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得起，总有某天会倒下——读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有感

文/小河

最开始对建筑史感兴趣可能源于中学时代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那时候，两位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深深地吸引了我，大概也在我的心里隐隐种下了建筑是有生命的这样的念头。本科念的是人文地理方向，和城市规划也算有些结缘，也会好奇那些构成街区、城市的单体建筑有怎样的故事。陆陆续续读过一点萧默[1]、楼庆西[2]、梁思成等先生的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章和书籍，试图认识中国古代建筑究竟为何形成这样一幅迷人的样貌。也曾随着当年“梁陈规划”中主人公之一陈占祥先生的女儿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中的文字感慨北京旧城传统风貌的消逝。既和专业相关，又算是兴趣，念本科时一直对古建筑的保护还有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3]的相关问题念念不忘，本科毕业论文也是有关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很多次有目的或者无目的地走街串巷之后，我都会深深地生出疑惑，在现代，北京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建筑格局究竟该怎样延续？我们是要以牺牲居民生活质量为代价？还是搞成如同假古董一般的雕梁画栋的高级居住区？如果说这些问题现在主流学界仍然无法给出一个普世的答案的话，我个人觉得阅读汉宝德[4]的《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对我理解这些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让我觉得研究建筑史对于我们怎样延续自己的文化以及建设怎样的家园都有着借鉴意义。下文就简单说说我对汉宝德的部分思想可以怎样运用于今日城市规划中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的理解。

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文化讲座》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汉宝德在台湾东海大学所做的有关“中国建筑的文化”的讲座在历经了二十年的修改后交付出版的结集；后一部分收入了汉宝德的另两篇文章《人生的建筑》和《从建筑看文化》，也是其对建筑文化的思索成果。在东海大学做的一系列讲座中，汉宝德从“建筑文化的基础”、中国建筑文化的三个时期、“中国人的空间观”、“古典中国的空间课题”以及“文字、文学与空间”五个部分来系统的阐释他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所蕴含文化的理解。

汉宝德在他的讲座中提到以下观点。他认为中国建筑是一种蕴含生命的建筑，中国人采用木构也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房屋和人生一样有一个兴衰更替的过程。除了材料要具有生气之外，造型也是注重生气的（如屋檐的翼角起翘是一种气韵生动的表示）。我们的伦理秩序在空间中表达为“均衡、对称”、“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当看到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更新的观念瞬间就有所释然，虽然现在有一些极其激进的声音对于拆旧屋、建新屋的行为有所批评，认为建设者们只会建“假文物”。可是如果我们试图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便可知道选用木构为主要建筑方式的我们，一直有一种不追求长久永恒的文化，而建筑的更新交替更多的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如果对我们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之后，在品评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措施之时，或许会避免有失公允。

汉宝德同样提到，我们的民族是有一种“务实的”观念。比如：我们雕像不像外国人是从材料上找灵感，而只是把材料视为材料，木质雕像往往是用木材拼接起来。自古以来，我们砌墙也是以土夯成，只把砖当做表面材料，不像外国很在乎砌砖的技术。连进行建筑装饰的时候，我们往往也只装饰能被看到的那一面，而不管反面，几乎就是“面子主义”的表现。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仅仅在建筑方面如此，中国古代科学整体上都是务实的，“勾股定理”在中国的表现只是“勾股关系”而已，是为了实用，并没有被抽象为定理。中国传统的“天”、“算”、“农”、“医”都是偏重于实用的学科，和西方科学的发展完全不同。同样有趣的是，汉宝德在论述务实精神时还说道：“中国人在住宅内是道貌岸然，一切照伦理制度做事，但是在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则以宅后的园林为中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反映了中国人外儒内道的生命观。儒家的道理是面子而已。”姑且不论儒家的道理在中国人心中是不是只是个“面子”。我认为汉宝德的这句话倒是清晰的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正是这样的文化观才会使得我们的建筑是在“现世主义、生命主义、官能主义的人生态度下，受伦理制度的外在制约而产生的”。

在讨论中国人的空间观的时候，汉宝德认为“中国的空间观念是简单的，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他进一步由有关手指的原始神话、我们传统的计数方法、筷子的使用等推出中国“棒棒的文化”决定了我们在建筑上最早的结构系统——梁柱系统。而“棒子的形象成为空间观念的时候，出现一种特有的主轴观”，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中，重要的就是决定这一条轴线的位置。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汉宝德眼中，中国采用的建筑手法和城市规划原则无一不与文化观念相合，正是其做出了文化内涵的解释使得我们传统建筑中的很多规律都可以联系起来解释相通。

对于我们是如何形成这么一种与西方理念相悖的特定的空间观，汉宝德借梁漱溟的一句话——“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指出：“宗教情绪淡薄和家族至上这样一体两面的观念造成了我们独特的空间观。我们由于没有宗教意识，所以我们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宏大感人的纪念性艺术，虽然佛教东来之后我们一度也有兴盛的佛像雕塑艺术，但宋元之后也有所式微。”在汉宝德看来，宋代以后，“悠游于‘山水’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看法”这样的中国的特质才完全表达出来。由于轻宗教，我们并不相信永恒，允许建筑的倾圮；由于轻宗教，我们的文化是主张“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古老建筑的保存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观念。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不难解释如今在进行历史文化保护区建设时为什么我们没有明确的脉络，只是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汉宝德认为，由于重家族，我们的空间表现为内向性，形成了以院落为社会组织单元的特点，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同时由于重家族，我们用空间表达出来了伦理秩序的观念，建筑讲求主从分明。正是汉宝德的如上思想对我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更新有了帮助。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要整体保护北京旧城，包括“保护旧城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道、胡同格局”和“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规划文件中所进行规定的，仅仅是建筑形态和城市形态这种十分物质性的东西。可是通过阅读汉宝德先生的理念，我感觉“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设定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主张“除旧布新”的，我们就没必要纠结于今天历史文化保护区修缮过程是否符合《营造法式》或者是《工程做法则例》中对于种种形制的规定，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今“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以及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规划建设如何能在适应新时代生活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空间观。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于院落的重视、对于“翼角起翘”的重视、传统三段式的组成结构这些基本的要素至少是需要保留的。记得以前在一些被划作“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域溜达的时候，发现一些新修建筑只是空留红灰二色，连基本的传统建筑三段式体量中十分重要的屋顶都忽视掉的时候，就觉得颇为可笑。从实际中不难看出，在有些人看来，红灰二色即为传统。这大概就是我们不回过头看建筑史，不从建筑史中撷取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精华部分的后果吧。而如果这样，只是空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的又是什么呢？

从建筑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差异，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汉宝德认为由于重家族，所以我们的空间表现为内向性，并且以院落形成聚落，少公共空间。而在现代文化中，城市中公共游憩空间是必不可少的。这么一来，如何在已经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中设计公共空间，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这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而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往往需要结合当地实际，例如，若是在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因为有一些已废弃的旧厂房，就有可能通过对它们进行改造或拆除来实现公共空间的建设。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我们的传统建筑文化，我们才能更明晰的找出差异，解决差异。一边读汉宝德，一边在历史文化保护区里溜达，我才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建筑或者聚落蕴含的文化都是随着时代在变化的。就像最开始“四合院”蕴含着一种宗法等级制度的文化；可是进入近代之后，由于居住人员渐多，逐渐打破了宗法等级制度，又蕴含了一种被老一代人念念不忘的具有嘘寒问暖人情味儿的平民文化；而随着近些年的原住民搬迁、流动人口增多等原因，那种文化又渐变为包容性的五湖四海的多元文化。这时候，建筑或者聚落本身似乎就是有生命的，它们的生命不仅仅在于其形体会经历一个兴盛倾圮的过程，而且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也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变化，而不会停滞不动。值得提到的是，现行的《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并没有对建筑具体形制规格的规定，只是以普遍的原则规定“与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格局、建筑体量、尺度、形式、色彩等传统特征相协调”。我个人认为现在这种概括性的规范是适宜的，比严格规定建筑形制要好。因为毕竟我们之所以设定历史文化保护区，首要目的是为了能够传承文化，而文化本身又是多元化的、渐变的，具体的建筑形制并不能规定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传统的理解，所以对新建的具有传统风貌的建筑，我们应该更多一些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同时也从更广义、更多元的文化上去理解新建筑。但在历史文化保护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还有这种新时代的理解和诠释也是要基于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之上的。

记得以前大学同学在微博上转发过一条讲述老北京人今天不得不纷纷迁出旧城的段子，当时他@了我和另一位同学，提到某天他偶然路过某条胡同，有种回到童年的感觉。看到他说的话，我想起在大学时代的一门《中国地理》课堂上，讲台上我们三个以家乡在北京的身份介绍北京的人，神情凝重的谈起北京流逝的那些建筑和故事。虽然我们三人中就只有他一人儿时真正住过胡同，我也只是长大了搬来，若干年都对北京找不到完全的认同感，但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在思考和关心那些建筑和那些未来究竟何去何从。或许每个城市永远都不乏那些试图接近这冰冷城市的内核并释放温度，以及凭着微弱的力量试图认清这个纷繁的世界的人。有一年看潘国灵的《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那一段正巧是我特别着迷于谢安琪的那首《喜帖街》之时，看到潘国灵笔下对这首歌的解析蕴含了香港人对城市建设过程中历史街区保存更新所作的努力，不由得很有感触。“筑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这样的心声讲出了历史街区的更新交替、衰败倾圮，让我感动于他们可以以这么一种冷静又饱含感情的方式来讲述自己城市的故事。于是，我一直希望能回头看看过去，从过去寻找那些塑造了我们现在的因素，并试图从过去的故事中明白，我们未来究竟应该怎样。汉宝德先生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以下是2022年11月24日作者随想

这篇读后感源于十年前念书时一门中国古代科技史课程的读书报告，汉宝德这本书自然不是那时的课程读物，不过是因为相关主题是持续多年的业余兴趣，以前交作业就喜欢做这种事。城建与城建史相关兴趣确实持续了大约十几年，真正没有再深入接触也许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或许更是因为自己主观上的逃避。）但谁都逃不开城市，我甚至也逃不开北京。陌生人突然问我想不想离开北京？那时我说我想，但是我有个店走不开。现在走不开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却又不知道去哪里。

再说回城市，近几年以“公共卫生”为借口的“管控”之下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完全打破与重塑了都市地景及其中人事物的关系。我们目前也许只能明显看到沿街商铺的消失、居民互动空间的“占据”，当然还有一些新的空间被利用（如五月份北京的亮马河）；但种种武断且直白的“管控”逻辑的影响一定是长期的，我对此抱有一半的心痛也有一半的希望。心痛是因为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流离失所、城市衰败、活力消退（当然还有生死问题）；但希望在于，人们总能在缝隙中找寻跻身之处，以多种斗智斗勇、钻空子的手段来与各种空间互动。

上面这段也许太文明，我们也见过实体的警戒与封锁，困在电子身份中寸步难行。隔离与界限，有时是无形的（取决于基站），有时是自己的门。这些问题的巨大阴影之下，如果我们还继续讨论何为“传统（建筑）文化”，自然觉得颇为可笑。以前可作粉饰的“文化”之水已经流干，出露的是什么？延续本文的话题，从规划与城建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社区”这一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歧义。它唯一的样貌便是国家“治理”的最小单位。自下而上的可能已在这光明正大的“管控”中彻底凋零。

命运的巧合，上文中提到的“有关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十年后，我在这里工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做的工作甚至也相当于营造上文所提及“如何在已经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中设计公共空间，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之中的“公共空间”。但这样的空间，在人口“疏散”与以“公共卫生”为借口的“管控”双层夹击之下，自然已不复存在。由于一段时间国家“治理”的逻辑是稳定、零病例、减少流动（几乎是“完美”与“顺滑”地接续了北京对流动人口的“疏散”），聚集不被鼓励，作为“治理单元”的“社区”越来越封闭，也不再欢迎外来的力量参与社区营建，因为应付“公共卫生的管控”是最重要的工作。

这几年我们见过了太多的空空荡荡，地安门外大街与平安大街虽然在某一次大庆之前进行了风貌整修，灯光打开宛若戏中，但走人行道一间间看过去，发现许多什么都没有。“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十年前颇为牵强摘录的歌词如今读出了无可奈何。谢安琪的演唱会，其实也是听过，那正是港岛歌者的时代歌曲传唱街巷之时。即便当时她多唱些角色扮演、分分合合，但绝大多数听者将那里视为凝聚力量的政治空间。庆幸也曾在那黑暗里，听到清亮的语句，丝毫也不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