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祗·坟墓·学者》摘抄二篇

原著/C.W. Ceram 译/刘迺元 三联书店1992版

55页

谢里曼挑起的这场革命来得十分迅速猛烈,他的各种成就一个接一个出来了,而谢里曼其人的确不同凡响———他不是真正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学者,可在经商、考古两个领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业绩.这一切,加上公开发表的文稿里那种”沽名钓誉”的姿态,在学术界———特别是德国学术界引起了震惊.在谢里曼从事考古发掘的几年之内,就特洛伊和荷马的问题,众多学者发表的论文多达90篇,足以证明学术界对谢里曼的反应有多强烈.谢里曼那种业余涉猎的治学态度是被抨击的主要内容.纵观人类考古发掘工作的历史,任何局外人胆敢为发现未知领域提供新生的动力,就常常在学院派考古学家们的围攻之下被搞得焦头烂额,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因为谢里曼受到的攻击的根据是”原则性的”,所以在此就有必要援引一些相关文字.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哲学家叔本华的声音:

“业余涉猎而已!”一种多么鄙薄的形容,是那些单纯以赚钱为出发点的人对真正因为爱好而从事科学艺术者的一种贬称.这些人为何要贬低别人呢?只因他们卑鄙地认为,除非受到贫困、贪欲或饥饿的驱使,谁也不会真正献身于任何事业的.一般公众的想法和观点也是如此,所以对所谓的”专业工作者”十分敬重,对业余活动者就缺乏信任.但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专业工作者只把活动当做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业余活动者把活动本身当做目的.然而只有当一个人关心一件事物的本身,当一个人喜爱某种活动并发自内心地愿意献身于这种活动时,才会真正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顶极的成就从来就属于这种人,而不属于那些惟利是图的雇佣学者.

威廉.多普菲尔德博士,一个与谢里曼共事的人,也是他的顾问兼知交.他是支持谢里曼的少数德国人之一.很久之后的1932年,多普菲尔德写道:”当谢里曼在特洛伊和伊萨凡工作时,一些学者,特别是德国语言学家对他冷嘲热讽,百般诋毁.对这些行为,我始终无法理解.后来,我依照《荷马史诗》着手发掘工作时,也遭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嘲笑和讥讽.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他们的意见不但不公正,而且的确很不科学.”专业工作者不相信非专业出身的业余活动者,实质上是平庸之辈不相信天才人物.他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地打发日子,如果别人要走出一条全新的冒险的路子来,即马丁.路德所谓”对人世间一切都不依赖”,他们就看不惯了.然而平庸之辈总是占大多数,并且往往有权有势.

回顾科学发展史,不论上溯到多少年前,都能够看到,数不清的伟大成就都是外行的、业余的、非专业性的人做出来的.这些人信仰坚定,自学成才,偏偏没有专家们的盲目与偏见,没有专业训练的条条框框的制约,所以,他们能够成功地跨越那些学院派正统设置的层层障碍.17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冯.盖里克的职业是律师.18世纪制造蒸汽机的先驱帕平是个医生.富兰克林是肥皂匠之子,连中学的门槛都没碰过,更甭说大学啦;后来不仅成了著名的科学家,而且成了伟大的政治家.电的发现者加尔班尼首先是个医生.据奥斯特尼尔德所著的电子化学史记载,加尔班尼之所以发现了电,恰恰是他正好缺乏电学知识.弗朗霍佛尽管到14岁才识字,在光谱方面的著作却非常出色.铁匠之子法拉第,当过订书匠的学徒,他的知识几乎全靠自学而得.梅耶发现了能量不灭定律,但他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医生.同为医生的赫尔姆霍茨,26岁时就出版了有关同一内容的著作.乔治.布封是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而一本地质学著作却是他最主要的著作.解剖学教授索莫林发明了电报机.画家莫尔斯编创了电报码,画家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三个毫无专业知识的军人齐柏林、葛罗斯和帕瓦西尔却发明了飞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假如把这些人和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一笔勾销,那么整个科学发展就不堪想像了.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曾经一度忍受当时的所谓专家们的嘲笑和蔑视.

在考古学及其相关的领域里面也涌现了一批出色的业余活动者,例如,第一位优秀的梵文翻译者威廉.琼斯本来是孟加拉的一名高级法官,而不是东方学者;古文学家戈罗特劳德是楔形文字的第一个翻译者,而他的事业继承人罗林生却是军官兼政界领袖;医生托马斯.扬肇始了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这项艰难工程,而历史学家商博良则是这项工程的完成者.铁路工程师休曼发掘了波贾蒙古迹.

如果这些出色的成就都出自专业工作者之手,那谁也不会非议它们的价值.但是,既然最后的成果是最为重要的,而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又无可挑剔,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格外感谢这些”外行”吗?诚然,在早期发掘工作中,谢里曼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一些应当保存的古建筑被他拆毁了,一些可能提供重要线索的古墙被他破坏了.但对此问题,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的观点是:”谢里曼的方法不分步骤,直挖到底.看来科学上最大限度的成果就是这种方法带来的.假如采用更为系统化的发掘方法,就有可能挖不到那山头下更加古老的几层,我们现在认识到的真实的特洛伊古文明就仍然深藏在地底下.”谢里曼早期对史料的解释和年代的判断大部分是不正确的,这当然十分可惜.然而,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却以为到了印度,但是这个错误看起来并没有降低他发现美洲的实际价值.一开始发掘希萨尔里克高地的时候,谢里曼简直就像一个孩子,用榔头乱砸玩具;从这时起到发掘迈锡尼、梯林斯的这段时期,在考古学上的造诣,他毫无疑问有了巨大的进展.这一点,多普菲尔德和伊文斯都作了证实.

190页

1898年，埃及文物管理局局长劳莱特在挖开阿门诺菲斯二世等人的陵墓时，也发现了许多“转地木乃伊”–13具集中在一起的国王遗体。这些也是二十一朝的僧侣们为保护起见黄夜从各地运来的。但劳莱特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殉葬品，而几年前布鲁格施却找到大量的贵重葬物。那些木乃伊安然无恙，阿门诺菲斯仍旧躺在石棺里–但殉葬品已被盗窃一空。后来威廉·加斯汀爵士下令修筑围墙保护陵墓，以使这些国王的骸骨得以安息。岂知只过了一二年，盗墓贼更进入墓室，把阿门诺菲斯搬出棺外，对于尸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这些人很可能是串通了陵墓的警卫，几千年来盗墓匪几乎无不如此。这再次证明，布鲁格施发现那座集体陵寝以后便把里面的一切统统运定的作法是对的。如果出于对帝王的虞敬而不肯这样做，那么鉴于埃及的情况，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错误的。

回过头来再说埃密尔·布鲁格施贝伊。当他离开那40具帝王的遗骸，从那狭窄的巷道爬回地面时，脑子里已经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确保这些遗体的安全。如果弃置不管，就等于任凭人们继续劫掠；要想把墓中的一切统统取出运往开罗，就要雇用大批的人力，这只有到阿卜德艾尔拉苏尔的家乡库尔纳去找，然而那是盗贼的渊薮啊！布鲁格施第二次拜会省长时，已经决定不顾一切去这样做了。次日上午他就带着300名雇来的农民回到洞口。他下令封锁墓区，然后和阿拉伯助手一起挑选了看来较为可靠的一批人开始搬运工作。工程是繁重的，最重的一具石棺要用16个人才能搬起。布鲁格施和助手在洞外逐个验收登记后，把全部墓葬中的一切排列在山脚下。全部工作总共进行了48个小时。对此霍华德·卡特有一句简单扼要的评语：“现在的人们也干不了这样快！”

考古工作并不需要这样急迫，实际上也大可不必如此匆忙，因为那艘开往开罗的船后来迟到了好几天。布鲁格施贝伊教人把这些木乃伊包好，盖好棺材运往卢克索。装船的工作直到7月14日才告完成。

然而后来发生了更为动人的情况，使得布鲁格施这位久经世故的科学家都感到眼前 的事实比发现这批珍贵文物更为令人激动。船沿着尼罗河缓缓地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象 触动了这位不失宗教虔诚的科学家。

人们很快地得知这条船上装的是什么，消息像野火一样飞速传遍沿岸村庄，并不断向远处传播。可以看出，古埃及那种奉帝王若神明的传统信念至今犹在。布鲁格施站在甲板上，看到沿岸数以百计的农民僧同他们的妻子陪着轮船向前走，从卢克索起连绵不断，有掉队的随着就有人补充，一路直达尼罗河套的齐夫特和切纳。男人鸣枪向法老的遗体致敬，妇女则向自己的脸上、身上涂抹泥巴，并向乳房上涂沙。船只一路行进，不断从远处传来哭声。这是一支庞大的送葬队列，人们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丝毫的造作，但那悲痛是撕心裂肺的。

布鲁格施不忍再看下去，就回到舱里。他想，自己做得对吗？在那些呼天抢地、捶胸号哭的人们看来，他是不是等于一个盗墓贼呢？现在只能对他们说，自己是在摘科学研究，但这够用吗？

许多年以后，霍华德·卡特对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这样评论围绕着阿门诺菲斯墓周围发生的一切：

“这次行动有它的意义，可以就教于那些抨击我们不该在古墓中和取文物的人。我们把这些东西运到博物馆，实际上是保障了它们的安全。如果留在原地，它们迟早必将落入盗匪之手，那时不论把它们用于什么实际用途，都会永远无从寻觅了。”

布鲁格施的船抵达开罗，从此，不仅使一座开罗博物馆的藏品大大丰富起来，而且让人们见到了世界上一度有过，但已不复存在的空前绝后的瑰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