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小河读的书

一年过去，虽然看的东西七零八碎，但挑出来几本发现也可大致分类，所以有以下“科幻”、“地理”、“小说及其他”和“科学史”四部分，或可看做四个自我。

伪科幻爱好者

作为一个看科幻作品看得很少可是又整天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好科幻的人，大概也可以理直气壮凭着一句“科幻是一种生活状态”（吴岩语）自称为伪科幻爱好者吧。

《科幻文学论纲》吴岩 2011年 重庆出版社

既然特别信奉吴岩那句“科幻是一种生活状态”，就先说说这本理论著作吧。吴岩这本书是去年出版的，可算是国内鲜见的科幻文学理论性书籍。拖了好久刚刚开始看。大学时代在传说中的“科幻圣地”（之所以被人称作“科幻圣地”，大概因为这里是大陆唯一正经八百招收科幻文学研究生的地方吧）念过一学期吴岩开设的公选课“科幻文学研究”，在课上吴老师就提到了他的“作家簇”理论，在他看来，写科幻、读科幻的都属于边缘人，科幻文学这种边缘文学其实也没必要追求主流文学的认同。这本书里，吴岩把这些边缘人一一分类，按照“女性作家簇”、“大男孩作家簇”、“底层/边缘作家簇”、“全球化落伍者作家簇”这几大群体进行分析。至今每每参加和科幻有关的各种讲座，也还是会自我感动，总会觉得是一场场边缘人的盛会，如吴岩所言，这些看科幻、写科幻的人满怀对未来的想法，真是一群不为利益思考未来的人。

《地铁》韩松 2011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前偶尔会看点韩松的短篇，很容易就被他的阴郁气息迷住。以前多次讲座听他慢慢讲话，也很喜欢。不过读他的东西，确实需要静下来，慢慢读。《地铁》这本书也是去年出的，今年春天看了。看《地铁》那段时间，正是一段自己有意无意让自己天天依赖地铁通勤的日子，那时候总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面对地下。速度不快却可足够带来让自己紧紧拢住裙子的大风的列车，与黑漆漆的隧道一起，散发着一股迷人的黯淡的诡魅的气息。其实读《地铁》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抛开“科幻”的标签来读。韩松说过，写《地铁》的时候，没有感到什么寓意，只是在写实。有人问韩松写《地铁》时，是什么带给他灵感了？他说，地铁里面，陌生的男人和女人这么紧紧的挤在一起。韩松在《地铁》正文后附上了详细指导的地铁逃生指南，今年冬天又出了一本《高铁》。关于“高铁”，还想到两件相关的事儿。第一件是，自己今年的七月二十三号是在从南京回北京的动车上度过的，过了几天看韩松博客，才发现他写了一篇那天坐高铁去天津的博文。第二件是，暑假结束前和朋友去青岛玩，科幻迷朋友，订票时问我，坐过高铁没？答，坐过。又问，可怕吗？想了想说，还好，不可怕。那边应，那我们坐完高铁回来看《高铁》吧。

《绝望中诞生》朱苏进 2006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是因为一起坐高铁的科幻迷朋友知道我是地学背景，推荐给我看的，他说，这个故事一开始看来像是讲民科，可看着看着就发现其实确实是一篇科幻。看过之后又陆续听多人提起过。朱苏进在小说中大胆提出了一个陆地形成的假说，竟然还画了这个构想的示意图，之后还讲述了这个假说被科学共同体接受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史入门者，不由得会关注里面各角色对“科学”的态度、一个新理论如何被科学共同体接受、科学共同体外部的人如何进入科学共同体内部。这个故事好玩的地方在于，最后提出了伟大科学构想的主人公“抛弃”了科学，重回官场。看样子这举动还隐隐约约透着点儿对“科学至上”的叛逆呢。所以说，看小说的时候偶尔走走神也挺有趣的。

其实也看了几本和地理有关的东西

时不时会在自己地理思维渐渐模糊的时候看一点和地理有关的东西……

《長江萬里行——一條時間之河的故事》赛门·温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 2001年 馬可孛羅

作者温契斯特的译名有好几种，包括西蒙·温切斯特、文思淼，之所以把这本书归在和地理有关的小节里是因为温契斯特是牛津地质系毕业的，而且在他写游记的行文中总免不了地学视角。除了游记，他还写过《爱上中国的人——李约瑟传》（此为台湾时报文化版译名，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版译作《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OED的故事》（此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与台湾时报文化版译名，商务印书馆译作《万物之要义——<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记》）。温契斯特的《长江万里行》讲述他上世纪九十年代从长江入海口溯源而上，直到沱沱河。他说，从上海进入中国，沿长江向西的旅程，既是一次跨越空间的旅程，同样也是一次跨越时间的旅程。在这本游记中，他同样花了很多篇幅写长江沿岸的历史。最初知道温契斯特是在澳门的“边度有书”买到了《爱上中国的人——李约瑟传》，后来和同学聊天，才知道温契斯特兴趣甚广，同学也给我展示了他从旧书店淘来的《长江万里行》，遂津津有味的拿过来读。另外，读过它一个月后，开始读《江城》，同样是和长江有关的故事，也同样是“他者”的视角。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看“我们”，也挺有趣。读书有个奇怪的习惯，读到致谢之类的话时会格外仔细，而且往往易受感动，《长江万里行》开篇一段“作者识”里温契斯特就讲到，因怕引起麻烦，全书特意隐掉自己在中国时导游莉莉的真名，表达对她的感谢，并且说“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希望，像她一样的青年男女终会找到继承管制泱泱大国的方法。也许有一天，他们能使祖国为优秀的千万人民开展合乎人道的将来。

《无边的恐惧》段义孚 2011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段义孚是大学时代念“人文地理学”时就常常听老师提起的，那位老师恰巧就是段义孚第一本中译著作《逃避主义》（Escapism，1998）的译者，所以即便年终考试的时候考的多是模型啊计量方法啊，也多少受了点人文主义地理学（或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熏陶。按说大学时就应该找来读，可是一直也拖了下去。那天听一个搞科技史的老师闲扯起来段义孚的八卦，才想到要翻出来这本《无边的恐惧》。其实对于这个译名，还是有不满的，Landscapes of Fear一书中除了“恐惧”之外，“景观”亦是全书的核心，按现在的译法，不大容易让读者理解这本书和地理景观有什么关系。目前段义孚著作中有中译本的只有《逃避主义》和《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1979）两种，他的成名作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并未译介。唐晓峰曾经撰文说，段义孚的Topophilia（此书被唐晓峰译成《恋地情结》）和Landscapes of Fear两本书很有点姊妹篇的意思。因为段义孚认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正如唐晓峰所言，段义孚关注的主要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在段义孚看来，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注：唐晓峰上述观点摘自《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这篇文章刊载于《读书》2002年11期。）段义孚在2005年来过中国，在北师大做了一次题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的演讲，这次演讲从“地方感受价值”、“强权的心理学”和“文化想象力”三方面讲述了他眼中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他在结语里说这三方面“都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注：这次演讲的译稿刊载于2006年3月的《地理科学进展》。）看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更清晰地理解段义孚的主要观点。

《文化地理学释义——大学讲课录》唐晓峰 2012年 学苑出版社

唐晓峰的这本书是今年出的，是根据其2005年、2008年两次来北师大讲授“文化地理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因为是讲课录，所以内容多用口语呈现，举很多例子，读起来轻松。是不是地理学背景的人若是感兴趣都读来轻松。就书中观点，文化地理学或可看做从地理角度解读文化（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culture），文化地理学关注：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地方文化、区域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等等。此书还提到，“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具有天然的贯通关系。地理学家要做的是守住空间角度，否则就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地点、区域、空间、距离、景观、人地关系，这些是最基本的地理学角度，地理学家谈人文社会，都是围绕这些问题来谈。”就像上文摘抄提到的这样，唐晓峰在书中经常会提到与地理学研究方法论有关的东西。虽然看唐晓峰的东西看的并不多，但还是能感受到他文章中时常散发出浓浓的“文化地理”气息，比如其曾经有一篇讲地理学史的文章也提到文化地理的问题，叫做《“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一些段落表现了他对现有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书写中过分重视自然地理而轻视文化地理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无论是侯仁之还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对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看法（前者有著作：1962年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后者有著作1984年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地理学史》）都太偏重于自然科学那边，而忽视了他讲的“王朝地理学”（在《“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一文中，唐晓峰提到“就基本世界观来说，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下’、‘华夏’、‘中国’、‘九州’、‘四海’之内，其本质是一个人文世界。中国古代地理学在论证这个人文世界上，有一整套的作为。对于这个地理学体系，可称之为‘王朝地理学’。”）。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对于人文地理学有着很深的传统。包括《汉书》里面的一些论及“域分”和“风俗”之类的东西典型的体现了“文化地理”，可是现代研究者抱着“没有自然，不成地理”的态度，是不会承认那些东西的学术价值的。

小说及其他

《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邱妙津 2012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开始应该是从骆以军讲话中听说了邱妙津吧，今年出了简体版就找来看。按着写作顺序看的，先看了《鳄鱼手记》，再看了《蒙马特遗书》。在《鳄鱼手记》里，邱妙津写“对生命最勇敢也最诚实的大学时代”。她活的真切，从文字中就能看出来她正视内心细微的变化，以及她在认识自我过程中的诚恳。如果说读《鳄鱼手记》时羡慕她那份“真切”的话，读《蒙马特遗书》往往就会因为她散发出来那巨大的能量块而痛心，而真切的东西永远是痛的吧。骆以军在邱妙津自杀后写了本《遣悲怀》，没有看，不过《鳄鱼手记》和《蒙马特遗书》中都附上了骆以军的一篇文章《时光踟蹰》，在最后骆以军说：“那将使我们合上书后，恐惧、哆嗦、心脏宛如宇宙瞬爆，哀悯、净化，甚至羞愧。不是为多年前她早已发生的这个‘自杀——遗书’的陨灭与存有的白银坛城，而是为我们没有对抗虚无、对抗媚俗，不愿意在屈辱和剥夺后相信自己是不该被羞辱和剥夺的，在浑浑噩噩的时光泥河中这样继续活着。”读完《鳄鱼手记》，唯一想到的是，有些东西大概会让人更好的活下去。可读完《蒙马特遗书》，倒因为她真实的陨灭而不知所措了。

《击壤歌》朱天心 2010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读完邱妙津之后，近两个月没读小说。有一天突然很想找来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东西来看，于是订了《荒人手记》和《击壤歌》。天文的东西倒是以前翻过一本《炎夏之都》（收录其1982-1987期间的部分作品），天心的作品以前从没看过。巧的是前些日子听同学说想看鹿桥《未央歌》，也随他听黄舒骏《未央歌》听的痴迷，大概是大家都想怀怀青春的旧吧，借来厚厚一本《未央歌》一直也没空打开，倒是看到《击壤歌》腰封上大大的印着王德威的评价“不啻是《未央歌》的一脉真传”，便索性先翻看这本讲述小姑娘家心思的书了。《击壤歌》里细细碎碎讲了许多无关紧要闲来荡去的东西，比如说姑娘们看电影、吃东西、走红砖路、逃课的日子。可正是这些无关紧要，才是生命中的血肉吧，青春期一起发过的那些誓言，孩子气，却又真实。朱天心说，这本书只一个字，就是“真”。读完果真是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有多大的梦想和真正做了什么大概都不重要，那份真真切切，才是值得留下念想的吧。天心有才情是很多人公认的，书里也时不时带着点自己对方方面面的见解。比如说冷不丁提到邓拓、吴晗、廖沫沙，就抒发一通自己所认同的史观。再比如还提到过批评家给一些作者扔下“乡土文学”的帽子，对一些批评家预先握了一把尺、并用那把尺不变应万变的量作品的做法抒发了自己的看法。读完之后自己动手查到一堆作者八卦，对应文本惊叹了许久，同学在一边说，你说的这些八卦要是时间再早一点就是史学研究了。

《事后》陈冠中 2009年 江西教育出版社

年初在家附近的小书店偶遇，以前也只读过《波西米亚中国》（陈冠中、廖伟棠、颜峻合著）里他的几篇文字。《事后》一书的简体版有个副标题“H埠本土文化志”，讲的大多是七十年代的香港，陈冠中想借此追忆在七十年代是哪些人哪些事哪些书开蒙了他。他在“前志”里说，“七十年代香港本土进步青年要求自己放眼世界，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七一年到八一年是我眼界大开，也是香港文化脱胎换骨的时期，我兜兜转转老是回头说这年代，以这段时间为鉴，然后才往前张望，往后追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两处，一处是其中一篇《动漫宗师》讲万籁鸣、万古蟾和手塚治虫之间的渊源，他讲到手塚治虫受过万氏兄弟影响，四三年手塚就看到过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之后，六三年《铁臂阿童木》上映，六四年《大闹天宫》上映，“虽然中日两地动漫界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大师级领军人物，只是往后时运各异”。另一处是他提到在七七年他办的《号外》杂志登了一篇七灵写的《湾仔；吾乡、吾土、吾民》，只看着题目他就眼中有泪，他心想在瞎感动什么，自己直到大学时代才偶然涉足湾仔，他想，当时打动他的大概不是湾仔，而是：人可以对自己长大的小地方这么有感情，并且可以像七灵那么有勇气大声喊出来。

《小小姑娘》虹影 2011年 译林出版社

春天的时候读了《小小姑娘》，这书是去年出版的。以前唯一读过的虹影作品是《好儿女花》，虽然知道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是代表作，可是只读《好儿女花》都恍惚了很久的我一直都不敢看《饥饿的女儿》。《小小姑娘》里，虹影讲家人、邻居、自己，当然还有她称作“女先知”的女儿。当妈妈后的她看世界的时候，大概用的都是不一样的眼光，所以写起过去的时候，处处都笼罩着一种温暖或是温柔。那一段时间正好看了她的一个访谈节目，在电视上，她谈起女儿的时候，眼睛闪烁着光芒，谈起爱情时，说“一个眼睛看着你”时的神采奕奕。所以看了《小小姑娘》之后，才意识到可以不用躲着《饥饿的女儿》了，夏天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了，回到文字本身，纯粹观赏它们。看虹影的变化，她的自我和解姿态。这下子也算是补全了和她自己有关的三部曲了。冬天的时候，她新出了随笔集《当世界变成辣椒》，写那些煮东西的乐趣，闲翻了一半，倒也被她感染的格外热爱生活了。

最后回到本专业吧，两本与科学史及相关学科有关的书

《二十世纪中国科学》董光璧 2007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知道这本书是在一门叫做“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的课上，授课老师是物理学背景，写《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教出版社）的胡大年，恰巧董光璧先生也是物理学背景。虽然它不是教材，但在课上提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中董先生对中国现代科技史做的一个分期。在董先生看来，划分中国现代科技史三个时期的三个历史事件是：1582年利玛窦进中国，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设立，1956年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他把1582-1928年称作是现代科学技术启蒙期，1928-1956称作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1956年以后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科学技术发展时期。根据这样的分期，董先生在此书后面分章节讲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三大转变：“启蒙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心态转变，形成时期从欧美到苏联的模式转变，发展期从国防到经济的动力转变。”董先生认为，“在这些转变中，科学作为社会功能的一部分逐渐被接受并日益加重。”董先生此书，对我们理解现今中国科学，也有帮助。只不过在读的时候，正文部分颇感跳跃，56年正看着兴起（“反右”那一段读来最过瘾）就戛然而止，一下子蹦到80年代特异功能还有伪科学盛行时候了。从董先生文字里能感觉到他一直都是一个乐观的人，相信未来中国可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科学体系。

《学妖与四姨太效应》田松 刘华杰 2012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学妖与四姨太效应》是今年新出的，这本书有个副标题，“科学文化对话集”。《学妖与四姨太效应》是两位作者对于八个与科学文化相关主题的电子邮件交流结集，书名即第一篇对话的标题。“学妖”这个概念是刘华杰提出的，他在文中提到，“‘学妖’及‘四姨太效应’等，都属于科学社会学的范畴，是对中国当前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方式特点的某种概括”。“学妖是中国当前学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负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学妖的主要职责不是亲自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愿地实施，即组织同行评议。”“四姨太效应”这个概念是田松提出的，他借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四姨太假装怀孕以期冀更多怀孕机会的现象，描述“一个学术单位，虽然实力不够，但是假装够……只要获得了‘上面’的信任，就可以得到项目、工程、基地，也就是说——得到经费。在我们现在的学术机制下，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学术单位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对话集里讨论了“民间科学与类科学”、“阿米什人与传统纳西族的生存逻辑”等话题。对话集之所以看起来有趣，是因为可以看到讨论同一问题时两人的思路异同及思考问题的过程。因为八篇对话贯穿五年，又能感觉到随时间流逝作者想法的渐变。二位作者本身都是坚持做面向真实社会的学问的，此书圈子外的人读来也应该有趣。和这个对话集可一并拿来读的还有一本江晓原、刘兵的《要科学不要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本书是他们二位和科学文化有关的书评专栏结集，虽然也是对话，主题更多样了。两本小书放在一起，都是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反思。