），将博尔赫斯这则故事解读为描写了“创作情感的起源以及创作中那种特殊的交流意向”。根据她的理解，埃玛的复仇行为起源于现实中对父亲的同情心，她在体验父亲情感的焦虑的驱使下，对父亲进行了一次扮演。“其过程非常类似于一次创作。” 然而，她说，“复仇的情感来源于现实，但一进入创作状态，这种情感就同现实又了质的区别。”我感觉，这个解读比较接近我刚才说的，在埃玛自导自演一场复仇计划过程中，尤其在完成了第一步，即让自己失贞于粗鲁的陌生船员之后，她的屈辱内容从家族历史（父亲的受辱和遇害）转向了个人刚刚经历的可怕身体经验，而是后者、而非原初筹划中的前者，将她置于“不能不杀死”洛文塔尔的处境中。这个表演过程中情感内容的“替换”，并没有消除埃玛后期情感的真实性，毕竟，“她的声调是真的，贞洁是真的，仇恨是真的，受到污辱也是真的”。因此，故事意不在简单否定埃玛复仇行为的正义性，而是，它让我们看到了正义实际所指的飘忽不定，暴露了其相对性、脆弱和偶然。埃玛作为一个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原初的动机被消解，被代之以自己身体的内在感受，在这个新的感受的驱使下，完成表演。表演原本只是她的工具，是实现为父报仇的途径，却在这个过程中，她被自己的表演改变了。

我想这个故事的复杂和深刻性就在于此。它不是要否认正义的存在，而是解构其绝对性和恒久性，揭示它背后的脆弱、多变与无常。前面所谈到的，埃玛的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其实也揭示同一个主题。埃玛扮演“作者”的角色，拟定计划、亲身介入事件，主导了，或改写了，事态走向，这个行动的发生，是建立她并不对阐释事实拥有绝对权威的“读者”身份之上的，换句话说，她个人对事实的解读和判断（是洛文塔尔害父亲入狱、是洛文塔尔杀了父亲），并不等同于事实真相本身。她的行动建立在两个猜想、而非两份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是文章明确想让我们看到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同时作为读者和作者的埃玛、是同时作为表演者和被自己的表演所改变了的埃玛，两条线彼此呼应，共同完成对复仇与正义的解构与暗讽。

雷耶·罗萨《证据》

这则短篇没有中译，下面是我对故事主干的一个粗译，仅供参考。

小男孩米盖尔养了一只金丝雀，有一天打开笼子，好奇地把它攥在掌心盯着看了半天，害得小鸟窒息而死。惊慌之下，他把尸体藏在地下室一个昏暗的墙角处，并向上帝祷告：“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请让这只鸟重新活过来吧！”过了许久，金丝雀依然一动不动。他想，看来上帝并不存在，那也就不必害怕受他惩罚了吧。求助上帝的愿望落空，小男孩的思绪随即转向撒旦，却发现自己不敢向它祈求什么。就在这时，他听见外面的车声：爸妈回来了。赶紧找到一块砖头，把它压在小鸟的尸体上。当晚，父母什么也没有察觉，但小男孩一夜没睡，脑中全是砖头下的金丝雀，还有客厅里那个空空的笼子。

早上七点，他家的印第安女仆像以往一样准时到了。她叫玛利亚·路易莎，是她一直在负责照料米盖尔的金丝雀。她很快发现笼子门是敞开的，而里面空空如也。她判定是自己昨天疏忽大意，忘了把笼子关好，小鸟趁机飞走了。从恐慌中镇定下来之后，她转头出门，去了街上，朝着市场跑去。她计划在那里找到一只一模一样的金丝雀，以掩盖自己的过失。

七点十五分，米盖尔的父亲起床，纳闷女仆怎么还没到。只好自己去地下室取来橙子准备榨果汁。要关灯离开地下室时，因为臂弯里捧着好几个橙子，腾不出手，他改用肩膀去压墙上的电灯按钮，这时一只橙子从手臂上滚落，一直滚到了墙角，他走过去，看到那块砖，以及下面露出的那一角小小的翅膀。父亲马上有了自己的猜测：儿童有时候的确是残忍的……他替儿子感到羞愧，却又不忍心责怪他。他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妻子。他弯腰拿开砖头，捡起死去的小鸟，放进衣服口袋，离开了地下室。吃完早饭正要出门去上班，此时女仆玛利亚·路易莎刚好从市场回来，手中盖得严严实实的篮子里面有一只金丝雀。男主人什么也没发觉。他有自己的烦心事，小鸟尸体还在他口袋里呢！

玛利亚·路易莎进了家门，立刻跑进厨房，把新购得的金丝雀塞进笼子，总算松了口气。然而，再细端详，却发现这只鸟其中一只脚是黑色的！这时，米盖尔的妈妈起床了，顺便把直到天亮前才勉强睡了一会的儿子叫起来，催促着洗脸刷牙吃早餐。米盖尔终于清醒过来时，一个激灵，猛地冲向了地下室，来到墙角，却发现砖头下的小鸟已经不见了。他失魂落魄回到厨房，又立刻跑向客厅去看笼子，赫然发现有只金丝雀在里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正要走近一点细看，却被玛利亚·路易莎一把抓住：七点四十五了，校车马上就到了，赶快！下一刻就被拖着出了家门。

去公司的路上，米盖尔的父亲苦思冥想应该怎么跟儿子谈小鸟的事。路上行人稀少，驶过一座桥时，他打开车窗，伸手把口袋里的小小尸体扔到了桥下的河里。

等校车来时，米盖尔给玛利亚·路易莎讲，自己如何通过金丝雀的事，证明了上帝的确存在（他曾向上帝祷告：“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请让这只鸟重新活过来吧！”）。女仆冲他神秘地一笑：也有可能不是上帝。应该再好好观察下那只金丝雀。如果它一只脚是黑色的，那就证明它是魔鬼送来的！十分不满这个回答，米盖尔对她怒目而视，甚至在上车前抛下一句咒骂：你这个印第安老巫婆！

上车后，米盖尔径直走到最后一排坐下，并在旁边为他在学校的好朋友留了一个座位。终于等到朋友上车了。校车行驶在高大的白杨树间，两个小男孩坐在车尾谈论着上帝的力量。故事完。

小说标题叫“Prueba”，proof, 证据、证明，在故事中指对上帝存在这件事的证明。小男孩向上帝祈祷，让小鸟复活，第二天他真的在笼子里看到一只几乎一样的鸟儿，由此确信上帝果然存在。但读者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讽刺所在。但小说的用意并非在于单纯地讽刺和否定小男孩的信仰。这是一个典型的展现偶然与必然之间互动和相互转化的情节结构。每个人都做了在自己的位置上应该做的事，每个行动，看似偶然，但全都是合情合理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他们，我们也大概率会做同样的反应：小男孩害怕受父母责骂、藏起小鸟尸体；女仆怕被主人批评失职、去市场买来新的金丝雀代替；父亲关爱儿子、暂时帮他隐瞒并亲自处理了小鸟尸体；小男孩没有在砖头下看到小鸟（因为被父亲处理了），回到客厅发现笼子里的金丝雀，误以为上帝显灵；小男孩要上前进一步确认，上学时间却到了，负责接送的女仆将其拉走。每个人物的每一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行动，都推动了情节向下一个不可预知的阶段发展，而故事的结尾，却不期然地把我们带回开头，即小男孩向上帝作出的祷告：“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请让这只鸟重新活过来吧！”

小说想传达的最重要讯息就在这里：关于信仰的误解，或者说信仰的偶然性、虚假性，并非来源于信仰主体的无知或被蒙蔽，而是恰恰来源于人在清醒状态下所开展的一系列行动（比如，女仆、父亲的行动，都是经过理性思考、权衡之后才实施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认为人被蒙蔽才会信仰上帝或其他神灵，那么我们就是在预设一个蒙蔽-清醒、虚假-真实的二元对立，并相信通过思考、启蒙等理智方面的努力，破除对这些超验存在的信仰。但小说扰乱了这个二元对立。故事把信仰在一个孩子心中的偶然确立过程，放置在剧中人物的一连串必然的行动之中。看似误打误撞，实则步步都是必然。再回到最初，把一切重演一遍，结局也未必会有不同，因为牵涉其中的每个人物，一旦被置身于那些具体情境中，只会再次作出同样的选择。你否定得了小男孩对上帝的信仰，但否定不了其确立过程的合理与必然。一如《埃玛·宗兹》并非否认“正义”，而是解构其绝对性和恒久性，《证据》并非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信仰”内容的真假，而是通过还原“信仰”的诞生与确立过程，引导我们以更复杂的方式来理解信仰的存在，无论它是作为概念还是一项行为。

这种偶然与必然、个体能动性与宿命力量之间的难以拆分，似乎是古希腊悲剧中常见的招数，我想到俄狄浦斯，他试图逃脱预言的努力最终一步步将他带回到预言中，直至亲手实现它。这是个封闭的循环结构，个体和命运互相作用，直到你再也无法在主动与被动、行动者与其行动、思考者与其意识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正如埃舍尔的“手画手”向我们呈现的迷宫般的图景一般。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也是由一个个迷宫构成。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深深困在自己的行动里，困在自己主动选择的路线里，执着且不自知地，穿梭在无望又无限的命运迷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