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火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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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 发表于10/18/2024, 归类于书评.

掘火中译:《深度》之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制 | Oli
校对 | Joe anita
后期 | 野次馬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在貌似离题的大段对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墨西哥革命的历史脉络、内战中的西班牙与墨西哥的关系、西班牙民主过渡对墨西哥的影响——之后,主持人华金要求卡洛斯·富恩特斯回到正题:“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聊与你的文学生涯本身也许不太沾边的东西……”而富恩特斯则反驳道:“不,才不是呢,它们是一切的核心。”

这位置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心的作家始终认为,在拉丁美洲,文学和政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这或许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相关:他幼时即随外交官父亲奔走于拉美各国之间,亲历见证了诸如智利人民阵线掌权的重要历史时期;四岁便开始学习英语,就读于美国学校,却为了解祖国文化在假期辗转回墨西哥学习相关知识,直到最终在智利回归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在墨西哥著名作家阿方索·雷耶斯的膝头受到最初的文学启蒙,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就读期间,又得以与西班牙的政治移民、政治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对话交流;文学创作之余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与文化事业,因而拥有与墨西哥重要党派的政治领袖合作共事的机会……凡此种种,均让卡洛斯·富恩特斯在谈话间呈现出一种广博、自信;他的作品则因此拥有源自外部的视野,得以凭旁征博引的言语、不受拘束的表现形式,对其深爱的祖国作出鞭辟入里的批评。无论是在访谈里还是在其作品中,一些话题始终被富恩特斯反复提起,成为话语或文字的核心。译者于是考虑在本前言中尝试进行简单的概括与说明。

其一,是身份认同问题。这几乎是拉美作家难以绕过的话题,而在富恩特斯的作品中,则更是处处可见其踪影。这或许源于作家自身的经历:在美国上学时,墨西哥卡德纳斯总统的石油国有化政策使他因国籍受到同学冷落,这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属于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文化。这种出走而后回归的身份认同过程仿佛一个缩影,映照着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作为征服者和原住民混血的后裔,整个大陆的人都生活在“失根”的焦虑之中,一面寻找自己的身份,一面又拒斥西班牙殖民者的血脉;而富恩特斯则与埃切维利亚总统及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有识之士站在一起,主张正视被殖民的过往,主张从长达三个世纪的沉默之中,打捞混血民族的历史。他的同学、与“文学爆炸”有着亲密接触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其回忆录《“文学爆炸”亲历记》中就这样评价《最明净的地区》:“有必要指出,这本书属于拉丁美洲特色非常突出的书籍。这类书籍的作者们自觉地以如下事物为己任:挖掘我们的城市和我们国家的深层,以揭示实质和灵魂。墨西哥人、利马人、阿根廷人的实质是什么?”

在访谈中,主持人和富恩特斯纷纷提起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关于这个话题的清醒判断,在此引用帕斯在《玛林琴的子孙》中的表述:“墨西哥人一股脑地否定自己的全部传统,然而,过去这已经是一个由表情、姿态、倾向组成的政体,人们已经很难区分其中哪些是西班牙的、哪些是印第安的。因此,西班牙派的论点认为我们是科尔特斯的后裔,而把马琳琴排除在外,这是一些荒唐人的遗产,同样得到一些古怪的‘土生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支持,但印第安人却从来不予理睬。墨西哥人既不愿意当印第安人,也不愿意当西班牙人,同样也不愿意当他们的后代,否定他们。他也不肯定自己是印欧混血人,而是作为抽象:是一个人。他变成了‘乌有之子’。他始于自身。”这大约也是富恩特斯的认识。

其二,是墨西哥革命。被认为掀起了“文学爆炸”风潮的《最明净的地区》的故事背景正设置在这场不彻底的革命之中:农民出身的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参与武装起义,却投机取巧,依靠倒卖因革命破产的家族的地皮发财,成为自称“救世主”的大资产阶级。在中文版序中,林一安认为,这正反映了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软弱、不彻底以及给投机者之流以可乘之机等致命缺陷。而在访谈中,富恩特斯也对这场革命的进行了反思:一方面,这场革命历经种种挫折,推翻了独裁统治,孕育出统领墨西哥七十余年的革命制度党(PRI),为墨西哥的政治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墨西哥革命使得来自南部与北部的武装部队汇聚一堂,使得墨西哥人对彼此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这是革命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其三,是拉丁美洲与西班牙的关系。在富恩特斯眼中,殖民的历史尽管是伤痛的,却似乎并不妨碍地处大西洋对岸的两国密切交流往来:在殖民历史上,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人民强取豪夺,却也为墨西哥留下了诗人聂鲁达称之为宝藏的西班牙语;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众多支持共和派的知识分子流亡拉美,促进了两地文学艺术的交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成为世界级的文化现象,将自西班牙“白银时代”以后逐渐颓靡的西班牙语文学重新带到世人面前,更是反哺了西班牙作家的文学创作。《我们的土地》这部宏篇巨作的主题之一便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富恩特斯试图以浩繁的篇幅反思西班牙对墨西哥留下的影响——若西班牙舰队并未征服美洲,历史将会如何改写?在《我相信》一书中,富恩特斯则强调西语国家团结的重要性:“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1898年在加勒比海的失败警示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仇恨和孤立的危险。我们不得不睁开眼睛看看这个‘西班牙语国家集团’——早在十八世纪,阿兰达大臣就向卡洛斯三世提出过‘西班牙语联邦’的概念,以防止西班牙帝国分裂。在整个二十世纪,逐渐被意识到的是伊比利亚美洲的文化传承。”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年出生于巴拿马,四岁开始学习英语,七岁编辑了自己的第一部手工杂志,十四岁时写成了长达850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六岁回到墨西哥生活,自此一生深深扎根在自己的祖国,却又不停徘徊于拉美与欧洲大陆之间,甚而在70年代决定不再长期在墨西哥居住,因为他“需要远距离地观察这个国家。[…]正如果戈理观察俄国的方式一样,我也是这样观察墨西哥的”。他的创作具有严格的纪律:在伦敦,早上5点起床,6点到12点写作,其余时间用于读书;在伦敦隐居六个月后回到墨西哥,则参与到社交之中,尽管如此,仍然坚持每天写作。如此,他在打字机上誊出了钢笔写下的一万余页作品——仅用右手食指敲击键盘(比他的好友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少一根手指),便扣出了历史的激荡。(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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