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与被动

抛弃与被动

安东尼奥·迪·贝内代托

译｜anita

一束光洒在抽屉里的男装上，但迅速消失。光线随后转移到一堆女装上——它们刚刚换了地方，从衣柜抽屉来到手提箱，失去了刚熨烫好时的柔滑和整洁。一条黯淡无光的衬裙，皱巴巴地遗落在床上。连体式泳衣失去了比基尼的陪伴。

手提箱离开了房间，房门砰一声关上。杯里的水原封未动，杯底压着一张字条，与立在平坦桌面上的花瓶遥相呼应。花瓶里的人造花红得过了头，狂暴的色调与花瓣表面淡粉色的纹理格格不入。

当外面的嘈杂止息，太阳的威力也散去，粉色纹理消失不见，花朵也变成了一道不规则、不可捉摸的斑点，偎缩进一片沉静的暗影中。此时，只有钟表在守候，它正等着床头柜上的灯光，等着物体之间秩序的变化——或许在等着它们重新恢复整齐。

因为一切都处于被动，包括机械的时钟；一切都在等候着房门再次开启。

几乎是突然之间，水杯的影子开始拉长，那是一道轻盈而半透明的影子，仿佛由水和玻璃做成。随后，它又慢慢收缩，再之后，又谨慎地重新变长，但这次是朝往另一个方向。

当天空再次浮现云彩，当外面再次响起仿佛从地底下涌出的喧嚣，玻璃杯却一动不动，变得洁净、明晰，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泛起了淡淡的蓝色。

闹钟没有响。

在惯性的作用下，一只苍蝇从日出飞到日落，再从日出飞到日落；但它不会迎来第三次日出。

水在杯中变得浑浊，生出沉淀物。一只蚊子漂浮在表面，仿佛一朵花，而幼虫们正在水下试探深度。

然而，这片温顺的大海是个致命的摇篮——水里没有养分。最终，它将虚弱的残骸送回了水上。

大气层渴望释放它积压于万物之上的重量，这份威胁日趋增长，但不值得畏惧。

一块石头，一块来自水沟的普通石头，在没有警告、没有同类支援的情况下，完成了它的近亲——洁白而短命的冰雹——未曾完成的任务。

它撕碎窗玻璃的贞洁，带来了自由的气流，却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沦为房间的囚徒。

破碎的窗玻璃丧失了稳定，迅速滑落，拖着它的兄弟——玻璃杯——一同坠毁。它用死亡的重量将玻璃杯打翻，二者的碎片混杂在朝着四处溅开的水中。由于猛地失了约束，迷茫的水淌得遍地都是。它首先流到了纸条，这位它曾经触不可及的邻居身上。

纸上的墨迹从书法变成了绘画，变成了蓝色的鬃毛、石笋、水洼……

自此，窗户变得畅通无阻。它让空气自由进出，让微风把桌上那张干燥且早早老化的纸片吹走，又让干热的风推倒了花瓶。似乎这些还不够，它还将泥土撒在瓶身和花瓣上。

曾经只在白天才有光亮，而且只会从窗口照进来，一天晚上，却有一道光从房间中央那盏台灯的灯丝中散发了出来。尘埃掩盖下的昏暗物体，一下恢复了形状，依稀可辨。

有一双鞋在移动，其中一只踩在了纸上，仿佛要帮它舒展开来，实际却只是把它弄得更脏。破烂又肮脏的纸片升空，发出沙沙声，一直来到一副闪闪发亮的眼镜面前。它继而又落到床头柜上，在重新亮起的床头灯的照耀下，纸张在圆形眼镜片前颤动许久。但它无法辨识。它不再是一条讯息。

纯净的阳光战胜了两盏台灯发出的微黄的光；它们坚持亮着，却已经不合时宜。

阳光，一个从不懈怠的侦查员，发现一切都还在那里。秩序有所松动：床罩皱了，抽屉开了……但一切都还在那里。男装抽屉里少了一件衬衫、一条手帕和一双袜子，椅子上多了一件衬衫、一条手帕和一双袜子，但全都脏兮兮的。

译后记

《拒绝与天使》（1958）是贝内代托最具实验性的一本小说集，其中包含《抛弃与被动》和《拒绝与天使》两则短篇。在1978年《深度》访谈中，作家为观众朗读了收录在书中的两条评论，一条关于《抛弃与被动》：“它只由物体构成，却不像寓言一样模仿生活和语言。花瓶就是花瓶，信件就是信件，如果玻璃和水能制造灾难，它们也只是被动制造。人类的行为隐藏在背后。”他紧接着说：“这就是电影吸引我的根源所在。”另一条是关于《拒绝与天使》：“《拒绝与天使》是一则仅用图像叙述的90页的短篇小说，它完全依靠图像和声音，没有任何文学语言。它蕴含的概念是，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被拍摄、被绘制出来，或者说，只依靠对话、物件的声音或仅仅是音乐，便足以对行为提供完整的解释。”

用拍摄影像的方式写小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体验？出于好奇，我试着翻译了其中较短的一篇，即只有两页长度的《抛弃与被动》。翻译的过程中，我去读了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短篇小说集《快照集》（1962）和文论集《为了一种新小说》（1963），此时才明白，贝内代托和罗伯-格里耶，究竟谁是新小说或客观主义的先行者，这一争议的产生绝非偶然。通过1978年《深度》访谈我们得知，凭借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抛弃与被动》，贝内代托在阿根廷被视为新小说或客观主义的先驱，为了解决这场争议，他甚至与罗伯-格里耶有过一次面对面的“对峙”（贝内代托在访谈中带着玩笑口吻回顾了两人在柏林电影节上的那次会面和沟通）。现实中，两人都同时涉足文学和电影两个领域（写小说、写剧本、做导演），也都致力于搭建两者之间的对话，尤其是让电影手法为文学所用，以此对抗巴尔扎克式传统现实主义写法。贝内代托在《深度》节目中坦言，自己决意开展实验性的小说创作，最初是源于一种阅读巴尔扎克给他带来的巨大的疲惫感。巴尔扎克式写法具体在何种意义上令他厌倦，访谈中并未详细展开，但我们或许可以在与贝内代托理念相近的罗伯-格里耶的文论中找到一些答案。

罗伯-格里耶声称，在巴尔扎克那里，“……物和它们的拥有者之间，有着一种持恒的同一性：一件简单的坎肩，已经是一种性格，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地位。”换言之，物的世界被人的精神世界所感染，被强行赋予一套它们自身之外的意义，借此填补物与人之间的距离或裂缝。“每时每刻，文化的边缘（心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等等）前来加到事物的头上，为它们带来一种不那么陌生的、更可理解、更令人安心的面貌。”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笔下的物都如此令人心安——它们全部被赋予了人类社会的意义，没有留下一丝阻碍阐释的裂缝。为了对抗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罗伯-格里耶通过把照相机或摄影机的客观视角纳入小说的方法，力图将事物从人充满偏见的目光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我们不能按照既有认知习惯和价值体系来理解世界，因为“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在我们的周围，事物无视我们那些泛灵的或日常的形容词的围捕，存在于此。”他想要探索一种“新小说”，在这类作品中，“人看着世界，世界却并不回敬他的目光”“事物就是事物，人就是人”。[1]

贝内代托从电影中汲取灵感，创作了一篇“仅由物件构成”的小说，只展示、不解读，不赋予物件以情感或意义，“花瓶就是花瓶，信件就是信件”，人的行为和意图退居二线，这与罗伯-格里耶的创作主张异曲同工。《抛弃与被动》像摄像头一样对准一个房间，描述了一位女子——根据标题和一些文本迹象推测，很有可能是一位刚刚弃恋人而去的女子——带着行李离开之后，房间及其中的物件所经历的变化。女人走之前给男人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本可以向读者解释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从窗外飞来的一颗小石子砸碎了玻璃，窗玻璃的坠落继而推倒了压着字条的水杯，纸上的字被水浸湿；再加上日复一日窗外阳光的曝晒和室内灰尘的覆盖，字迹愈发难以辨认。中途新出现在房间中的鞋子和圆形眼镜，似乎暗示男人的短暂返回。他试图阅读女人留下的纸条，却无法破译上面的字。“它无法辨识。它不再是一条讯息。”水、阳光、灰尘，物的力量抹去了人的痕迹，也消除了解读男女两人之间所发生事情的可能。疑惑和不确定贯穿小说始终，我们只是在陌生的距离中“观看”着房间，通过作者对房中物件物理变化的描写感受时间的流逝，却无法填补物与人、现象与意义之间的鸿沟。不同于巴尔扎克笔下那个没有丝毫断裂的世界，罗伯-格里耶《快照集》中的诸多短篇和贝内代托的《抛弃与被动》，都保留了人与世界之间无法被意义所填补的裂缝。

《深度》访谈中提到，贝内代托在1950年代在门多萨担任《安第斯》日报副主编。有研究者调查得知，在贝内代托负责的《安第斯》报电影板块中，那几年刊登了多篇关于同期意大利电影的影评，据此可以推断，贝内代托很早就接收了那个时代电影新潮流的滋养。此外，同样是1950年代，他在门多萨与一群当地年轻人组成了一个叫做“众声”（Voces）的团体，里面有小说家、画家、散文作家等来自各个文艺领域的人，他们共同分享对电影的热爱，共同探索文字和影像艺术的新可能。来自欧美电影浪潮的滋养，再加上自己对十九世纪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思，这一切都为他提供了革新小说形式的动力和灵感。然而，具体到《抛弃与被动》，促使他写下这篇小说的最直接因素，却跟他与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之间一次偶然的意见分歧有关。他在1985年接受阿根廷《克拉林》报采访时，较详细地讲述了这段经历。据他回忆，萨瓦托于1953年造访贝内代托的故乡门多萨，与包括贝内代托在内的一众年轻创作者交流文学。离开之前，萨瓦托做了一次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讲座[2]，他在其中提出的观点是：小说不可能没有人物，人的情感和行为对于任何一部小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贝内代托当时并未直接反驳，但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与之相对的场景。他说：“我在那一刻想象到一个敞开的——或者说是封闭的——天空，空中正降下大量冰雹。冰雹打碎了一扇窗，落入房间后，又打翻了一杯水，杯底压着一封手写的信，字迹被流淌出的水毁掉了。这是一场完整的行动，但没有一个人的参与，而是由天空和水这些自然元素完成的。”《抛弃与行动》中那个仅由物件构成的故事便由此写成。《克拉林》报记者接着问，这还是文学吗，是什么让它依然是文学？贝内代托对此并不怀疑，他相信这是文学，“因为它是以某种风格写成的。从构思，到材料的组织，再到每个句子的衔接。此外，还有每一个念头所蕴含的美感、力度、戏剧性和冲突……这，就是文学。”

[1] 本段落对罗伯-格里耶的引用全部来自《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

[2] 译者没能找到关于该讲座的更多信息，这令人遗憾，尤其考虑到对罗伯-格里耶影响最大的福楼拜被视作真正的法国新小说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