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带我归家

原文/Amanda Petrusich
译/胡凌云

当我将一只手掌贴向密西西比河的水面，看微温软滑的水没过手背时，地域和艺术的残酷联系——音乐及其发祥地之间——对我来说从来没有那么明显而震撼过。这个动作是滥情的、傻乎乎的，同时又是极度强烈的：在暗淡肮脏的水中的一次布鲁斯洗礼。

我并不是典型的三角洲布鲁斯乐迷，因为我知道这种乐迷的存在：我1980年生于纽约城郊，一个书呆子气的小姑娘，蓬乱的拖把头，喜欢Cyndi Lauper的磁带——我吃着彩虹糖，用黄颜色的塑料随声听消费它们。最终，和很多人一样，我循着摇滚乐找到了布鲁斯，从救世军活动中心往家里搬 Lightnin’ Hopkins的黑胶唱片，尽职查阅《滚石唱片指南》（五星评价），眯着眼看它们磨损脏污的封面照片。我长大了，我找到并吞食着Charley Patton, Robert Johnson和Skip James，这些弹着吉他，用我闻所未闻的方式嚎叫的三角洲大师。音乐听起来遥远隔世，好像不是为我创作的，但我依然爱它。我对它是一种暗恋：我喜欢它的不满和激昂，它的神秘，那些深沉歌声组成的峭壁感觉似乎是完美的藏身之处，就像一些我蜷起身就可以消失其中的小岩洞。

我对密西西比、棉花地、佃农和私酒了解不多，但我想我也许对河流略知一二：童年的家离哈德森河东岸只有半里路——在它蛇行向东之前，位于熊山南麓的那一段。这条河在我年少生活中是一个稳定的、锚地般的存在，野餐、徒步和钓鱼的去处，一处不可磨灭的地标。后来，我结束学业搬到布鲁克林，住进了一幢离东河岸边只有几个街区的小砖房。整个夏天，我在布鲁克林走来走去，数着摩天大楼，看车辆在水畔的布鲁克林-皇后区快速路上穿梭；我驾车到Red Hook，在码头上吃着酸橙饼，把渣子抖进河水，眯眼盯着自由女神像。我感觉河流很亲密，给人慰籍，很容易理解——就像家。

直到我第一次前往密西西比三角洲朝圣——密西西比州西北角一片小小的杏仁形地区，是三角洲布鲁斯发源并且依然生活的地方——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对河流一无所知。我当时正在写自己的第一本书，一本关于美国音乐的游记——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和一种观念，它在过去几百年已经被挖掘和再造。我在Shack-Up Inn定了套小屋。这家小旅馆由六个一组的枪式（译注一）佃农小屋组成，位于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戴尔的Hopson种植园，离61号和49号公路的十字路口（译注二）只有几里路。当我进屋时，枕头上摆着一个月亮饼。那一夜，我在小屋前廊沉醉，喝着百威聆听Muddy Waters，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到Lula，从海伦娜桥过了河。我当时正吃着无味的玉米片，听一位叫Super Chikan的当地布鲁斯艺人的CD。大河从我身下展开，凝滞，危险，美丽。我几乎无法看路。

密西西比河是一条肮脏、肆虐、不守规矩的水体。无法驾驭，没有良心。它杀人，泛滥，争斗。离开纽约前，我狂啃能找到的关于它的任何书籍，学习着灌溉、棉花、径流和沉积的知识，了解植物如何生长和水如何流动。我努力着——也许是很幼稚的——去理解布鲁斯音乐和这一长条滚烫潮湿的土地的复杂而难以置信的关系。我认为这条河是引领我进入的方式，我能以此来宣称我对那些深爱着的歌曲的拥有和理解。

事实是，密西西比河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不是说它蜿蜒过中西部的方式，不是说它决堤的方式，不是说它喂养、照料和亲近三角洲棉花地的方式。它和布鲁斯的联系——史无前例的、嚎叫着的、肮脏的、肮脏的布鲁斯——昭然若揭；河流养育和激励了布鲁斯音乐，既是直接的——通过邀请和抚育布鲁斯后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种植园，也是精神上的。这两种方式都根植于某种美国式的反叛 ；这两种方式都是无法驾驭的。

在密西西比的那个早晨，我理解了——一只手平放在水上，鞋子陷入河床——我不可能也不需要宣称自己对布鲁斯的拥有和理解。它是我的，因为我相信它，因为它让我歌唱，因为它带我归家。

（作者系大城市八十后，著作包括It Still Moves: Lost Songs, Lost Highway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Next American Music。原文载于The Wire杂志2009年7月号）

译注一：每套小屋的三间屋子呈一字排列，子弹从前门射入能洞穿三个屋子，故称shotgun sharecropper’s shack。

译注二：61号高速和49号高速交界的十字路口就是传说中Robert Johnson把灵魂出卖个魔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