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记忆的河流沉入水底

文｜魏潇

1964年，当上海光学仪器厂党委书记葛民治乘坐的飞机在宁夏到重庆的上空颠簸抖动，他不会想到这次西部建厂选址之旅的二十多年后，少年船长会在他勘察过的某处山间畅想自己灵魂的升空——少年船长希望设计出线控飞机，现实的考量下需要用一根线连着升至五十米高度盘旋的灵魂，另一根线连着某个变压器，再成为国家电网的一部分。或者，当后来的船长在地球表面各处遭遇堡垒、废墟、河流并一次次回顾少年期对803总装大楼和基地的防御计划之时，他从来都不知道1964年葛民治和随行选址人员在飞机上俯瞰“像绳子在山里绕来绕去”的路，考虑海军潜艇潜望镜装起来要十多米长转不过弯决定放弃重庆，而当年考察的第一站宁夏“没有米饭吃，上海人不习惯”。

即便不知道有关基地选址贵阳新添寨与海军潜望镜任务下达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上海光学仪器厂的更多偶然性和历史细节，《803》和“803工程”中的人物也需要像迫降至此的外星人一样，从无到有建设属于自己的文明、面对文明间的冲突和融合——而这一切，在生于此地、命运被“备战、备荒、为人民”写就人生第一页的孩童眼中，平行于一个个相似的探险和幻想故事，《803》的主人公船长儿时的世界与《神秘岛》并无不同。

目睹恒温大楼中的IBM PC XT和厨房门板改装大桌上的HP-85是船长的现实，与哥哥拖着废弃板条箱的骨架回家生炉子或在冬雨中收煤球也是现实，由此看来《803》的开端也拥有像山间船长沉迷的那些地球别处发生的幻想故事一样的特质——它确立了一个对我们来说陌生的世界，兼具失落已久的日常与复古怀旧却仍激动人心的科技与工业生活。一个如今被我们用“三线建设”这样的名词模糊概括的历史事件如何盛装空间和时间？这是任何群体研究或是综览式的汇编都难以真正完成的，更不用提观看者和亲历者叙述如此近的历史时存在的诸多困难。从个体视角或是透过那些穿过个体生命的时间和空间，一窥历史词汇难以触及的细节，这是一种保存和观看的可能。

一座基地的布局、功能、环境、人员随时间的变化与兴衰是我们在《803》中能够追寻的线索，但它也不会停在追求最大公约数的“三线建设”叙事中，归根结底，它是个人的追忆。因此，当我们翻过越来越多书页，看到的是回忆的地景、想象的地景、现实的地景在眼前层叠而现。层叠的地景可以成为云贵的切面、中国的切面、新大陆的切面、东西交通的切面、纯粹自然的切面、远古人类在地表留下痕迹的切面、自然施予人造物影响的切面……或者，真正核心的是层叠地景构造的人生切面。

如果我们以荒岛故事或是外星球探险故事的读法来读《803》，也许能找到某些平行之处。景观和环境在这类故事中可以成为主角，主要人物与景观和环境的互动也是故事的核心和动力所在。在基地的孩子眼中，水泥路面铺就基地的势力范围，将其与群山或村寨生活分隔。旱冰鞋与旱冰场也是区分基地生活与农村生活（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标志物，点燃了故事中最早出现的“文明”间交锋。但这里“文明”区隔仍是模糊的，由于城乡户口的差异，基地也建设了农场，部分职工配偶因此可以从故乡农村迁入。《803》中，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往往映照个人意识角度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在这个层面上，基地是一个起点。地理空间也因人生的进展产生了比例尺上的变化，体现在心理感知地图中，在京广线上跨越大江大河之后，“无论是故乡还是国家都变小了”，而真正在高空俯瞰“决意告别的城市”之时，城界与国界已然消失。

因为有区隔，必定有边界。边界可能是群山、河流、海陆交界，或是人造的墙、地图幅面的边沿。因为有边界，必定有通道。小河、道路、桥梁和洋流都可以是通道。如果说区隔和边界的意识源于基地这个小世界，最早的通道也可以源于基地居民年复一年的归乡心切——母亲拉着船长的手转车回昆阳家乡的焦虑，大批上海人走了半生也可能看不到尽头的回乡之旅。边界和通道在《803》中可以是一条线索或一种骨架，“离开”这个动词是其中起作用的基因，我们在查科峡谷、古普韦布洛人遗迹一次次与“离开”重逢，与“放射状的古道”和“隐秘的岔道”相遇。

虽然《803》中有大量自然景观，实际上它们更因与人类世界的互动而有意义。从基地的小河开始就是如此，在这里，孩子们用工厂的图纸折叠舰船，投放入水。基地大礼堂横跨河面上空，半山挖出空地容纳托儿所和医务室，还有船长用望远镜做出的第一项独立发现——半山林间空地的墓碑。这些是现实而生活的人地互动。而极致的人类力量也反复出现，对自然世界而言，它们可以是探索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它们出现在船长经过的第一颗原子弹原爆点，也出现在船长多次想象的、冷战结束前集体焦虑的核冬天中，厚重的云、阴冷的风，结冰的白令海峡，人们试图步行、利用洋流或热气球跨越大洋和亲人团聚。

个人追忆中的层叠地景提示着《803》中一组常常共同出现的概念，时间和空间。儿时在黑暗中行驶的火车上，船长发现了时间和空间可以互相丈量。而列车的提速、交通工具的改变，让丈量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最终，现实让步于想象。当用想象跨越时间和空间时，某些界限自会消融。这种消融意味着他眼前可以出现已经透明的墙，也意味着当他穿过真正的城门时，可以从“一个自己精心建造和保护的小世界走向开阔的人间”。最终，他也可以通过想象由各种途径走完归家之旅。

即便空间中的景观本身不因人的移动和轨迹而流动，时间会令景观流动，无论是在现实中、想象中还是记忆中，或是这几种方式同时出现。如此流动的景观是温柔的，就像阳光下滇池的水波中溶解的空气，记忆中时常伴随的不知是蜃景还是真实的雪山映象。更务实来讲，时间赋予景观意义，对船长来说，时间也赋予了他理解和同情景观的可能。冬春的风刮起夯土大墙上的浮土，“让过路的人沐浴在几百年前工匠们从远方运来并精心夯实的历史微粒之中”。这时，他指尖触碰的是躲过现代化进程、经过时间雕塑的城垣遗迹，想象的是古代守城士兵的心情，回忆的是在四姨妈家土墙中发掘的贝壳。

虽然《803》经常用想象和回忆打破时间，造成空间并置或地景层叠的效果，但它本质仍是随时间推进的。人和人群随时间的推进而移动、产生轨迹，故事的另一核心便是这些轨迹，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依托轨迹存在。回上海的宿命写在上海人子女的基因中，他们东行的路并不像1966年父母“分散、隐蔽”进山时所走的铁轨那样指向既定的方向。而他们究竟是哪里人？在贵州的教室里讲上海话，在上海寻找贵州风味。因为时间的推进、轨迹的产生，想象和回忆才有打破时间或展现景观本身生命动态的可能。这可以体现在离开多年后回贵州时眼前所见，也可以出现在踏上从未涉足的大陆和土地之时。

既然《803》可以用探险故事的方式来读，我们不应忘记，探险和追忆是同一个故事。就像向外探索与向内回溯也是同一个旅程。探险的开端是孩子认识身边小世界，从脚步的丈量到借助望远镜观察，走出厂区，走向小河的源头，走进黑暗的山洞。小世界自然不能容纳少年的想象力，它们或藏在洞底地下河的潜艇中，或因阅读《民兵训练手册》而进行基地防御的全盘规划，也可能因星球大战防御计划思考基地如何参与制造激光武器，更务实的思路出现在研读《国外战斗机座舱显示系统》的每个细节之后，少年船长认为“假如能混入各国空军基地，应该可以驾驶一架新型战斗机起飞，飞回祖国”。当跨越大洋大洲成为船长的生活现实之后，读者可能会发现，现实的景观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从未超越少年对世界的想象。

记忆在少年的探索中所占比例极小，但对成年人来说，追忆与探险常伴，踏入新世界不必意味着遗忘旧世界的经验。首都中心地下通道中的南方烤烟型芳香，偶遇F–117时记忆闪现的《国际航空》杂志，或是经过勃兰登堡门时想起童年加了油辣椒的冬夜——《勃兰登堡协奏曲》曾给那时的家添了穹顶，而船长眼前黄色的光也让门上的战车变成了书架上的陈设。既然我先前指出了“轨迹”在《803》中的重要性，读到这里的读者可能难免疑惑，为什么行文至此还没有清晰绘出主人公船长的轨迹。这里涉及另一个问题，当我们滑动鼠标滚轮或是用两指触屏缩小电子地图的比例尺时，得到的是宏观且细节尽失的轨迹，这样的线条指示了方向，但难以捕捉探险中的曲径与无序。《803》故事中出现的许多人物当然可以简化为轨迹的化身、城市的化身，船长与他们的互动也可以简化为与轨迹和地方的互动。但当我们跟随作为叙事核心的船长的视角进行阅读、观看世界时，当文字绘就的地图图幅上的比例尺放大，并且叠加了多个图层之后，虽然也可以如置身事外那样理出线索、绘出轨迹，但强调这样的线索可能会令读者对故事间常常反复出现的意象（与因此造就的篇幅）产生疑问——既然这是一份围绕主人公离开家乡、寻找远方与回家之路的轨迹展开的文本，为何会拥有这么多看似与中心叙事无关的图层？并且，对这条轨迹过于超然的“俯瞰”也会混淆我们的视线，令我们遗漏细节，冬夜里漂着猪油或油辣椒的白菜汤，与想象中在沿冰面迁徙的途中将相框收进衣箱。

我有时会思考与《803》相关的问题。比如，人在怎样的需要下会回溯自己从何而来，回溯之时又如何划定坐标？这也许是很大的问题，但确实是可以选择通过一份750页的文学作品来探索的。与这类问题密切相连的，是另一类问题，个人叙事如何呈现时代风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历史脉络，或更进一步、更理想一点，展现历史书写所忽视的、不在意的与不便写的。这两类问题可以通过作者主观选择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相连。回溯时所划定的定位个体生命或家族命运的坐标，也构成了广义历史叙事的基准。

《803》的回溯来自悼亡的需要。文字是追忆和重建的手段。能够复现漫长小雨带来的潮湿气息和冰冷芬芳的脸颊。如果读完全书，我们还记得拥有望远镜之后，少年船长做出的第一项独立发现，窗外后山林间的一片墓碑，也许会意识到书中存在一个生与死没有明确边界的连续空间。突然遇到这样的空间如同文中形容在多雨南方的童年“踩踏那些快要和周围草木融为一体的老坟时脚往下陷的感觉”一样，“令人心惊的柔软”。但这样的空间也常常提供出口，不同的景观提示我们重返人间，就像教堂彩窗提示我们在上升的通道和不凡的力量之外，人间仍有旅程。因为有悼亡的需要，“回家之路”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母亲的新墓碑标记着船长的世界原点，它同样是坐标系中的坐标。因为回溯母亲生命，坐标中还有母亲家乡昆阳的郑和纪念馆，同一间屋是她曾经的课堂，滇黔公路和云贵交界，她青年时代从上海回乡时爬过的坡。回溯意味着找到精确的位置，重新模拟她在世界上的足迹，面对同样或已经变化的景观时产生想象，这时的景观是情感的容器，是寻找和重返的指示物，山的位置、河的走向，都令人不致迷失。回溯也意味着试图接近母亲的内部世界，在探索新路时与她的内部世界同行，或者登上魔山，进入那个柔软的、存在与往生所共享的连续空间。

将微小的个体生命放在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也需要借助坐标。它们可以久远到无人存在的世界，就像母亲家乡记载着前寒武纪到寒武纪的地层和生命的梅树村界线层型剖面，也可以宽广到一切文明共享的兴盛与失落——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一个故事，有关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船长在罗布泊也用行动为此做出了注解，他放弃了去往“湖心”，因为“在驶过数百里无人区之后，确认对只有地理意义的景观缺乏兴趣”，而真正的兴趣是想象途径这里的古代僧人和近代探险者。此时，我们又回到景观因与人类互动而产生意义的主题，并且凝聚为人对景观的感受、景观对人的影响，以及人成为景观的延伸。对船长来说，成排桉树指示的路径贯穿东西半球和南北半球，而它们永恒地来自滇池南岸，与吹过水面的高原暖风相伴。

在儿童的想象中，群山中的基地可以是海中的孤岛也可以是巨舰或潜艇。在船长绘制的最早一批地图上，“山谷没有出路，周围是波涛般的群山，所以母亲说他画的是座小岛”。而装配潜望镜的基地自然可以是深山环绕的湖中的潜艇本身。有关基地生命，母亲生命和家族生命的记忆也许总会因南方的阴雨锈蚀或攀上过分茂盛的藤蔓，在它们像尼摩船长和鹦鹉螺号一样沉入水底之前，需要用一字一句捕捉。如果记忆真是河流，它必然要参与地球系统的循环，令隐秘或逝去的故事多次反复发声，在海岸溅出泡沫，无论历史中的生命是否能被理解，它们终有复现的可能。

（配图：胡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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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燕、吴晓萍主编《战备时期的工业建设：三线建设口述实录（1964—1980）》（商务印书馆，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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