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中指头》连载4

第二回： 小歌手瓜兮兮逛街被遣送 大伙儿静悄悄围观恶条子

1

新年新气象，73条新法出台，摆着一副恨不得神州无处不牢笼的面孔，让我不由想起当年遭收容遣送的往事。

本以为孙志刚君的命没有白丢，这类事情已经成为过去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

我被收容遣送的事情发生在1999年，嘿TM伟大的共和国50周年生日前后那段时间。
1999年的时候，我家还不在蜀都，而是在有“佛都”之称的乐山市的五通桥区，和著名的创造社新任社长四一哥是老乡。
我父母在凉山搞教育搞了三十多年，最后在我高考那年，也就是1991年退休。

按我父亲的想法，一退休，他就把家搬回了蒙阳老家：那是他们一辈子辛劳积攒下来的财产：三张床，两个衣柜，三张书桌，几柜子书和旧报纸，几筐子到了冬天可以烧来烤火的木炭等等。

父亲打算退休后能闲下来把他这辈子积累起来却没时间看的宝贝书好好的读一读。——他宝贝那些书宝贝到了要把书柜严严实实地锁上，不准儿女们自己翻看，只有到了假期才恩赐般的挑出几本来给我们看的地步。

当时他和我母亲的退休金一共有4000多块，在老家安家时有两个选择：在蒙阳镇镇上买个旧院子，或者在南培村把爷爷奶奶留下来的几间茅草屋改建成水泥房子。

我父母对镇上的那个很久没人住了的旧院子很满意，收拾收拾，他的宝贝家具，宝贝书就可以安顿下来，他的梦想：退休了清清静静的读书耍，马上就要实现了。

正在父母和旧房主谈好价钱，准备交割的时候，我二爸听到消息闯了进来。

为了他的理想：把爷爷奶奶留下的低矮的茅草屋改建成宽敞高大的水泥楼房，二爸和我父母做了坚决的斗争，说如果你们非要买这个院子，两兄弟就断绝关系，彻底破裂！

最后还是二爸胜利了。父亲虽然是老大，但只有二爸这么一个弟弟，还有个驼背的小幺妹，他不愿意断绝关系。

父母把4000块退休金全部交给了二爸，但是二爸宏伟的修一栋两层楼的楼房的理想只实现了一半：底楼修好了，该修二楼的时候却没钱了。

这下我父母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找钱了。

在我家里，父亲虽然是老大，但二爸的话却总是比父亲更权威的原因是：

二爸是共产党员，而父亲不是，虽然他很希望他也是，却因为我外公的原因，共产党不要他！

不光听故事还把故事里提到的人物都用谷歌仔细百度了一番之后的你要发问了：

“难道你外公刘一先不是在荣县赫赫有名的，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布淸党命令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艰难时期毅然加入共产党地下党，并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老革命吗？父亲因为和外公的关系，难道不应该是共产党发展党员的优先考虑对象吗？

回答是：在那个“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嘛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公和一大批忠心耳火耳火的老革命一样，不但自己被打成“叛徒”，还株连到子女亲属，一大家人都被整得抬不起头，撑不了皮。

这使得我父亲在想方设法娶到了我美丽的母亲之后不久就大为恼火，开始埋怨我母亲的家庭成分连累了他，使他远大的政治理想，入党，提干等等无法实现，，， ，，，

算了，陈年牢骚发起来也没得啥子意思，回头说故事。

我的共产党员二爸在“修一栋水泥楼房，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由他来掌管财政大权，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宏伟理想鼓舞下，拿着我父母在穷乡僻壤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才获得的全部退休金：四大四千块钱，轰轰烈烈地开始动工，却只把底楼修好就弹尽粮绝，我父母只好出去想办法找钱，以免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烂尾。

找钱的事情难不倒我父母，他们虽然已经退休，还有余热可以发挥。

我在我家所在的那个偏僻边远的国家级贫困县，也就是凉山州金阳县（这个小县城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著名的爱国将领，“云南王”龙云龙将军的出生地。）读高中的时候，母亲老胃病发作，县医院治不了，转院到西昌的州医院，医院诊断说是胃癌，要开刀才治得好。

而当时西昌开始流行习练气功治病。

母亲选择了练习气功，不开刀，在医院做保守治疗。

然后母亲又听一位来医院探视临床病人的老太太说念诵《大悲咒》也可以治病，就按她的说法，每天练完气功就跪在病床上念诵《大悲咒》。

胃病果然没有开刀就奇迹般地好了。

然后我父母就都迷上了气功，越练越上瘾，干脆跑到青城山去学功去了。

我高中毕业前，他们从青城山后山获得传功资格后，回金阳县来传功，一举治好了很多令医院大伤脑筋的疑难杂症，在那个小县城引起轰动，，， ，，， ，，，

我高考的时候在我自己看来发挥得还不错，是那年的文科“状元”，被录取到了位于川北重镇南充的“四川师范学院”的中文系。

我记得那是我整个高中时期唯一的一次考到第一名，以前每一次考试，这个名次都是被班长时小雨时童鞋包干了的。

我想我的超水平发挥确实得益于我父母赶在我高考前回来教了我一些入门的气功练法，并且到西昌去参加了一次热热闹闹的拜师，拜那位在青城山后山设立了一所“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气功师为师的仪式。

我父母在金阳的传功在创造着一个个小小的医学奇迹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笔在当时看起来相当可观的的经济收入，有好几千块钱。

不过那年长江发大水，组织上又在号召为灾民捐款，我父母把这笔钱全部捐了出去。要不然我二爸理想中的小楼说不定真能建成。

现在我二爸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陷入困境，我父母就到我大姐当时工作的国营大厂，位于佛都乐山市的五通桥区的东风电机厂去传功挣钱。

那时候东风电机厂还相当兴旺——至少看起来是那样。

传功挣了点钱之后，我父母发现素有小西湖之称的五通桥美丽的风光比我二爸那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有吸引力得多之后，就在五通桥竹根滩的一个居民小区买了套房子，把家安在了五通桥。

前面说到过我高考考起的是位于川北重镇南充的“四川师范学院”。

我到了学校后发现学校的电影院不叫电影院而叫“行署礼堂”，四个大字旁旁边是三个小字：胡耀邦。

我记得我当时连连眨眼，以确定我没有看错。

是的，我没有看错，我看到的正是这位被文言文专家们谥为“胡德帝”的帝王的书法！（当然，我不是文言文专家，我更愿意称他为“胡前总书记耀邦先生”以满足我在白话文方面的一点点古怪爱好。）

正是已经在深不可测的政治游戏中失势的他突然因心脏病突发而“驾崩”引发了两年前发生在“帝都”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乱与反革命暴乱”，，， ，，，

我不久就弄清楚耀邦先生的书法之所以会在此的原因：因为他是共产党建政后设立的川北行署的首任专员。

我感到我来对地方了，这个当时已经升级为“四川师范学院”的学校比我高考时的第一志愿北师大更适合我，我很庆幸我学的那一点点神奇的气功还没有神奇到足以把我三流的学习成绩送入一流的首都学府的程度：）

在学校的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其他演出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象一下当年年青的耀邦先生在礼堂的主席台上讲话的风采。。。 。。。

然而这个正确的地方的正确的学校的正确的教学方式却令我感到相当不爽，它成功地破坏了我对中国文学浓厚的兴趣，读了两年我就实在忍无可忍，从公费的中文系转到了自费的音乐系。

然而音乐系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读了一学期我就坚决要求退学。校方退还了我已经预交了一学年的学费的一半的八折——800元RMB，我拿着这钱，扛着一把琴颈粗得像锄头一样的上海美声牌电吉他回佛都乐山的五通桥家里面自学去了，一直自学到我从《音像世界》杂志看到燕京MIDI音乐学校的招生广告为止。

（关于我读的那个中文系的情况，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学长，“莽汉派”诗歌大牛李亚伟的著名诗作《中文系》，我引用其中的两句以提高大家去搜索这首诗歌来阅读的兴趣：一句是“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另一句是“童鞋们，快撤，厕所里有现代派”。
而提起那把琴颈粗得像锄头一样的电吉他，又不能不再提起前面跟大家提过嘿多次的马吹牛马老师，那是我从他的一位好朋友手里买的二手琴。）

2

1999年的时候，我父亲还健在，我也在乐山，但我并没有时常在父母跟前侍奉，那是因为我和当时在乐山当中学美术老师的尹勇和王赣和以及他们的同学戴蒙组了一个名字叫“好几个”的乐队。

我们起这个乐队名是爲了好耍。
你试想一下这样的对话：

“听说你娃在搞乐队得嘛，啥子乐队哦？”
“‘好几个乐队’。”
“哇塞！你好厉害哦，别个搞一个乐队都累得恼火，你还要搞好几个乐队嗦！”
然后我就会微笑。
然后你就会追问：“你搞的好几个乐队，都叫啥子名字喔？”
然后我就会回答：“我只搞了一个乐队，这个乐队名字就叫做‘好几个”乐队。”
然后你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嗦。那你们为啥子要叫这么一个怪名字喃？”
然后我就会解释道：
“你设想一哈酱紫的对话嘛：
‘MM，走，今天晚上我们切看‘好几个’乐队的演出嘛。’
‘嗯，我考虑一下下先……嗯，都有哪些乐队哦？’
‘就一个乐队，他们的名字就叫‘好几个’。’
‘哈哈，有点意思哦。那他们为啥子要叫这个乐队名喃？’
‘就是爲了让我们有刚才这番对话三。’
‘这个乐队有点意思~~~好嘛，我们晚上就切看‘好几个’乐队的演出嘛。’”

然后我们就又可以多卖两张门票了。”

然后你就会把搞这个所谓“好几个”乐队的吉他手王赣，贝斯手尹勇，鼓手戴蒙和吉他兼主唱曹草曹无声我小小的佩服一把。

我第一次见到尹勇和王赣是在1997年。

1996年我全年差不多都在燕京混，住在著名的圆明园画家村。混的主要内容是卖打口磁带或CD。关于我在燕京街头当‘走鬼’卖打口的嘿多有趣故事我以后会讲。反正这个龙门阵足够长，我们可以慢慢摆。

1997年，我在燕京街头当“走鬼”卖打口卖腻了，就回乐山耍。

当时我的老兄，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也写小说而且他的小说《混乱不堪》写得嘿有好好的马吹牛马老师在乐山著名的古迹月儿塘叮咚井旁边开了一家名字叫做“文字游戏”的租书铺子。

我去他那里耍，听他讲起附近有两个喜欢音乐的画家朋友，于是我和这两位画家朋友就在叮咚井旁边王赣的家里面见了面。

1996年我住在圆明园画家村卖打口的时候，虽然经过条子们的驱赶，画家村已经见不到几个画家了，但是到处都还留有画家们的遗迹。

当时我和湖南的谢强，广东的陈朝阳一起，合租了一间民房，民房位置嘿好，出门就能隔着铁丝网看见波光粼粼的福海。

谢强当时也偶尔当哈走鬼，但主要生活内容是在当时还在北三环西路的迷笛音乐学校耍。他和武汉的吴维，山东的李强，燕京的龙宽，还有我弟弟曹操他们经常在一起用学校教室里的设备排练。
而陈朝阳则有个工作，天天上班，发了工资就请我和谢强搓一顿。

在那间宽宽敞敞很适合做画室的大房间里，就还有好多幅大大小小的油画，还有一些没有画上画的绷好的空白画布，也不晓得是哪位画家留下的。

这让我除了享受一边修理并试听要拿上街头去卖的打口磁带，一边不断发现自己喜欢的好音乐的幸福，还能够享受时不时看看那位画家的作品并不断得到新感受的快乐——那位画家的作品大致是抽象派一路的。

因为有过欣赏画作的习惯，我进王赣房间后立马就被他挂在墙上的作品吸引住了。

那是一幅用印象派点彩画法画的人物肖像。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用印象派点彩画法画的油画，我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自我介绍之后，王赣问我对他墙上这幅画的看法，我说，很好，绝不低于我在圆明园住的时候经常欣赏的那位不知名画家的作品的水平。

王赣听了很高兴，就和尹勇一起选择播放了他们收集的或者打口或者原版的很多张CD里面他们喜欢的曲目来听，一边听一边摆龙门阵。

这些歌曲包含各种各样的风格，其中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首很长很长的不断重复同一个动机的催眠曲，我在这催眠曲里舒舒服服地打了个盹儿。

睡醒之后，我弹唱了几首我写的和我喜欢的歌曲给他们俩听。
这些歌曲里面有我的至爱，“肯可瑞德 布朗德”（金发异端）乐队的《嗖吻聂耳（纪念品）》，这首歌曲的副歌部份是这样唱的：

“……
看来喊吾爱嗖吻聂耳，（能不能给我个纪念品？）
嗖爱噢瑞门贝尔爱物滨黑尔，（我就能记住我还在这儿）
爱懂望图色又飞唉（我不想看见你就这样）
啊喂…… ……”（慢慢消逝……）

认识了尹勇和王赣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就和他们俩讨论一起组个乐队来玩儿的事，因为我已经打算在家里耍一段时间就去攀枝花耍。
我的一个兄弟，也就是我在胡前总书记耀邦先生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南充市的“四川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念书时交的最好的同学朋友陈峰峰在那里工作，我准备到他那里去耍。

我和陈峰峰的故事我留到以后再讲，接着讲乐队的故事。

96年初识尹勇和王赣，99年春天我们终于在一起搞乐队耍了。

我住在尹勇家里，每天尹勇上班去了，我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听音乐，弹琴，看书，写点东西。
马吹牛老师帮我弄了台台式CD机，我把它接上尹勇的野马吉他音箱，白天用很大的音量播放兰尼克拉维兹，REM，谜星，平克弗洛伊德，弗兰克乍帕，小红莓，，，， ，，，，

每天中午到了饭点出门，去尹勇家院子外面的小饭馆吃饭，附近有个中学校，很多学生也在下午则等尹勇回来一起吃。

我们也经常出去和王赣戴蒙他们会合，一起去大排档吃顿砂锅。

到了周末尹勇他们不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在王赣那间小屋里排练，排一些动机，也翻玩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

每周星期四照例要去买份《南方周末》回来看。

但更让我期待的则是音乐杂志《自由音乐》和《朋克时代》。

在有一期杂志上，我看见了U235乐队的名字，嗯，这不是王赣和尹勇他们的学生组织的乐队吗？几个小姑娘组的队，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呀！

我们翻玩的兰尼克拉维兹的那首歌曲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歌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 ……
为儿卡姆图热瑞而玩儿（欢迎来到真实世界）
哇请哟而来福（看看你的生活）
呢味儿搂威驰喂土狗（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一次买嗯的阿普如昂（它可能有个错误的结果）
搜油白特儿避死撞（你最好够坚强）”

要翻玩，更要原创，我写了一些可以让我自鸣得意的歌词，其中一首名叫《纵火者》：

“把世界倒挂起来，

看看我们，能够走到哪儿去

把世界倒挂起来，晾干

看看我们，还能再往哪儿去

把整个世界倒挂起来

把整个世界倒挂起来

晾干

晾干

把所有能去（想去）的地方都去一趟

把这个晾干的世界倒挂着点燃

把这个晾干的世界倒挂着点燃

把这个晾干的世界倒挂着点燃

把这个晾干的世界倒挂着，点燃”

那一年发生了北约与南联盟之战，中国大使馆被炸了，死了好几个人。

舆论沸腾，事隔十大十年之后，中国的学生们终于又得到了一次可以上街游行耍的机会。

我们“好几个”乐队没有“奉旨”去凑那个闹热，只在自己的排练室里翻唱了南斯拉夫老歌《游击队之歌》来献给死难同胞：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请把我埋在那山岗上……”

之后不久，我看见院子门口贴出了一张禁止继续修炼“发愣功”的布告，，，，

然后舆论又是沸腾，，，，，，

而关于大使馆被炸事件的报道则很快低调起来，，， ，，，

老崔唱得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真TMD快呀！！！

我们的“好几个”乐队并没有公开演出过，因为我们连一首成形的作品都没有，只有几个听起来还有点意思的动机。

我们觉得，老是窝在乐山的话，乐队的水平无法提高，就决定去燕京耍。

暑假放假后，尹勇办了留职停薪，准备北上。

而王赣因为家里很反对，自己也有些犹豫，选择了留在乐山，继续教书，并且服从组织的安排，嘿光荣地离开大城市乐山，到乐山辖下的彝族汉族杂居县金口河支教去了。

戴蒙则留在乐山，致力于他向学生们灌输美术和摇滚乐的爱好。

在一个黄道吉日，我和尹勇带着我们的装备：一把雅马哈电吉他，一把国产杂牌贝斯，一只野马吉他音箱，到了峨眉火车站，上了从攀枝花到燕京的K118次列车。

尹勇的好朋友范尧得知我们要去燕京，也想跟着去耍一趟。但他当时正在武汉混，在他亲戚开的烤鸭店里面帮忙。

我第一次认识范尧，是在尹勇家里，我刚从燕京回乐山住到他那儿不久。

那天晚上，我和尹勇正在各自看各自的书，一个家伙推开虚掩的门走进来，招呼道：“嗨，尹朋！”

尹勇抬头道：“嗨！范朋！”

尹勇向我和范尧通报了对方的姓名，范尧伸手给我：“你好！曹朋！”

我愣了一下，握住他的手：“你好，范朋。”

然后我们坐下来，我问他们以“某朋”相称的缘故，范尧指了指尹勇刚放下的那本《朋克时代》，我笑。

范尧坐着大谈乐山市政设施的问题，诸如某处下水道没有顶盖之类，说市民有权就此向政府问责。

我觉得这家伙不错。

不久后他就去武汉耍去了，但还和尹勇保持着电话联系。

当他知道我和尹勇要去燕京后，叫我们买好车票后通知他车次和座号。

算好时间，他背了个小包，提了两只烤鸭，赶到郑州，在大半夜登上了那趟从攀枝花到燕京的火车。

我和尹勇特意没吃晚餐，留着肚皮等那两只美味烤鸭的到来。

范尧一边讲他在武汉的见闻，一边观赏了我俩对烤鸭的痛快淋漓的歼灭战。

“武汉有好多清末民国时期老外修的石头房子，很好看。”范尧说。

我一边吃烤鸭，一边记住了这句话，希望自己以后能有机会去看一看。

3

到了燕京，我们三人直接去了西北郊的东北旺。

早几年前，我第一次在此“暂住”时，东北旺还相当偏僻，街上没几个人，天一黑就只有路灯和唯一的一家小杂货商店还亮着。现在街上已经是人来人往，相当闹热。

传说“东北旺”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当年杨门女将与辽国打仗时，佘太君曾经在此驻马，向东北瞭望。

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大太阳，我们浑身是汗。

“木马”乐队当时在那里有个排练室，谢强也住在东北旺，我们给他打了电话，他很快就出来接我们。

把行李安顿在谢强租住的那间很偏僻的大大的空厂房里之后，我们一起去吃午饭。

点好菜，谢强又要了一瓶大可乐，拧开盖就仰头就往嘴里倒。

范尧对谢强的这个动作反应强烈，

他后来跟我说：“他咋个也不要几个杯子，倒出来大家一起喝喃？”

我说，天才往往都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脑壳里头不晓得在想啥子，就会搞忘了一些小细节。

那天晚上我们去舌头乐队的贝斯手吴俊德那里耍。

大热天的，好多人在他那间不算小的屋子里围坐着，东南西北的摆龙门阵。

突然来了几个便衣条子，敲开门，把我们这伙奇形怪状的，有的长发邋遢，有的赤膊纹身的人仔细看了一番，一句话也没说，只把房东大哥给带走了。

后来听说那晚房东大哥被条子询问了一个通宵，再后来又听说吴俊德住的那个房子以前曾经住过一个流窜的杀人犯，条子是来找那个家伙的。

再后来的后来的后来，这个传说再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变形成了“吴俊德以前杀过人，后来流窜到燕京，搞起了摇滚乐……”越说越荒唐，越说越喜剧了。

我和尹勇在东北旺舌头乐队的排练室后面两排租了两间小屋住下，买了炊具自己做饭吃。

范尧在燕京到处耍了一转，又回东北旺来找我和尹勇耍。

有天晚上谢强也跑过来耍，我们四个一起打扑克一边摆龙门阵。

忘了是啥子原因，我和谢强在忘了哪个话题上激烈争论起来，后来争论升级成了吵架，我和谢强越来越愤怒。

最后，坐在门口的我掉头出去，绕着院子外墙走了一大圈，回来，进门，和谢强相视一笑，坐下来继续打牌。

范尧说：“你娃进来的时候把老子吓了一大跳，还以为你出去捡砖头回来开他的瓢呐。”

大家哈哈一笑。

范尧不久就回蜀国去了，我和这个神人要等上好久才又见面。

正在我和尹勇准备物色队友把乐队组起来的时候，共和国要搞大阅兵庆祝五十周岁大寿了，条子们又开始猛抓他们看不顺眼的外地来京人员。

风声太紧，我和尹勇只好锁上自己的小屋，到中央民族大学里面去避风头。——我们的好朋友，歌手马玉龙是彝族，和民大里的同学们关系相当好，给我俩找了地方借住。

在民大住了几天，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

那天我一时兴起，想走出校门溜达一下，到附近双榆树我当年经常背着个书包卖打口磁带CD的街上去溜达一下，怀一怀旧。

走到魏公村新疆街的时候，远远看见两个条子抓了一个新疆人上警车。

我自以为看起来还像个民大学生的样子，也许运气不会像那个新疆兄弟一样坏，继续往双榆树走。

到了双榆树，看着当年和条子工商等正规部队打游击耍的熟悉战场，我心里正在百感交集，就听见一个声音大声说：“你，过来！”

我往声音方向看去，糟糕，一枚条子手指着我，眼神严厉。

我只好走了过去。

“做什么的？”他问我。

“学生。”我说。

“哪个学校？”他上下打量我。

我低头看了自己有点破洞的牛仔裤和蓝色的拖鞋一眼。

“民族大学。”我说。

“学生证呢？”

“没带。”

条子说：“走，上车！”

——看来我并不是自以为的那样像个学生，这枚条子的鼻子是嘿灵敏的，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盲流派摇滚青年的气味。

上了警车，和比我先被抓上来的几个难兄难弟交流了一下眼神，我默默坐下。

警车上还有几个空位，我坐了不一会儿，空位就满了。

警车开动，转了几个弯，开进了双榆树派出所。

从警车上下来，我看着派出所里面那棵大树，立马就想起上一次作为打口小贩被抓进来，第一次见到它时我被没收的那一书包打口CD和两百来块人民币。
——那书包里面还有两张品相很好的“大门”，一张“皇后”原盘，四五张吉米很醉可思的现场，以及若干张蓝点公司的爵士，两三张我忘了是谁的古典交响乐呐！！！

这趟怀旧之旅果然是好怀旧呀好怀旧！

一进办公室，我就又看见了先前在魏公村被抓的那位新疆兄弟，他正蹲在地上，接受条子的问询。

轮到我受询的时候，我不再坚持自己是学生的说法，说了实话。

问话的条子把问讯记录表给我过目，我看了一遍，没有出入。

在记录表上有一栏叫处理意见，条子在里面填着“收容”两个字。

我看了他一眼，默默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下指纹印。

登记过后，我和刚才在魏公村看见的那位被抓的新疆兄弟一起呆在屋里，等着被往昌平的收容所送。

这时候我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纸，是条子们写的要坚决完成清理盲流任务的决心书。

“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刚才问询我的中年条子说。

“我再出去一趟！”另一枚年青条子说。

过了大概十多分钟，年青条子带回来十来个还穿着厨师工作服的外地佬。

看起来丫是把哪家饭馆给端了。

天色黑下来，我们上了警车，被送到了昌平。

一下车，看见一道水泥墙，墙上一道大铁门，铁门边站着一伙条子。

条子们的身影在灯光下的样子很像在杜琪峰的电影里面。

“一不小心演起警匪片了嗦。”我想。

办完移交手续，我们就归昌平条子管了。

昌平条子先检查我们的钱包，钱稍微多点的都要把钱交给他们，换一张白条。

“等你们出来的时候拿条子取钱。”条子说。

我只有几十块零钱，没有得到打白条的待遇。

查完钱包，昌平的条子打开大铁门上的一道小铁门，我们依次进去。

里面好多好多人。

一排条子等着我们，检查身上携带的物品。

“皮带，全部取下来！”条子说。

“永别了，我的宝贝腰带。”我心里说，那是一个老朋友赠我的礼物。

被没收了腰带之后，条子又盯上了我脖子上的小挂件。

那是半枚桃核，是早已离我而去的前女友给我做的小辟邪物，我一直舍不得扔掉。

“取下来！”条子说，“这个不准带进去！”

我盯了他一会儿，默然取下——你们的地盘，你们说了算，老子不想跟你们白费口舌。

“做什么的？”条子问我。

“学生。”我说。

“学什么的？”

“音乐。”

“音乐？嗯，你说说看，音乐是什么？”条子有点感兴趣。

“不知道！”老子心里正不爽呢，鬼大爷有兴趣跟你个瓜娃子摆龙门阵。

“你学音乐的你还不知道？”条子不高兴了。

“不知道才要学，知道了还学个屁！”我说。

条子默然，挥了挥手：“进去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