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idental Inventions

写于2020年7月，看到Ferrante的Troubling Love有了中译本，因为也提到了几句，趁机贴出。——小河

日正当中，围观者没有像我这个年纪的。其实也没有几个围观者，阳光烤炙，前面的阿姨看了一会儿，展开了她黑底儿点缀有一两株白色雏菊的防紫外线伞。对我来说，她一点也不面熟，但又完全融入院内，挽起的长发，没有色彩的碎花夏装，圆头船型塑胶凉鞋，也是灰色。她站着看了一会儿，有人经过和她打招呼。两句过后，也许是受到了恭维。伴随着笑声，“我都快七十啦。”我站的比其他围观者远，有点不知道要表现怎样的围观姿态。二三十个男人和五六辆加长三轮板车挤占了路口大部分空间，双手干活儿的没有几位，大部分好像都等待着什么。

春天一过，院内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路面作业工程。先是将生物园温室外的大片土地施以沥青，改建停车场。好多年没进去了，第一次看到葱开花是在那儿。为了重新规划车流道，狭窄的院内小路想尽办法拓宽。黄杨的根部被麻绳捆成球形，几个人费劲把它们凑近一点，节省空间。好像也没人抱怨什么，工地机械的声响总好过死寂一般。

人流车流都控制住了就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从来没见过院内集体出现过二三十个后勤部工人，也许是全员上岗。树荫下搭着的棚子一向是神秘所在。进进出出的大多是猫，只有多年前一两次遇到猫奶奶进出，为棚子外的猫食盆添粮。

猫奶奶走的具体时间，我并不清楚，等到我再度常常经过，已经见不到她。她女儿也是可称猫奶奶的年纪了，食盆里总还是有粮。一切如常。偶尔见到几只极具警觉的猫，风尘仆仆，毛上粘着草叶碎。

也不知到底是好奇，还是怀旧。我和他们都盯着树下的小棚子看。有人站在梯子上截去树枝，有人喊着小心。陆陆续续也有人从小棚子里运出来一些桌凳。更多的人叫着指挥把它们抬上板车。几个人走了，还剩几十个。围观者如我，仍不近不远地站着看。都还在等着什么。一些行路人经过，他们也并不留神，只把那些吵闹当作日常的波动。我想，人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和棚子和猫奶奶有情感联系的，一类是没有的。一类做了围观者，一类擦肩而过。

一阵骚动，他们抬出来一人高的大物件，厚实的梳妆台上嵌着一套带转轴、可以调节角度的玻璃镜，木作雕花在上端包裹镜面。台面上有袖珍的抽屉，带着黄铜把手。台面下有抽屉和矮柜。看起来很有年头，有嫁妆的隆重感。更多工人围上前去，将它安置在板车上，叠着感叹词称赞老木作的技艺。有一些拿出手机拍照。原来，好古是本能。

像是时间回溯已到尽头，我觉得是离开的时候了。我知道几个小时后再返回，棚子就不在了。果真如此，连那棵树也连根拔起，让位给通往新建停车场的路。一个月过去了，我每每经过都遇不到猫，不知它们都去哪儿了。

Incidental Inventions

上面讲的，是六月初。六月第一周，读完了“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失踪的孩子》。紧接着读了Ferrante在《卫报》专栏合集Incidental Inventions和第一部小说Troubling Love。间隙，读完蕾切尔·卡斯克《一个知识女性的思考系列》（三部中篇：边界、过境、荣誉）。上次读卡斯克是在年初，《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虚构作品看起来比《成为母亲》有趣一些。或者说，读《成为母亲》时能感受到不少她写作过程中的紧张感。而虚构的三篇，步调都慢了一些。卡斯克与Ferrante放在一起读，却也不冲突。本质上，都是女性的叙述、女性看到的问题和女性经验。卡斯克《思考系列》三篇中，叙事者的身份是作家／写作老师。所以内容有很大比重与“描述世界”相关。

《思考系列》有大量对话，有两性间的，有女性间的。《荣誉》中有一段电视台女主播和“我”的对话。不是镜头下的公开对话，是她们在等待录影设备调试的时候，女主播起头的对话。她提到了创作蜘蛛雕塑的艺术家Louise Bourgeois。Bourgeois一直强调自己的作品是pre-gender的，但围绕它们往往有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小说中，女主播说：

许多女性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忽略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可能她们觉得这样比较容易获得他人肯定。她们刻意避开男性知识分子厌恶的东西，选择不去完成自己生理性别上的使命，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专注在自己的作品上。这也可以理解，有才华的女人不甘心屈从于女性主体的命运，通过与世界其他层面的接触寻求自由。然而布尔乔亚的蜘蛛形象，看起来几乎就是在责备逃离这些主题的女性，留下我们大家被困在网里。

就我自己而言，我努力争取到了一个位置，可以纠正一些错误。通过宣传我觉得有趣的女性作品，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更改博弈的条件。可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上，每一分钟水都在上升，礁石上能落脚的地方也越来越小。我没有界限清晰的领土，因此我想往前迈步却寸步难行，最后发现自己还站在干涸的土地上。现在情况也没有多大改观，一个女人要想拥有自己的领土，她必须得像布尔乔亚的蜘蛛一样生活。否则她就得生活在男人的领地中，遵守他们的规则。

 

Incidental Inventions当然有非常强的女性主体性，在Creative Freedom一文中，Ferrante说，她绝不会对女性导演说——“这是我的书，这是我的视角。你如果想拍电影，必须得按照它来。”——哪怕女性导演完全背弃她的文本，哪怕只是想借她的故事为自己的创作冲动搭个平台。原因是：在主要由男性创立的艺术领域，对女性来说，才有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能去寻找表达她们在人生中的所得的方式和机会。所以Ferrante不愿意对她们说：你必须待在我建构的笼子里。“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了太久了——笼子正在瓦解，一个女性艺术家要成为完全自主的。她的探索不该面临障碍，尤其是当那探索是被其他女性的作品和思想激发而成时。”与此同时，Ferrante又是这样面对借她的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男性的——“男人想依托我的书拍电影没任何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倾向于不去顺从。即便他有他自己强烈而清晰的视野，我也会请他尊重我的观点，贴近我的世界，进入我的故事构造的笼子里，而不是试图生拉硬拽到他那边。相较对于我，这或许对他来说更有益处。”

《失踪的孩子》也许确实展现了Ferantte的分离焦虑。她在Incidental Inventions中说：她在聚会中总是最后走的那个人，因为她没办法接受“离开”。即便在最最肤浅的关系里，她也没办法离开。“分离”感觉是突然袭来的一股冷空气。《失踪的孩子》中，孩子——“假如失踪了，一点消息也没有，那你生活里的一切也无法恢复了。”“到底还回不回来呢？什么时候回来？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这岂不是最最极端的分离感受。

Troubling Love讲的是母亲Amalia溺亡之后，中年女儿重返那不勒斯，重新梳理与过去的关系。女儿的自白中：“童年是持续以过去式存在的一派谎言。至少，我的是这样的。”小说以重访和回忆的方式展开，似乎这样可以描述与理解Amalia到底是谁。

“对她来说，选取她丈夫能容忍的笑容，声音和姿势一定是很难的。你永远不知道怎样是对的，怎样是错的。”

Amalia的前夫是这么描述Amalia的：“我不信任她。我不理解她脑子里藏着什么。我不理解她在想什么。”——这倒让我想起了四部曲中的Stefano和Lila。

而卡斯克又是怎么说婚姻的？

我说，我想通过婚姻，打破那些定律的桎梏。

葆拉慢慢摇头。“你不可能打破那些桎梏。那些定律是针对男人或者孩子的。对于女人来说一切只是幻象，跟海边的沙堡一样，只是孩子展现自己天性的手段。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搭建这些暂时的建筑只是本性流露而已。在定律中，女人是暂时的，只是在大海的潮水之间时而显现，时而消失的一部分。女人还是藏起来好，生活在定律之外。（It is better to be invisible. It is better to live outside the law.）就当个——那个词在英语里怎么讲来着？”

“法外之徒。”（An out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