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京正版唱片店1994-2001（上）

文/九只苍蝇撞墙

前两天和L聊了两句，都觉得九十年代那一阵儿买正版唱片的经历还是挺值得回忆的。那段时光说过去就过去了，时过境迁，随着各种带响儿的声音在互联网上泛滥（其中有的可以称之为是音乐，另一些我也不知道该叫啥），好像再也没人提起资源有限的时候为能听上一段儿音乐所付出的精力和感情。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既不是读过的书，也不是看过的电影，而是我听过的声音塑造了我。文字和大部分的连续画面都免不了被强烈的符号化与意义化，而只有声音和旋律潜移默化的流入大脑，在你没明白之前就已经渗入神经，塑造了一个没法改变的感性认识肌体。对我来说，这些声音很多都是来自于九十年代那听过的几千首旋律，刻印在从成百上千张光盘里在北京那几个沉默的角落，等着有心的人去发现，聆听和感受。

所以随手写点儿那段儿为大多数人所不知，为少部分人所渐渐遗忘的历史，也算是对的起我抽屉里整齐排列的那几百张唱片。特别是我认识的几个熟人都和北京先先后后存在过的这几家卖西方流行音乐的正版唱片店有点儿关系，写写这些其实也都是对这些人（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故事）的暂短回忆吧。

南礼士路

北京最早卖西方流行音乐原版磁带唱片的是王府井外文书店和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的门市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上中学的时候几乎每礼拜天都去王府井外文书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隔着玻璃柜台看两眼那些摆在里面的外国音乐磁带。说实话，那时候品种真不算多，撑死了也就几十种，更新速度比乌龟爬快点儿。有些磁带，几年了就一直躺在那柜台里看着你不动窝。那些名字，U2，Dire Straits，猫王，MJ，Michael Bolton，New Kids On The Block之类的，都是看熟了脸儿几年以后才能从别的渠道听上。这磁带也不便宜，都是二十多块钱。服务员态度也特差，求爷爷告奶奶似的让她从柜台里拿出磁带攥手心里摸摸，跟抢他们钱似的。好像从90年开始，那儿也有CD卖了，数量也是少的可怜。我印象里我没在那儿买过任何东西，当时兜里能有几毛钱来回坐公共汽车就不错了。那时候应该就是去欣赏外国磁带和唱片封面去了，U2的《War》封面给我留下特深的印象，黑白的小孩头像和血红的标题，乍一看有种血往上涌的清醒，后来听U2八十年代的歌儿，确实就是这唱片封面的感觉。

（有戏补充：添一道。。现在老怀念原来的音像店（那会儿哪有唱片店啊），或者书店、百货公司的音像制品专柜。就是《昨天》里边贾宏声他爸帮他买磁带去的那种，外文书店音像品专柜。柜台式售货。怀念。里边儿站一女的，中年的，或者半大点儿的那种。谁问丫一问题丫都一脸茫然兼不乐意地喷出一句：你自个儿看吧！噎你一嗝儿喽。。然后你只能卯着腰，瞎目乎眼地往柜台玻璃里一通张望，惴惴不安地说：我看看这个行么？丫直接给你往柜台上一放，到你手拿把玩之间的这几秒，就是肾上腺素狂起的瞬间——俗称“高潮”了。）

我所说的正版唱片，是从1994年开始从私人渠道流入中国的。它区别于九十年代初开始以洋垃圾的形式流入中国的打口音乐制品──先是打口磁带，再后来是打口或者钻眼儿的CD唱片──是通过走私，邮寄或者夹带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销售的西方流行音乐正版唱片。在那个打口CD十块可以搓堆买的年代，一张正版唱片的售价都在一百二十到一百八十块之间。九十年代大家正常的工资都在一千块左右，两千往上就是高工资了。所以一张正版唱片的价格其实是相当贵。

北京最早卖正版唱片的地方应该是南礼士路地铁站北口二炮大院外墙开的一排商店的其中一家（现在那地方已经变成“半亩园”饭馆了）。我九四年的夏天从上海放假回家，我的高中同学C告诉我南礼士路那儿有家卖CD唱片的地方挺怪的，有好多别地儿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俩就骑车去了一趟。

那店也是和别的生意合租的。外面一点儿好像是照相的还是干啥的，记不太清了，里面一点儿放着几扇大玻璃橱窗，大概摆了有七八十张唱片，我走近一看，每张标的价钱都是100多，当时还吃了一惊，在这之前买打口都没超过二十块的。我印象特深的是看到Sonic Youth的《Sister》和《Daydream Nation》，标价都是一百五。我当时只在广播里听过几首，特激动，翻了半天兜，只有几十块钱，只好作罢。

(DJ Wombat补充：北京零星进正版盘的应该比94年早. 我忘了具体事件, 大概91-92年, 海淀图书城南面一个平房店面有卖音像制品, 只有一面第三排的玻璃柜有进口盘. 学生时期的我攒了几个月的钱进了生平第一张正版 – Andy Summers和Robert Fripp的 Bewitched. 我到现在也没搞懂当时怎么就脑热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张冷门. 第二张也是从这店买的, 双张的Dire Straits – Alchemy, 240大元。)

在那店里我第一次碰见S。她在那儿看店，比我们都大，我们管她叫“姐”。C跟她就已经比较熟了，直接打招呼。我说对《Daydream Nation》感兴趣，她还拿来钥匙开柜门，打开盒盖直接取出CD塞机器就放给我们听。那情境还是挺奇怪的，外面一堆人吵吵嚷嚷的买东西，里面隆隆低沉的噪音，音乐好像在那店里铸了道墙，把一个空间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了。

我后来又去了两三次，我记的是第二次我带了一百块钱，想买点儿什么能负担的起的。那年The Cranberries刚刚出了《No Need to Argue》，广播里都没的放，它那儿就有的卖了，而且很便宜，我记得是八十块钱。我趴在柜台上让S放了两遍，听的挺激动的，好像人生第一次和西方流行音乐看齐了，人家在听什么我也在听什么。然后掏出一百崭新的大票递过去，买了我人生的第一张正版唱片，也是第一张可以从头到尾听到完的CD专辑，而不会听到一半就掉链子，只能靠绝望的想像来完成剩下的曲目。（这张前两天我还翻出来听来着，肯定是他们最好的一张）。我还留下了个印象：买正版唱片是可以反复试听的，可以坐那儿细细的品，买卖双方都不会介意。这和去买打口的时候撅屁股蹲在街上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有好多次挑着挑着我就觉得快要拉了），乱哄哄的，即使你带着机器，也不会仔细听和判断这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也是在这个店里，我第一次见到F，背着个大包进来，旁边有个人跟我说，这哥们儿就是供货的。我估计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以后F就是北京做正版唱片最出名的人物，一直到今天还是。

南礼士路这个店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94年夏天一过就消失了。尽管我当时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但却对它的印象良好。大部分原因是当时打口CD的质量和品种实在太差，百分之九十是名符其实的洋垃圾。只有在南礼士路这个店里逛一圈，才知道合格的音乐是什么样儿，听起来是什么感受的。这不是那些听了一半就跳盘的塑料片儿能比的。

东四花店

94年的冬天十一月底我从上海溜回北京。C告诉我F自己在东四北大街往北路边的一个小店里租了个铺面。大冬天阳光明媚寒风凛冽的我们俩骑着车奔那儿走。撩开大棉门帘子，F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看书。

这就是著名的东四花店唱片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花店门口的招牌上写着“东四花店”。F租了左手的摊位，做了一些简易的木头架子，CD摆了整整一面墙，靠门口把角的地方还放着一个破旧的音响能做试听用。花店的正中和右手是两家不同的鲜花摊儿，我只记得摊主都是女的。后来L告诉我说，花店关门以后，另两家卖花的一位大妈和一位大姐都被F雇来看店了。这位大妈独特的销售作风（掐表计算试听时间）有一段时间也让她成了来买唱片的人的一块心病。

L曾经告诉我F是北京最早那一批开始捣腾西方流行音乐的人。F那时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很腼腆，说话嘴里很少带脏字儿。我们那时候其实也还是孩子，他看着比我们显得大出好多，但见了面儿说话特客气很有分寸有距离感（后来即使和他认识了多年，这种距离感还是特明显）。我注意他其实挺喜欢看书，早年每次碰见他都抱着不同的书在看。和我们以前熟识的那一批脏乎乎留着长头发穿着破棉袄蹲在街边儿民房里卖打口带的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我后来想这也许是为什么他成了第一个在北京开始做正版唱片的人，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国家垄断的外国唱片买卖和街头地摊卖打口的混子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档，需要有一个有文化头脑的人物出来经营，为除了“死磕”摇滚乐那批苦哈哈的重金属爱好者之外的音乐迷挑选和提供他们喜欢的音乐。当时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自己最初也很奇怪，隔几个店面儿就是几块钱搓堆儿卖的打口CD，他那一百多一张的正版能卖的出去么？后来证明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不愿意撅着屁股蹲着听音乐，也不愿意总被糙的跟砂纸一样的音符蹂躏听觉神经。他们也希望有别的，多样的选择。并为此愿意多付出几十倍的价钱。

在F那儿逛上几次你就能发现这种区别：打口CD其实基本都是五大唱片公司的大路货，但是F有特殊的进货渠道，他的架子上摆的都是新鲜奇特的声音，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后来我自己到了国外，才真正摸清了唱片商业的销售模式：五大公司的CD都是倾销性销售的，大量印制，价格也便宜，铺满各种规模巨大的音乐连锁店，这些唱片在架上保持的时间都不会超过半年，因为当时的唱片工业规模太大，更新速度太快，几个月卖不掉的唱片就成了占据店面的累赘。它们的命运就只能是先削价销售，最后就是当成垃圾处理到国外。

但是独立唱片业走的是另外的渠道，首先他们的发行量和更新速度不快，其次货品的销售也是依靠独立唱片店和连锁店里的独立唱片柜台，在这些柜台里，你能看见Mille Plateaux, Kranky, Tresor, Vinyl Japan, Warp, Ninja Tune等等这些独立公司的出品，但是绝找不到枪花，Metallica或者是U2和滚石这样的主流摇滚乐。这也是为什么独立唱片基本不做削价处理，更不会当成垃圾卖到国外。我在巴黎逛一些独立唱片店，有的时候一两年下来，有些唱片依然会摆在那儿，卖不掉也不会降价，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

这样的经营策略带来的负效应就是打口CD别看量大，但其实种类特别有限，永远就是那些五大公司出的商业音乐，九十年代中的时候连爵士和布鲁斯都很少见。没有地下音乐或者独立出品。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欧美独立唱片公司大发展的时代，是具有创造性纷纷多彩的独立地下音乐和商业性极强的主流摇滚乐对弈的年代，这个对弈搬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打口CD和正版唱片之间的鸿沟：前者其实是给封闭国家文化饥渴的青年们解馋的（所以往往显的荒不择食），后者是给听音乐的人乐趣和情感的，需要的是耐心与细腻敏锐的触觉。听打口和买正版唱片人的口味差别也逐渐明显起来：前者别看买的多，其实大部分人口味比较单一，听的音乐其实一直在重复；买正版的人别看拥有的唱片少，但接受能力其实都相当强，因为把握在手里的唱片风格往往很多样化，兴趣也更广泛。

那一天，被被鲜花包围着，我买了自己第一张重量级的正版唱片：Sarah 100: There And Back Again Lane (http://music.douban.com/subject/3766328/)。那是我第一见到纸壳包装的CD。CD唱片塞在内封的一个纸套里，内封里还有公司的老板Matt亲自撰写的怀念Sarah Records八年成长时光的文字和很多很多很多照片。好多可爱的英国姑娘的笑。

我记得当时问F这是什么，F回答说这张挺值得收藏的，是个英国小公司的纪念唱片（这之后不久95年Sarah Records就关门结业了）。我小心翼翼地放进机器里听。听完第二首Blueboy的The Joy Of Living，我就掏出一百二十块钱（那是我当时半个月的伙食费）递给F。我算是终于找到了那种可以为之静静听下去的音乐，既不是惠特尼休斯顿玛丽亚凯莉那种母牛一样高八度嗓音腻的让人吐油的流行歌曲，也不是heavy metal和hardcore摆一堆健美先生在台上抱着吉他怒吼。

这张唱片后来成了我价值观的一部分，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见到谁都推荐给他。尽管九十年代我认识的能从头到尾听完它的人真是十个手指头都能数的过来。我由此也开始了我收藏Sarah Records的唱片生涯，Sarah Records和它的后身Shinkansen Recordings的原厂出品也是我的收藏里最精华的部分。

上海

先岔开说点儿在上海的回忆。

九十年代早期，上海和北京一样，也是在图书进出口总公司门市部有少量的正版进口CD出售，大部分是流行音乐，摇滚乐的品种比北京还要少。但是95年初的时候我开始在上海发现有私人贩卖正版摇滚乐唱片的地方。其中最早的一家是在虬江路西头临街的一家音响器材店里，我还记得挺清楚那店的陈设，一进去是卖各种音箱线的柜台，向左手拐下几个台阶在一个半地下的库房式房间的墙上钉着好多个CD架，上面摆着几大排正版CD，货品都是很主流的西方摇滚乐，Rolling Stone和Beatles啥的。我还特地打长途电话回北京向C报告了下我看到的种类，C当时在《音像世界》上刚看了他们评的1994年最牛逼的摇滚乐专辑，把Jimi Hendrix的《Blues》排第一，要我无论如何不论多少钱一定帮他带一张。我于是骑着破自行车从大连西路到苏州河边，花一百二买了张《Blues》，那个年代一百二真不是一小数，我的心都在替他流血。搞笑的是，好多年以后，C的儿子都满地跑了，有次我去他埋在安定门众多胡同里的家他正清自己过去十年里买的CD，翻出这张《Blues》告我他被《音像世界》这帮孙子骗了，这么多年他就从没听完过这张，几次都是忍到第三首就换别的了。

虬江路的这家正版店大概只存在了几个月就消失了，他们也从未更新过货品。一直就是这几十张，好像自始至终也没卖出去多少。这种店在上海因为有打口CD和磁带的竞争，加上进货渠道有限和货品种类的平庸（以主流摇滚乐为主），在那个时代始终难以生存。和北京同时代的这一波正版唱片scene无法相比。

大概另有一个原因是上海打口CD货品的品种质量相对比较高，使买家很难对正版CD产生兴趣。上海整个九十年代常年做打口生意的几个人我感觉文化素养不低，比在北京海淀图书城五道口一带常年混迹的打口贩子高出很多档次（事实上，我九十年代就没有在北京见到过真正专业高水准的打口或者原盘卖家，大部分人都是对音乐一窍不通的混子，有几个做过乐队的知道Bob Dylan就算不错了）。

上海我印象比较深的打口贩是JWL，他常年在我们学校摆摊，那时在上海打口界也算是小有名气。他个头不高剃个光头戴个黑框眼镜不太爱说话，看上去永远像刚从日本战俘营里放出来。我至今还记得他午饭时间在我们学校食堂里占了一张桌子，一张张一盒盒整齐地摆好CD和磁带，然后就抱着胳膊坐在那儿沉默地守株待兔，和周围为二两饭一个狮子头奔波的傻大学生们形成巨大的反差。他为了卖打口和学校保安发生过不少冲突，被没收过不少东西。我应该是还去过他家找盘，印象不深了，只记得是挺黑的屋子CD和磁带堆成了山一直到天花板，还有各种书籍。屋子的一角坐着一个一直自言自语的摇扇子老太太，好像是他的奶奶。

我从他那儿买到过不少东西，大量的4AD，比如RHP最早的几盘打口磁带都是他卖给我的，知道我的口儿还会特意给我留些尖儿货。甚至好像虬江路这家正版店的存在也是他告诉我的。我因此和他混的也算比较熟。95年郝舫刚出了《灿烂涅磐》，这书那时在上海怎么也买不到，我还在北京买了四本给包括JWL他们这几个卖打口的一人带了一本。从这上也能看出差别，我从未见在北京我熟识的打口贩认真读过书的，但这几个人拿到书每人都认真的看了。他们中还有人着实外语不错——我记得在延安路图书进出口公司后面弄堂里卖货的兄弟俩英语说的那叫一个溜，常年靠这个忽悠老外。

值得一提的是JWL应该还是上海第一批民间西方电影影迷和影碟收藏者，我感觉比豆瓣上如今活跃的上海影迷影评人们都还要早。那时卖盘之余，就兼和我们说说欧洲电影，我读的第一本电影书籍，夏尔福特的《法国当代电影史》是他借给我的，上面还有他很认真的用红笔画出的人名和电影名。96年VCD刚刚在上海出现，第一家在虹口公园旁边卖西方电影的VCD店也是他带我去的。那时我还是在学校录像厅看《肖尚克的救赎》的水平，他推荐给我Robert Lepage的《Le Confessionnal》和梅尔维尔的《红圈》（当年VCD时代就有这么偏的片子了），并给我讲了好一阵美国和法国的黑色电影，着实让我大开眼界。这俩片儿到现在还是我最喜欢的法语电影。

后来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在西祠上看到一个上海观影召集贴，主讲人就是JWL，头衔已经改成影评人了。我当时还想，这哥们儿还真混进电影队伍了。但这十年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越说离北京正版唱片的历史越远了，下回书回正传，说说我了解的育德胡同YD唱片店。

育德胡同（1）：开始和结束

YD唱片店关门两三年后，有一次我和C，W， L三人从西直门溜达到育德胡同。尽管我们都住的离育德胡同不算远，但唱片店关门后，都从未回到那儿去再看一眼。那天我们走进胡同口，发现原来的那两扇镶着大玻璃的木头门依然还在，走上两三阶石头台阶，依然能拉开门走到那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小屋，依然能看到铺满左右两面墙壁特殊设计直达天花板顶棚的巨大可拉动CD架，只不过取CD而代之的是一排排装修材料、墙纸和颜料油漆样板。一个打工妹模样的小姑娘做在以前C和L常坐的那个店员位置上冲我们迷茫的眨着眼。

我、W，L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是在间屋子里认识，逐渐成了有相同兴趣的朋友。所以看着这场景都感觉挺别扭。
我其实一直觉得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比我有资格写写这段时光，特别是S，C和L曾经是这儿的第一任、第二任和最后一任店员。相比起他们来，我只有一个偶然旁观者浮光掠影零散片段的回忆。

九五年夏天我回北京，发现正版唱片在北京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产业，有不少人在比较认真地从事了。新街口一代很多音响器材店商店都或多或少的在代卖一些非常及时全新的正版摇滚乐唱片。不过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都远不及北京音乐台的主持人ZYD开设的YD唱片店。

ZYD在九十年代初起就一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俩特另类的节目：周一的《新音乐杂志》和每天深夜的《午夜蓝调》，这成了他的标志，连我自己上高中的时候也是听着这两档节目写作业的。

YD唱片店最早应该是九五年五六月份开在西四十字路口西四百货商场二楼的音像柜台（那商场2005年被拆成了废墟，现在变成了西四地铁站旁的一片绿地）。它一开始还是延续那种老的销售方式（估计是商场要求的），CD都摆在玻璃柜台里，然后有售货员应顾客的要求拿CD出来给顾客把玩。但YD唱片店在西四商场里还是做了件那时看起来比较出格的事：在开业不久请了一支不是特别有名的瑞典乐队（名字就在嘴边上，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在商场的二楼搞了一次演出，在靠近临街的窗户旁搭了个小舞台，把几个瑞典人拉过来由一群摇滚青年观众围着（多数都是听了YD的广播节目《新音乐杂志》和《午夜蓝调》里的通告来的）震耳欲聋地演了半个小时，把正在商场里买茶杯拖鞋裤衩毛巾的大爷大妈都吓着了。大概因为这种夹杂在油盐酱菜中卖西方正版摇滚乐唱片的感觉实在是不搭调，没过一个多月YD唱片店就搬走了，找了闹中取静的育德胡同一间民房做门脸。

我第一次去育德胡同YD唱片店大概是九五年七月初C带着我去的。那时还没有平安大道，官园大街骑到东头是一条小胡同。我们穿过胡同到赵登禹路，向右手拐走五十米左右就是育德胡同。唱片店就在育德胡同西口往里走几十米。

新店里特殊设计了开放式的两扇巨大CD架，可以摆放几百张货品，装了两扇隔音效果极好的镶大玻璃木门，一进门的左手边是一张小木桌，历任店员就坐在桌后边儿，看书算账侃山当然更多时间是发呆。门对面的白墙贴满了各种海报——那年Oasis刚刚推出了他们著名的(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 右手的墙上就贴了一张巨幅的Roll With It单曲海报，非常惹眼。应该说这个店面弄的非常的舒适，一进去就让人有想坐下来安静听音乐的渴望，特别是不久以后还添了个不错的音响，整天耗在店里听而不买的人就越聚越多。

曾经在南礼士路店的S姐成了第一任店员，部分原因是她和YD的合伙人也是店的实际经营者N很熟的缘故。而N据说是经常跟着他哥到YD家里打电游和YD熟起来的。我当时也很奇怪为啥C和S一下变那么熟，过几年谜底才揭晓。
那时他们刚搬没两天，连货都没摆齐。其实S不是特懂音乐，我和C帮她按着定好的分类整理了一下午的货。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大批量的未开封正版摇滚乐唱片，每张看着都爱不释手。YD不愧是有经验对西方音乐谙熟于心的电台DJ，每一个类型的订货都非常完整而又精炼。那天摆出了五个大门类：独立厂牌、电子、实验、摇滚乐民谣和爵士布鲁斯，站在屋的当中环顾四周，这就是一部缩编版的现代西方流行音乐史，所有的骨干精华都浓缩于此。在那时的中国北京，只有在这寂静胡同的一间门脸店内才能找到这样完整的聆听体验。这一天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意识到听音乐不能停留在捡漏上，必须听有质量的才不会让自己的感觉垃圾化下去。

S大概在YD唱片店干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匆匆辞职而去了，C顶替而上成了育德胡同第二任店员。于是我在那个暑假剩下的一个多月成了YD唱片店最早的那播几乎每日下午必去报到的常客。其实，除了刚开业的那几天，在那个夏天的大部分日子里，店里经常是整日没有一个顾客。而两位店主YD和N也几乎从不到店里来。后来听说是因为N和一些人发生了经济纠纷，出去躲债了。C成了唯一的挡箭牌。我们也确实见过几条大汉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而来，推门气势汹汹而入找人，C巨搞笑的极不负责任，告人家想拿什么拿什么，不用问他。几个人显然对挺昂贵的一堆塑料片儿没什么兴趣，撂下几句狠话悻悻地就走了。

除了这些小插曲，那个夏天更多的是寂静。我们很小心地把这些标价都一百多的唱片拆了封，挨个儿听下去。我和C有时讨论两句，更多的就是一边听一边看着玻璃门外的另一个世界。伴随着The Velvet Underground, Bark Psychosis，Brian Eno或者是Billie Holiday的是门外一棵摇动着翠绿树叶的大杨树，一个门脸破旧的小饭馆和人烟稀少的骄阳下的胡同。经常是长久的空白以后，一个光膀子骑板儿车的民工慢悠悠晃过去，一个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慢腾腾地蹒跚而过，一个放学戴小黄帽的小学生蹦蹦跳跳。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听到的都是巨飘扬迷幻的音乐声。刹那间感觉屋里屋外恍若隔世。

1998年十月，我在山东呆了半年回到北京，好长时间没去育德胡同，便约了W一起傍晚时分过去。大铁栅栏门向下拉着一半，我们有点儿奇怪敲了敲门，弯腰钻进去，店里有最后一任店员L和其他俩熟脸顾客，L告诉我们YD刚决定唱片店关门结业，第二天就不开门了，所以除了唱片我们可以随便拿点儿东西。我爬高把墙上那贴了三年的Roll With It海报揭了下来（现在这张海报贴在我北京家里的墙上，虽然已经破的不成样子了），又拿了几张唱片店的名片做纪念。一段时光就这么结束了。

2008年底我骑车去平安里游泳馆游泳，顺便拐弯从那门口又过了一趟，那个旧日胡同已经被拆的不成了样子，对面的大树和小饭馆都不见了，奇怪的是YD唱片店的门脸居然还在，只不过是门口挂了平安里地区拆迁指挥部的牌子。我明白这地方我是不应该再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