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內的《廣島之戀》之旅

以下內容仍來自Criterion Collection的訪談花絮，標示是由Les Cinéma des cinéastes節目的專訪錄音，訪於1980年，未寫明訪問者為何人。這個花絮的翻譯問題較少，所以我只做非常細微的修飾而已。請參考。

談到暴力（violence）和侵犯（aggression），似乎纏繞是您內心的一些恐懼事物，這表現在《夜與霧》和《廣島之戀》；談到這兩部電影，有點事後諸葛地說，這些片是該出來。當時，我們非常喜歡這些電影，並且為它們傾倒。但是事情已經過了幾乎三十年，我們意識到這些電影必須拍，原因很重要，在回顧那個時期的法國電影，它們之所以失敗──包括派韋（Prévert）在《維宏納的戀人》（Le Amants de Verone）中處理二戰的恐怖時的失當──，以及很難在討論這場戰爭，不會一方面完全的厭惡，又在另一方面痛恨自己；甚至對那種恐怖感到愧疚。我特別想知道，你怎麼會想到「當然，必須拍攝的是拍攝的不可能性」？
我想到這一點，是因為我當時想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拍攝我接到的這個主題。但是，我發現能做的只是暗示（suggest）這種恐怖；如果你想辦法在銀幕上展示一些很真實的東西，這種恐怖就會消失。所以我必須想盡一切辦法調動觀眾的想像力。我似乎記得這類的東西。為什麼製片人請我拍一部關於這個題材的影片，我不記得了。我可不是一覺醒來就要來拍攝這些影片。是哈豐（Halfon）、道曼（Dauman）和利夫奇茲（Lifschitz）堅持請我拍攝。（按：前兩人都是《廣島之戀》的製片人，分別是Samy Halfon和Anatole Dauman，這兩人與最後那位Philippe Lifchitz一起製作了《夜與霧》──DVD的英文字幕顯示為「Lifschitz」而IMDB顯示為「Lifchitz」。）
這樣不是更好嗎？
不管怎麼說，情況就是這樣。
我相信，任何隨意（random）的需要都有自己的邏輯。意思是，某件事情製作和發展的時候越是無意識的，就像因果關係一樣，它們的前後位置會調換。某種事情的必然性只是在之後才變得很明顯。就如我們生命中的最重大的選擇，是事後才發覺的，而不是之前。
是的，視點有時只有當你移到另一個點時才浮現。
您曾經告訴我您怎麼為《廣島之戀》見到莒哈絲的，我想那次會面有些東西跑出來。在和莒哈絲喝茶的過程中，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曾經談到不可能拍攝一部這樣的電影。
《廣島之戀》的開端是很好笑的，因為它一開始就像是最糟糕的國際合作：首先，東京有些錢卡在那等著支付，所以，我們拍任何電影，都必須有日本出資和法國出資。「那就從這裡開始著手吧！」實際情況是，道曼、哈豐和利夫奇茲──Argos電影的三巨頭──請我拍一部關於原子彈的電影，能夠很好地和日本聯合製作。所以我準備拍攝這部紀錄片。他們讓我拍一個小時的片，以超過半小時的規定。我開始和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合作。他大約10天後就放棄了這個項目。他不喜歡做，所以他離開了這個項目。克里斯建議我和他的一個朋友合作，維托‧查吉斯基（Vitol Zargesky），他曾經在日本住過很長時間。過了幾個月，我們寫出一個劇本，完全是諷喻的風格（allegorical style）。但是，我和他都對此非常不滿意。所以我告訴製片人：「我很抱歉，但是我似乎找不到一個方式，拍一部有趣的、關於原子彈的電影，能夠超越你們給我參考的那15部紀錄片。」特別有一部日本紀錄片非常傑出。「所以，如果你們想拍攝一部引起人們對原子彈的威脅進行思考的影片，把這部紀錄片買下來發行就夠了。這是最好的作法，再拍一部紀錄片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其他這些都沒有發行過，應該著重看我今天早上帶給你的這三四部片子。但是我覺得自己應該退出這個項目。」他們很明顯挺失望的，我也是；但是，生活就是這樣。在這裡，談話有了轉折，他們說：「你想和弗朗西絲‧莎岡（Françoise Sagan）合作嗎？」我說：「我很喜歡莎岡，我不認識她，她很可愛。如果莎岡能和我一起到日本去，我們再看看情況如何。也許我們可以帶點什麼東西回來。」我想他們嘗試和莎岡聯繫。結果她說：「這個主題我寫起來覺得太大（magnitude）了。我寫不了。」所以，我們再次跟製片人開會，在那段時間，我有把莒哈絲的《如歌的中板》（Moderato Cantabile）拍成16毫米影片的念頭，這部小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許我可以把它拿給莒哈絲聽聽她的看法。她也許會覺得有趣。但是這也許永遠辦不到，因為這個項目需要很多資金。但是，我腦袋中一直有這個想法，所以，莒哈絲的名字被提了出來，和莎岡一起。他們提到一個作家，我的回答是另一個。談話到此結束，但是我的一個朋友，奧爾嘉‧沃姆瑟（Olga Wormser）──和我一起合作過《夜與霧》──當時也在場，因為她認識莒哈絲，她打電話給她說：「黑內提到妳的名字，他絕對不會自己打電話給妳，但是他想見妳。」莒哈絲──敦厚如舊──說：「當然好，請他明天下午兩點過來。我很高興見見這位先生。」我接到這份邀請，當然沒有拒絕。我心跳加速地按下莒哈絲的門鈴。整整一個下午，我們談話都圍繞著我為什麼不拍一部關於原子彈的危險的影片，以及這樣一部片為何不能被拍。在談話中，我說：「很有趣，我們已經一起待了三四個小時了，在此期間，飛機滿載核彈頭在不斷環繞地球飛行，這些戰鬥機在飛過我們的星球，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隨時準備投下更多的原子彈；但是，我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行為，我們喝茶、喝啤酒，我們的日子像以前一樣過。也許該拍的不是我們心頭上的那部片，拿原子彈做主角；正好相反，也許我們應該拍攝一部經典的愛情故事，在故事中，原子彈只是一個背景，角色背後的背景，在遠處，就如一道風景線。」我們在說完這個之後就道別了。兩三天後，莒哈絲打電話來說：「我想，我有個主意，我錄下一個法國女人和一個日本男人的對話。您想過來聽聽嗎？」我過去後，那是一個日本男人和一個法國女人之間關於上餐館的對話。法國女人不想吃生魚，害怕魚受到輻射的影響。日本男人回答說，沒有危險，還是有危險呢？我忘記了。但是，那就是起點。它慢慢演變成一部電影。當然裡面並沒有關於魚的對白。（哈）我說了很多細節，希望不是太囉唆。
正好相反，我認為細節正好可以指出…
…有多少幸運的巧合。
包括卡在日本的大筆資金，[呃…]太可笑[是…]了。
我想說，事情不一定總是從同一個起點出發，你不會一天早上醒來說：我想拍一部關於原子彈的影片。電影行業沒有這樣的事情。也許對於那些製作自己作品的導演有可能。還有，我認為命運的這些轉折非常幽默，沒有必要看輕它們。首先，我有個出發點，就是製片人並非蠢材，製片人是任何電影項目的基石。電影的有趣之處是聚集能量：演員、技術人員、布景人員、製片人、實習人員、助理；太陽和雨。是結合了這些完全不同的因素，一起來製作一部影片，其中的每一個元素都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